中国自1月武汉发生疫情以来，22日封城，到3月19日清零，共计感染病例8万多人。现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范围全民动员，积极应战，3月25日，湖北除武汉外已解封，武汉4月8日解封，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发展势头。而美国在1月21日发生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到现在也是两个多月时间，确诊病例超过10万数，情况却还在持续恶化。同时欧洲各国疫情也非常严重，有些接近崩溃，个别国家还向疫情投降，直接放弃了。
对比中西方疫情变化情况，我们从文化角度来看看，因为文化的差异对中国和西方国家造成的不同影响。不一定对，大家大可一笑置之。
第一，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延伸出来就是西方个人利益至上，中国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还提倡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更能够步调一致。这就让我们在开展疫情防控的时候，能够做到克服个人困难，以大局为重，民族为重，国家为重，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停摆，基本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全民一致，全民抗疫，为中国能够在相对短时期之内控制疫情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西方不同，声音太多，各有主见，难以统一意见。由于都要相互尊重各自意见，所以一个不听一个的，我只相信我自己。这就在疫情防控时，各人五花八门的做法，为病毒传播提供了更好便利。
第二，中国人人情观念重，比较重感情，重联络。西方人感情较为冷漠，互不干涉。这让中国在发生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悲伤难过（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点帮助，“有钱帮个钱场，没钱帮个人场”，不要太冷血。这样也就出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局面（先排除政治层面的因素），友爱之手来自各方，汇聚成强大力量，相互扶持，共克时艰。所以在发生疫情之时，湖北，武汉基本没有物资短缺的情况，对湖北，武汉战胜疫情提供了积极帮助。
西方则不然，认为相互之间只有利益关系，难有感情关系，不谈感情，只讲利益。从而出现欧盟各国相互之间争抢过路的医疗物资的情况，瑞士（它不是欧盟成员）最受伤。美国各州也出现为医疗物资进行争抢的情况。
第三，表达礼节的方式不同。中国人以前表达礼节是作揖，身体不用接触。现在演变到握手，在疫情之下，不握手也很容易接受。西方人表达礼节是贴面礼和拥抱，受感染的风险更大。
第四，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的自由是在一定限制下的自由，以不妨碍其他人为前提，个人自由不能凌驾在他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西方人的自由范围较大，更接近无限自由，西方国家同时以这种理念为其标榜的价值观，深入到政治层面上，以此标示与其他模式比如中国模式的不同。所以在西方发生疫情以来，各国都没有轻易限制出行，只是提倡不要什么什么。在以自由标榜生性散漫的西方人眼里，这个提倡基本无视。所以在西方疫情发生后，西方人还是想干嘛干嘛，为疫情蔓延制造了大好机会。
第五，中国人更尊敬长辈、领导、老师和专家，天地君亲师还是很有影响的。所以疫情发生以来，领导三天两头提示，发出号令。专家经常性进行警示，讲演，每天都要提醒人们怎么洗手，怎么戴口罩，怎么隔离等。而中国人也每天听上级安排，听专家教育，以专家的要求落实防控。不像外国人，宣称人人平等，尊重事实。总统讲的也不听，专家说的也不信，还是各行其是。要真看到了，真感受到了，才知道疫情的厉害。
第六，中国从古至今，都奉行以人为本。影响到人，影响到民生的都是大事，须臾不可怠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在知道病毒会人传人后，结合武汉当时疫情情况，当机立断，立即封城，同时全民隔离，社会停运。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也不可思议的。西方推崇资本为上，以利益为本，怎么也不会让经济利益受损，而对其国内人员来说，只有各安天命了。
第七，我们有社区大妈的热心关怀。中国大妈是全世界出名的。她们在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也不忘发挥夕阳红的余热。这种热，有时候是你想象不到的招架不住。从社区管理，到客串红娘，从嘘寒问暖，到家长里短，凡是和居委会打过交道的，应该都有深刻印象。热的时候，能让你顽铁融化，钢绕指柔。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把守社区大门，避免人员上街，减少感染风险，大妈功不可没。西方就没有我们热心大妈的这一层防线了。
比较中西方文化在疫情当中的影响，不是为了说明谁优谁劣，只是为了表达在一定环境下，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对事物产生的方式和反映不同，从而能够在文化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采取更好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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