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 | 金代的长白山封祀——兼论金朝山川祭祀体系的二元特征
金代曾于世宗朝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章宗明昌中又晋封为“开天弘圣帝”，且泰和二年还有一次报谢长白山之举。本文通过辨析相关文献记载，梳理两次封册及报谢始末，重点论证其中所涉地理问题，指出长白山神庙当属咸平府管辖，封册使臣及赵秉文报谢皆由咸平道直达长白山，《金史·礼志》所谓大定十五年册礼使副“诣会宁府”之说，不足信。金朝之所以封祀长白山，是因为它在金人心目中具有女真兴王之地、混同江发源地和象征金德三重意象，地位尊崇。以长白山为代表的女真山川神祇与源自中原汉制的岳镇海渎共同构成了金朝的山川祭祀体系。后者展现了金朝的汉化倾向及通过五岳祭祀宣示国家正统的政治诉求，前者则体现出金朝统治者保存、弘扬女真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努力。两者相互交融共生，形成金朝礼制的二元并重格局。
关键词：金代 长白山 山川祭祀 汉文化 女真文化
作者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2。
长白山是女真人尊崇的一座神山，在中国历史上，女真及其后裔满族先后建立的金朝和清朝皆曾册封长白山神，并每岁按时祭祀。其中，关于清代满族与长白山的历史渊源和崇祀礼俗，已有专门研究， 而金代对长白山的封祀情况，仅有学者在梳理历代长白山崇拜或追溯满族长白山祭祀源起时做过一些基本介绍， 此外，徐洁研究金代祭礼，对长白山封册亦有所论述。近年，经考古工作者踏查发掘，证实位于今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丘陵南坡上的宝马城遗址，就是金代所建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中有一些报道性的文章见诸报端，其中也略言及金代封祀长白山的历史。不过总的来看，已有论著主要根据《金史》和《大金集礼》的记载略加铺叙，未对史料进行深入解读辨析，其实围绕金代的长白山封祀有不少问题值得展开讨论，本文拟对此做一专题考察。
一、世宗朝册封长白山及咸平路辖境问题
金代先后共有两次册封长白山之举，第一次在世宗朝。《金史·礼志》称大定十二年（1172），“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即其山北地建庙宇”。即谓是年因有司建言，世宗遂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见于金代礼制文献汇编《大金集礼》（以下简称《集礼》）：
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检讨到长白山建庙典故下项，勅旨准奉行。《尚书·舜典》“封十有二山”，注谓“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为其镇”。《通典》载唐天宝八载，“封太白山为应神公（按当作神应公），其九州镇山除入诸岳外，并宜封公”。又《通典》秦有名山大川祠，汉修山川群祀，唐宋岳镇海渎及名山皆有庙。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拟别议封爵，仍修建庙宇。
十二月一日，礼部、太常寺、学士院检定到爵号名称，及差官相视到建庙地步下项，奏奉勅旨封王，仍以兴国灵应为名。唐天宝八载，封太白山为神应公，并九州镇山除入诸岳外，并封公。唐清泰初，封吴山为灵应王。宋元丰七年，封吴山为成德王。拟具到爵号名称王公，开祥应德、兴国灵应、开圣永宁。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可以兴建庙宇。
由上可知，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有司查阅检讨历代有关长白山建庙及其他山川祠祀的典故，建议“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拟别议封爵，仍修建庙宇”，得世宗勅旨批准，《金史·礼志》所谓“有司言”云云即源于此。这里涉及的“有司”当指礼部、太常寺、学士院三个机构，经过大半年的筹划，检寻唐宋册封诸山之旧例，并派人赴长白山实地踏勘地形，选择建庙地点，拟具封长白山爵号为“王”或“公”，“名称”则有“开祥应德”“兴国灵应”“开圣永宁”三者备选，神庙选址在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处。至十二月一日，世宗最终勅旨酌定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同意有司提出的建庙方案。十四年六月，长白山神庙即告落成， 同时命“锡遣千户”内专差两户负责看护庙宇，可免除杂役。
大定十五年正月初九日，“敕旨长白山兴国灵应王，仰每岁两次降香，比准唐开元间霍山祠庙春秋二仲月致祭典礼”， 即仿唐代霍山祭祀之礼， 确定长白山每岁于春秋二仲月降香致祭的典祀制度。随后，金廷即着手准备遣使赴长白山举行封册大礼。三月二十三日，有司“奏禀封册仪物、册祝文，并合差使副、选定月日、行礼节次、春秋降香等事”，世宗皆从之。《集礼》详细记载了此次封册所用仪物、使节仪仗、册礼流程以及册文、祝文，其中明言“奉册使副各一员，五品、六品内奏差”，下有小注谓“宣判张国基充副使起马前去，咸平府少尹娄室充使”， 也就是由咸平府少尹完颜娄室充封册正使，宣徽判官张国基为副使， 册礼日期“用八月二十日戊辰，如有妨碍，用二十四壬申日”。金人王寂尝撰有一首律诗，题作《张子固奉命封册长白山回以诗送之》，诗云：“劳生汩没海浮粟，薄宦飘零风转蓬。我昔按囚之汶上，君今持节出辽东。分携遽尔阅三岁，相对索然成两翁。徤羡归鞍趁重九，黄花手撚寿杯中。” 据王寂自述，大定十五年，他被遣往白霫审理寃狱， 此即“我昔按囚之汶上”句之所谓。由此可知，“君今持节出辽东”指的就是大定十五年这次册封长白山，“张子固”当即封册副使张国基。盖此人名国基，字子固，在册礼结束后的归程中，九月初九日重阳佳节好友王寂作诗相送，这可为此次长白山封册之行增添一些细节记录。
在有关这次册封长白山的文献记载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理问题，未曾有人注意。《金史·礼志》记载大定十五年封册长白山之仪节，应当是据《集礼》节略而来的， 不过其中提到“遣使副各一员，诣会宁府”， 但检《集礼》，此次册封并无前往金上京会宁府的行程，那么《礼志》此言究竟有何依据，是否可信呢？这需要对长白山神庙所在地的隶属问题加以分析。
细检《集礼》所记册封仪轨，多次提到“本处差官”和“本处官属”，即册礼仪式中的辅助人员多由本地所属府衙派人充任，且长白山常规祭祀亦“委本属长贰官致祭”， 可见长白山的封册、典祀皆突出属地原则。此次册封长白山命咸平府少尹完颜娄室为正使，应当就是委任当地长官负责操办具体的封册事务，而宣徽判官张国基则由中央朝廷派出，担任副使，大概是先“起马前去”咸平府与完颜娄室会合，再共赴长白山举行册礼。关于封册使副的身份代表，可以举一旁证。大定二十一年，世宗封金朝皇陵所在大房山神为保陵公，二十八年“行封典礼”，其“使副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委派“涿州刺史高季孙充册使，修撰赵摅充副使”。按房山属涿州奉先县， 知涿州刺史高季孙正是作为地方长官任正使，翰林修撰赵摅代表中央朝廷为其副，与册封长白山的使副身份相同。由此看来，既然以咸平府少尹为长白山册使，说明长白山神庙所在地当属咸平府管辖，而与会宁府无涉。
若考索金代咸平路的辖境范围，可进一步弄清咸平府与长白山之间的隶属关系。据《金史·地理志》，咸平府系一总管府，自领一路为咸平路（亦称咸平府路），下辖一刺史郡韩州，此外，懿州也曾隶属于咸平府，但至章宗泰和末改属北京路。关于咸平府、韩州、懿州及其属县的地理位置，前辈历史地理学者已有明确的考证结论， 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简称“谭图”）即据以定点制图。不过，谭图以泰和八年（1208）为断限，却仍将懿州纳入咸平路中，后余蔚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重新绘制了金代咸平路及其周边各路的政区图（简称“余图”），将懿州归入北京路。如余图所示，泰和末咸平路辖境基本仅包括咸平府、韩州及其属县范围（大约相当于今辽宁开原至吉林四平地区），但在此之前，咸平路向西还兼有懿州的狭长地带（今辽宁北部）。然而在金代东北州县设置较为稀疏，有大量女真猛安谋克、诸部族活动区及山林旷野并不隶属州县，而是由总管府路兼管。此类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难以具体落实，故今人所绘历史地图在处理这些地区的路境范围时很可能存在偏差和错误，如金代咸平路的东部辖境就有问题。《金史·阿勒根没都鲁传》谓没都鲁本为上京纳邻河人，“后徙咸平路梅黑河”。按梅黑河即今吉林梅河口市（原为海龙县）的梅河， 当无疑问，金代属咸平路，但谭图和余图所绘咸平路境却均未包括，可见其并不准确。
实际上，金代咸平路的实际辖境远大于咸平府、韩州、懿州之地，今可据史料大致推测其范围。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这里提到的“咸平铜善馆”应当在金东京辽阳府东南“近海之地”， 尚书省奏请在此置仓贮粟，通过海运救济山东、河北之荒歉。尽管此咸平路之“铜善馆”的具体位置暂不可考，但根据地理形势推断，它很可能是在鸭绿江下游流域，这样才能利用鸭绿江水道入海以通漕运，这也应是咸平路之南界。
而金代咸平路的东界，当直抵长白山，上文所论大定十五年长白山封册以咸平府少尹为正使，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还可证之舆图，明代罗洪先以元人朱思本编绘《舆地图》为蓝本，吸收了一些明代地图，采用计里画方之法改绘而成《广舆图》二卷，它保存了朱思本《舆地图》的大量地理信息，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广舆图》中收录有一幅《朔漠图》，描绘辽金元时期北部朔漠之概况，基本沿袭朱思本《舆地图》之旧，对于研究辽金地理颇有参考价值。该图右下部标注有“金上京会宁府”“咸平”“韩州”等金代地名，群山中部以水波纹画出一片水域，松花江、混同江、寨龙江皆从此发源，当即长白山主峰天池，但“长白山”一名却未标注于此，而是记于临近韩州的山峰，显然与实际地理相背离。不过，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朱思本绘图时参考过一些辽金文献和地图，可能有所依据，它表示出长白山与咸平路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而与上京会宁府相去甚远，如此或可印证长白山当在金代咸平路范围之内。另需补充说明的是，长白山“横亘千里”， 不见得整个山脉都属于咸平路。从文献记载来看，长白山山脉位于咸平路、上京路和曷懒路交界之地，其隶属状况大致是：整个长白山东麓皆属曷懒路；长白山西麓北段归上京路，故《金史·地理志》称会宁府有长白山；而西麓南段为咸平路辖境，此即金长白山祭祀神庙所在的长白山主峰“山北地”。
综上，笔者推定，金世宗、章宗时期咸平路的实际范围应从懿州、韩州、咸平府向东延伸，南至鸭绿江下游，东抵长白山西麓南段。长白山神庙所在地即属咸平路管辖，故大定十五年以咸平府少尹为封册正使，于地理无碍。且完颜娄室、张国基使副一行从咸平府出发前往长白山，本毋需绕道会宁府，可由咸平道直达（泰和二年赵秉文报谢长白山亦走此路线，详见下节）。因此，上引《金史·礼志》所谓封册使副“诣会宁府”，恐怕是不可信的。按《金史·礼志》乃是元末史官主要依据金朝礼典《集礼》《续集礼》编撰而成（说详下文），或许此卷纂修史臣不谙金代东北地理，想当然地认为前往长白山需经会宁府，遂画蛇添足；抑或元朝史臣根据其他金人赴长白山时先绕道会宁府处理事务的相关记载，而将“诣会宁府”句阑入大定十五年这次长白山册封事中，以致与实际情况相冲突。
二、章宗朝的长白山封册与报谢
金代第二次册封长白山是在章宗朝。《金史·章宗纪》明昌四年十二月甲寅，“册长白山之神为开天弘圣帝”。知章宗将长白山神的封号由之前的“兴国灵应王”升格为“开天弘圣帝”，进一步提高了长白山的地位。此事亦见于《礼志》：“明昌四年十月，备衮冕、玉册、仪物，上御大安殿，用黄麾立杖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复册为开天弘圣帝。” 此处记事稍详，但系月与本纪不合。按《集礼》原名《国朝集礼》，编成于大定末，所载礼制截止至世宗朝，后金末又纂修《国朝续集礼》（今已佚），记述世宗以后的礼制沿革，这两部《集礼》就是元修《金史·礼志》的主要史源。上引《礼志》明昌四年的这条记载当源出《续集礼》，其文字内容肯定经过了元朝史官的删节改编，其谓“十月，备衮冕、玉册、仪物”大概是说在举行册礼之前议定仪轨、备置仪物的情况，而正式的册封仪式恐怕应在十二月，《章宗纪》所记年月及日干支明确，当可信从。元人编纂《礼志》于此节略不当，以致史事混淆，系月有误。不过，它仍给我们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历史信息，“上御大安殿，用黄麾立杖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可知此次封册在宫城大安殿举行了相当隆重的册典仪式，章宗皇帝亲临行礼致祭，并使用天子仪卫， 级别很高，这是上一次世宗大定十五年封册长白山未曾享有的殊礼。
在金中都举行册封仪式之后，章宗应当也派遣了封册使副前往长白山再行册礼，进献玉册等仪物。今在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块刻有“癸丑”文字的玉册残片， 明昌四年干支正为癸丑，说明它定为此次封册所撰册文的内容，这是金代在长白山神庙第二次举行册礼的实物见证，弥足珍贵。由于文献散佚，关于此次册封及其遣使的具体情况已不知其详，不过稍感幸运的是，在《金史》中留下了有关册文作者的记载。《王庭筠传》谓明昌五年八月，“上顾谓宰执曰：‘应奉王庭筠，朕欲以诏诰委之，其人才亦岂易得。近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 这里提到的“长白山册文”当即指明昌四年十二月封册长白山之文，其作者系金世宗、章宗之际的文坛领袖党怀英， 有趣的是，册文虽出此大家手笔，但章宗似乎并不满意，嫌其不够工雅，这或与章宗个人的文风喜好有关， 惜此篇册文今已失传，无从评判。
在章宗朝，除明昌四年这次加册长白山外，还有一次报谢之行。《章宗纪》载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丁卯（二十七日），“遣使报谢于长白山”。关于此次报谢的缘起，本纪并未交代，日本学者村田治郎认为因是年冬季无雪，故遣使报谢，且推断金代以长白山为司雪之神。按此说纯属猜测，不足信，这次报谢长白山其实另有原因。据《章宗纪》，泰和二年有多次遣使报谢之举，如十月戊寅，“报谢于太庙及山陵”；十一月甲子，“遣使报谢于太清宫”；十二月庚辰，“报谢于高禖”；闰十二月辛酉，“遣使报谢于北岳”。《金史·后妃传》道出了其中原委：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诏平章政事徒单镒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既弥月，诏赐名，封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十二月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
章宗此前曾有五位皇子，但都出生后不久即夭折， 故至泰和年间仍无子嗣继承皇位，这是章宗最为焦虑的一件大事。泰和二年八月，第六位皇子忒邻诞生，章宗如释重负，特赐以世宗初封的葛王之号，并遣使报谢祖宗、宫观及各路神灵之庇佑，《后妃传》提及报谢太庙、大房山皇陵及太清宫，与本纪相合。此外，《章宗纪》还记有报谢高禖和北岳。高禖是主生育之神，“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书省臣奏行高禖之祀”；除北岳外，章宗又命完颜襄报谢中岳， 东岳也差人降香致祭， 由此看来当时五岳应皆有遣使报谢之命。在了解了这一背景之后，我们便可知晓闰十二月遣使报谢于长白山神，其起因也是皇子忒邻降生。不过，尽管章宗广肆报谢、祈福，仍然无法使这位幼子免于夭折的厄运，次年五月即未足岁而卒。
泰和二年这次报谢长白山，其使团成员可考者有太一道清虚大师侯元仙， 此外，还有金后期的文学名家赵秉文。稍早前是年十月，章宗令尚书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赵秉文即已参与其中，作有《命奏告山陵》诗四首，其一谓“祇命款园陵，俶装事行役”， 可为明证。随后闰十二月末，赵秉文又有报谢长白山之行，一路往返途中撰有《仿太白登览》《海月》《松糕》《闾山悬岩寺观宇文公、吴东山题名》《咸平道》《庆云道》《桃花岛寄王伯直》《连雪潮退》《游箭山》《连云岛望海》《北都雪望》《北都小雪》《东京见梅》《渔阳道中》《辽东》等许多诗篇， 多年之后又有追忆感怀诗作《长白山行》。这里有一疑问需要解释，据《金史·赵秉文传》，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宁边州在金西京路，若十月赵秉文已赴外任，则不当再由中央朝廷遣往长白山报谢。按《金史》赵秉文本传的史源为元好问所撰《闲闲公墓铭》，其原始记载为：“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考满，留再任。卫绍王大安初，北兵入边，召公与待制赵资道论边备。……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 可知赵秉文实际于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十月方出为宁边州刺史，《金史》本传删略不当，将此事连于泰和二年记事后，遂滋误解，赵秉文当是以翰林修撰的身份先后参与了报谢山陵和长白山的行程。由于章宗诏令遣使报谢长白山已在年关岁杪，所以报谢使团正式出行应已在泰和三年正月。根据赵秉文诗作提供的地理信息，可大致勾勒出其行程路线：从金中都大兴府出发，走蓟州渔阳道， 穿越辽西走廊，经广宁府， 二月至东京辽阳府， 再北上经庆云县，抵达咸平府， 然后再折向东前往长白山。赵秉文此行未去会宁府，这也可以印证上文有关长白山神庙所在地当属咸平路辖境的论断。
三、金人的长白山意象
金世宗、章宗朝先后两次册封长白山，史无前例地赐以帝王之号，以示尊崇。那么，长白山对于金代女真人而言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呢？据笔者考察，长白山在金人心目中主要有以下三重意象。
第一，女真兴王之地。上文提到，大定十二年有司奏请应尊奉长白山、封爵建庙，其理由就是“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十五年五月，有司在讨论长白山常祀规制时，又言：“长白山系兴王之地，如每岁两次降香，严奉祭祀，可以副国家尊崇名山之意。” 其后举行的册礼祝文也有“盖以发祥灵源，作镇东土”之语。这已十分直白地说明金朝尊崇长白山的首要原因是，长白山为女真金国的发祥之地。这种观念在金元时期人们的脑海中可谓根深蒂固。如赵秉文《谒北岳》诗称“巫闾归帝制，长白发金源”， 其所撰《广平郡王完颜公碑》也说“维长白山，肇发金源”；元朝史官纂修《金史·高丽传》谓“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可见时人对长白山为女真兴王之地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一说法有无历史依据？女真是自唐末五代逐渐兴起的一个东北族群。在公元10—11世纪，女真人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其中确有一支居于长白山、鸭绿江源地区，其内部共有三十部族，这在北宋、辽朝和高丽三方文献中都有所记载。但后来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颜部并不出自长白山女真，而是来自北方的按出浒水（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阿什河），其地后建为金上京会宁府， 与长白山相去甚远。有记载表明，完颜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昭祖石鲁尝“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首次征服了长白山女真，至其子“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 始建立起以完颜部为核心兼统长白山等多地部族的女真族群共同体，以致最终建国灭辽。在整个女真崛兴的过程中，长白山女真并非主角，而完颜部又与长白山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么金人为何会产生“长白山系兴王之地”的观念呢？按长白山是东北地区最具标志性的大山，历代东北民族如肃慎、勿吉、靺鞨等均对其十分敬畏，流行长白山崇拜之俗， 女真人也不例外。据笔者推测，完颜氏统一女真诸部后，为整合女真族群，凝聚共同记忆，强化民族认同，盖因东北民族普遍崇敬长白山，且长白山女真在辽代是一支比较活跃的政治势力，遂将长白山尊奉为女真族发源的圣山，金朝建立后又追认为国家兴王之地，于是便构建出了女真人的长白山信仰。
第二，混同江发源之地。混同江即今松花江，在金元时期也称黑龙江，发源于长白山主峰天池（其上游河段即今第二松花江，金代又称宋瓦江）， 它是东北地区的一条大江，金人所谓“白山黑水”，指的就是长白山和混同江。相传女真起兵反辽之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征黄龙府，“次混同江，无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马径涉，曰：‘视吾鞭所指而行。’诸军随之，水及马腹。后使舟人测其渡处，深不得其底”。于是金人以此为河神助佑女真的神迹，熙宗天眷年间改黄龙府为济州利涉军，就是由于太祖涉济渡江的故事而得名。因此，混同江对女真人来说也很重要，而长白山正是混同江发源之地，这为金人的长白山崇拜又增添了一重神圣意味。大定十五年的长白山册文中便有“混同流光，源所从出”之语。二十五年，金朝又册封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致祭如长白山仪”， 且册文专门说道：“矧兹江源出于长白，经营帝乡，实相兴运。”
第三，象征金德。自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均热衷于按照五德终始说推定本朝德运以阐释其政权合法性，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直至宋代以后才趋于消亡。金朝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王朝，因太祖完颜阿骨打定国号为金，大概从海陵末或世宗初开始，金朝定德运为金德，色尚白。而长白山相传其中物产“自生而白”， 正与金德相应合，所以女真兴王之地长白山便又成为金朝奉行金德的象征。大定十五年，长白山册文即有“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之语。不过，后至章宗朝，有人指出金德说在历代王朝五德终始体系中的缺陷，于是重新讨论金朝德运问题，最终于泰和二年更定德运为土德。但此后长白山象征金德之说依然有较广泛的影响，后来宣宗朝再议德运，主张金德者仍以此为证据之一。譬如吏部侍郎张行信列举数条“暗相符应运之为金”的例证，其中就说到“气王于长白，祚衍于金源”；翰林应奉兼编修抹撚兀典等人亦持金德说，称“长白山素系国家福幸之地，且白者既为金色，而太祖国号为金，其与天之符瑞灼然协矣”。由此可见，长白山的金德意象在金人中始终有着广泛的认同。
正是由于以上三重因素，确立了长白山在金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故金朝特加册封，严奉祭祀，“以副国家尊崇名山之意”，便可得到顺畅的解释。
四、金朝山川祭祀体系的二元特征
金朝大规模的礼制建设始于世宗在位时期，至章宗朝臻于完善， 形成了一套兼容中原王朝汉式传统和女真民族本俗的礼仪制度。其中，国家山川祭祀体系就呈现出源自中原传统的岳镇海渎与具有女真特色的山川神祇相结合的特点， 两者相行不悖，各有其政治功用。在讨论金代长白山封祀的政治意义时，亦需对金朝祭祀岳镇海渎的情况加以概述，并进行比较研究。
金代的山川祭祀制度是在世宗朝逐渐建立起来的，首先确立的就是岳镇海渎的常祀之制。大定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有司奉世宗勅旨“五岳四渎等每岁行礼，合行讲究”，遂广泛参阅唐《开元礼》《通典》及北宋《开宝礼》《政和五礼新仪》等礼典文献，拟定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详细致祭礼数，获得批准，定于次年开始实行。其大略为：“诏依典礼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立春，祭东岳于泰安州、东镇于益都府、东海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岳衡山、南镇会稽山于河南府，南海、南渎大江于莱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岳于河南府、中镇霍山于平阳府。立秋，祭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望祭西海、西渎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岳恒山于定州、北镇医巫闾山于广宁府，望祭北海、北渎大济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 关于当时所赐岳镇海渎之封爵名号，见于《集礼》所载大定五年首次祭礼祝文， 可参见表1。其中，五岳，唐代封王，北宋封帝，金世宗时袭用宋号；五镇、四渎，唐代封公，北宋封王，四海唐宋虽皆封王，但北宋王号增加至五字，此三者金世宗时采用的都是唐号。至章宗明昌年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成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淮为长源王，江为会源王，河为显圣灵源王，济为清源王”。如此一来则金章宗时的岳镇海渎封爵均与北宋相同。
按岳、镇、海、渎之名虽早已见于先秦经典，但它们作为国家祭祀的对象则始于西汉确立的五岳四渎之常祀，直至隋唐时期才建立起岳镇海渎的完整祭祀体系。岳镇海渎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名山大川，更是重要的政治符号，尤其是五岳代表五方，是帝国疆土的地理标识和大一统王朝的象征，与国家正统息息相关。唐宋王朝祭祀岳镇海渎，有着明确的昭示大一统的政治意味。金朝世宗皇帝即位后，延续此前熙宗、海陵王时期的改革道路，致力于学习中原汉文化来完善国家体制。在礼制方面，世宗前期即按照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标准开展礼乐制度建设，所以承袭了唐宋对岳镇海渎的祭祀，反映出此时金朝以唐、北宋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尽管它实际只占据中原半壁，南岳、南镇、南海、南渎等皆不在其境内，但仍需在形式上追求岳镇海渎的完整性，故“其在他界者”则采用遥祀望祭的办法加以弥补。
金人通过祭祀五岳表达国家的正统诉求，这在时人撰写的重修五岳庙碑刻中表露无遗。“大定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修盖东岳庙告成，奏奉敕旨，令翰林侍讲学士杨伯仁撰碑文。十月九日，又以中岳、西岳、北岳重修庙宇工毕，命待制黄久约、修撰赵摅、应奉党怀英定撰各庙碑文。” 其中，杨伯仁撰《大金重修东岳庙碑》云：“昔我始祖景元皇帝，肇基王迹，遂荒大东。迄我太祖，仁兵一举，爰革辽命。及我太宗，继伐徂□，奄定华夏。我主上亦繇东都□纂大统，绍开中兴，皆符帝出乎震之义也。” 作者追述女真开国、灭辽翦宋、奄有华夏之伟业，又称颂世宗中兴，并引魏晋南北朝时期“帝出乎震（指东方）”的谶语以为符应，显然旨在说明金朝得国之正。又黄久约撰《大金重修中岳庙碑》谓“皇朝混一区夏，方隅底宁”， 俨然将金国说成了一个大一统王朝，其政治用意彰明较著。甚至当时还有人提出要改五岳之名。大定七年，范拱“除太常卿。议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寺僚取《崧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按照古人的理想设计，王朝都城应在五岳区域之中，通行的五岳适用于以长安、汴、洛为都，而如今金朝都燕，所以有人提出“别议五岳名”，并引西周初年都于酆镐，尝权立吴岳为西岳以为据。但范拱不以为然，指出历代帝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吴岳之例并非常法，此事遂寝。那些主张改五岳名者的理由其实是“据己所都，以定方岳”， 这也是五岳反映国家正统的另一种表现。
金朝效仿中原大一统王朝封祀岳镇海渎，其背后隐含的政治目的是表示金朝的正统性地位，从而否定南宋的政治法统，这对于金宋南北对峙格局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层面，则表现为金朝的一种汉文化取向。不过，金世宗是一位民族意识很强的皇帝，他在推行汉化改革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保存女真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因此当金朝国家体制建设基本完备之后，大约从世宗在位中期开始，其文化政策发生明显转变，旨在扭转女真人的汉化潮流，努力保持女真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章宗即位后，亦继承世宗的文化政策，大力振兴女真文化，强化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在礼制方面，表现为对女真民族文化和礼仪的强调、宣扬。大定十二年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即是强化女真民族意识的重要举措。此后，二十一年，敕封金朝诸帝陵寝所在的大房山神为保陵公。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金上京护国林神为护国嘉荫侯。明昌四年，封章宗出生地麻达葛山神为瑞圣公。六年，又册封金太祖伐辽时曾经驻跸的旺国崖（世宗朝更名静宁山）神为镇安公。以上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山林，金朝同样加以册封祭祀。此外，还有拜天礼、拜日礼、女真拜仪等传统旧俗也相继予以恢复和提倡。
从世宗、章宗文化政策的转变可以看出，金朝虽采行汉文化以完善国家体制，但金代鼎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仍然保守着女真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封祀长白山就是金朝尊崇女真文化传统、强化女真历史记忆的重要标志。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此举的实际效果。大定十七年五月，尚书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直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厘正。”“诏从之”。意思是说，居于咸平府路的移典部人自称原为长白山北段东麓地区的星显、禅春河女真人， 辽代被迫迁徙于此（辽为咸州），附于契丹籍，金初曾响应阿骨打起兵反辽，但仍为移典部，现在他们要求恢复其原本的女真人身份，回归已属曷懒路的星显、禅春河故地。此事发生于世宗封册长白山之后，移典部人应当就是受其感召而主动提出恢复女真族属的，由此可见长白山封祀对唤醒历史记忆、凝聚女真族群的政治作用和实际影响。
金人祭祀长白山等具有女真特色的山川神祇，构成了金朝山川祭祀体系中的女真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与岳镇海渎汉式祀礼相并行的二元格局。那么，在这个二元体系中，长白山较之岳镇海渎，其地位有无高下之别呢？就封爵而言，大定十二年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而同时期的五岳皆封为帝，四海为王，五镇、四渎为公，如此看来长白山的封爵级别低于五岳。世宗朝的“方丘仪”排列诸山川神祇的顺序为“东岳、长白山、东镇、东海、东渎”， 可知此时长白山在山川祭祀体系中位于五岳之下、镇海渎之上。然而至明昌四年，章宗加册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不仅将其爵位由“王”提升为“帝”，而且其封号同于五岳“某某某圣帝”的命名形式，显然是将长白山升格为与五岳同尊的地位。不过，若就祭祀规格而论，大定十五年议定长白山祭祀“如今祭岳镇之仪”， 如请御封香、祝版御署等环节均与五岳相同；唯在每岁祭祀次数上，长白山为春秋二仲月两次致祭，而五岳则各于五郊迎气日致祭一次，从这一点上来说，长白山的祭祀规格又稍高于五岳，确有“以副国家尊崇名山之意”。
总而言之，长白山与五岳分别代表了金代山川祭祀体系中的女真与汉制两种传统，两者地位大体处于均衡并重的状态，折射出金中期世宗、章宗实行的汉文化与女真文化双重本位政策。不过，长白山封祀所用礼仪完全采用汉制，又体现出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相杂糅的特点。实际上，在金代，汉文化与女真文化这二元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交融共生、相互吸收、渐趋同化，恐怕才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文通过仔细辨析相关文献记载，梳理出金世宗、章宗朝两次册封长白山及赵秉文报谢之始末，重点论证了咸平路辖境及金人出使长白山的道路行程问题，并揭示出长白山在金人心目中的三重意象。同时，将金朝山川祭祀体系中以长白山为代表的女真神祇与源自中原汉制的岳镇海渎进行比较研究，考察金代礼制中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二元特征。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今考古发现之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历史价值。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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