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 | 金代的長白山封祀——兼論金朝山川祭祀體系的二元特徵
金代曾於世宗朝冊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章宗明昌中又晉封為“開天弘聖帝”，且泰和二年還有一次報謝長白山之舉。本文通過辨析相關文獻記載，梳理兩次封冊及報謝始末，重點論證其中所涉地理問題，指出長白山神廟當屬鹹平府管轄，封冊使臣及趙秉文報謝皆由鹹平道直達長白山，《金史·禮志》所謂大定十五年冊禮使副“詣會寧府”之說，不足信。金朝之所以封祀長白山，是因為它在金人心目中具有女真興王之地、混同江發源地和象徵金德三重意象，地位尊崇。以長白山為代表的女真山川神祇與源自中原漢制的嶽鎮海瀆共同構成了金朝的山川祭祀體系。後者展現了金朝的漢化傾向及通過五嶽祭祀宣示國家正統的政治訴求，前者則體現出金朝統治者保存、弘揚女真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努力。兩者相互交融共生，形成金朝禮制的二元並重格局。
關鍵詞：金代 長白山 山川祭祀 漢文化 女真文化
作者邱靖嘉，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郵編100872。
長白山是女真人尊崇的一座神山，在中國歷史上，女真及其後裔滿族先後建立的金朝和清朝皆曾冊封長白山神，並每歲按時祭祀。其中，關於清代滿族與長白山的歷史淵源和崇祀禮俗，已有專門研究， 而金代對長白山的封祀情況，僅有學者在梳理歷代長白山崇拜或追溯滿族長白山祭祀源起時做過一些基本介紹， 此外，徐潔研究金代祭禮，對長白山封冊亦有所論述。近年，經考古工作者踏查發掘，證實位於今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西北4公里處丘陵南坡上的寶馬城遺址，就是金代所建祭祀長白山的神廟遺址，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被評為“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發掘過程中有一些報道性的文章見諸報端，其中也略言及金代封祀長白山的歷史。不過總的來看，已有論著主要根據《金史》和《大金集禮》的記載略加鋪敘，未對史料進行深入解讀辨析，其實圍繞金代的長白山封祀有不少問題值得展開討論，本文擬對此做一專題考察。
一、世宗朝冊封長白山及鹹平路轄境問題
金代先後共有兩次冊封長白山之舉，第一次在世宗朝。《金史·禮志》稱大定十二年（1172），“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議封爵，建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學士院奏奉敕旨封興國靈應王，即其山北地建廟宇”。即謂是年因有司建言，世宗遂冊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關於此事的詳細記載見於金代禮制文獻彙編《大金集禮》（以下簡稱《集禮》）：
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檢討到長白山建廟典故下項，勅旨準奉行。《尚書·舜典》“封十有二山”，注謂“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鎮”。《通典》載唐天寶八載，“封太白山為應神公（按當作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公”。又《通典》秦有名山大川祠，漢修山川群祀，唐宋嶽鎮海瀆及名山皆有廟。今來長白山在興王之地，比之輕餘諸州鎮山，更合尊崇，擬別議封爵，仍修建廟宇。
十二月一日，禮部、太常寺、學士院檢定到爵號名稱，及差官相視到建廟地步下項，奏奉勅旨封王，仍以興國靈應為名。唐天寶八載，封太白山為神應公，並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封公。唐清泰初，封吳山為靈應王。宋元豐七年，封吳山為成德王。擬具到爵號名稱王公，開祥應德、興國靈應、開聖永寧。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可以興建廟宇。
由上可知，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有司查閱檢討歷代有關長白山建廟及其他山川祠祀的典故，建議“今來長白山在興王之地，比之輕餘諸州鎮山，更合尊崇，擬別議封爵，仍修建廟宇”，得世宗勅旨批准，《金史·禮志》所謂“有司言”云云即源於此。這裡涉及的“有司”當指禮部、太常寺、學士院三個機構，經過大半年的籌劃，檢尋唐宋冊封諸山之舊例，並派人赴長白山實地踏勘地形，選擇建廟地點，擬具封長白山爵號為“王”或“公”，“名稱”則有“開祥應德”“興國靈應”“開聖永寧”三者備選，神廟選址在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處。至十二月一日，世宗最終勅旨酌定冊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並同意有司提出的建廟方案。十四年六月，長白山神廟即告落成， 同時命“錫遣千戶”內專差兩戶負責看護廟宇，可免除雜役。
大定十五年正月初九日，“敕旨長白山興國靈應王，仰每歲兩次降香，比準唐開元間霍山祠廟春秋二仲月致祭典禮”， 即仿唐代霍山祭祀之禮， 確定長白山每歲於春秋二仲月降香致祭的典祀制度。隨後，金廷即著手準備遣使赴長白山舉行封冊大禮。三月二十三日，有司“奏稟封冊儀物、冊祝文，併合差使副、選定月日、行禮節次、春秋降香等事”，世宗皆從之。《集禮》詳細記載了此次封冊所用儀物、使節儀仗、冊禮流程以及冊文、祝文，其中明言“奉冊使副各一員，五品、六品內奏差”，下有小注謂“宣判張國基充副使起馬前去，鹹平府少尹婁室充使”， 也就是由鹹平府少尹完顏婁室充封冊正使，宣徽判官張國基為副使， 冊禮日期“用八月二十日戊辰，如有妨礙，用二十四壬申日”。金人王寂嘗撰有一首律詩，題作《張子固奉命封冊長白山回以詩送之》，詩云：“勞生汩沒海浮粟，薄宦飄零風轉蓬。我昔按囚之汶上，君今持節出遼東。分攜遽爾閱三歲，相對索然成兩翁。徤羨歸鞍趁重九，黃花手撚壽杯中。” 據王寂自述，大定十五年，他被遣往白霫審理寃獄， 此即“我昔按囚之汶上”句之所謂。由此可知，“君今持節出遼東”指的就是大定十五年這次冊封長白山，“張子固”當即封冊副使張國基。蓋此人名國基，字子固，在冊禮結束後的歸程中，九月初九日重陽佳節好友王寂作詩相送，這可為此次長白山封冊之行增添一些細節記錄。
在有關這次冊封長白山的文獻記載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理問題，未曾有人注意。《金史·禮志》記載大定十五年封冊長白山之儀節，應當是據《集禮》節略而來的， 不過其中提到“遣使副各一員，詣會寧府”， 但檢《集禮》，此次冊封並無前往金上京會寧府的行程，那麼《禮志》此言究竟有何依據，是否可信呢？這需要對長白山神廟所在地的隸屬問題加以分析。
細檢《集禮》所記冊封儀軌，多次提到“本處差官”和“本處官屬”，即冊禮儀式中的輔助人員多由本地所屬府衙派人充任，且長白山常規祭祀亦“委本屬長貳官致祭”， 可見長白山的封冊、典祀皆突出屬地原則。此次冊封長白山命鹹平府少尹完顏婁室為正使，應當就是委任當地長官負責操辦具體的封冊事務，而宣徽判官張國基則由中央朝廷派出，擔任副使，大概是先“起馬前去”鹹平府與完顏婁室會合，再共赴長白山舉行冊禮。關於封冊使副的身份代表，可以舉一旁證。大定二十一年，世宗封金朝皇陵所在大房山神為保陵公，二十八年“行封典禮”，其“使副持節行禮，並如冊長白山之儀”，委派“涿州刺史高季孫充冊使，修撰趙攄充副使”。按房山屬涿州奉先縣， 知涿州刺史高季孫正是作為地方長官任正使，翰林修撰趙攄代表中央朝廷為其副，與冊封長白山的使副身份相同。由此看來，既然以鹹平府少尹為長白山冊使，說明長白山神廟所在地當屬鹹平府管轄，而與會寧府無涉。
若考索金代鹹平路的轄境範圍，可進一步弄清鹹平府與長白山之間的隸屬關係。據《金史·地理志》，鹹平府系一總管府，自領一路為鹹平路（亦稱鹹平府路），下轄一刺史郡韓州，此外，懿州也曾隸屬於鹹平府，但至章宗泰和末改屬北京路。關於鹹平府、韓州、懿州及其屬縣的地理位置，前輩歷史地理學者已有明確的考證結論， 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簡稱“譚圖”）即據以定點製圖。不過，譚圖以泰和八年（1208）為斷限，卻仍將懿州納入鹹平路中，後餘蔚撰《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重新繪製了金代鹹平路及其周邊各路的政區圖（簡稱“餘圖”），將懿州歸入北京路。如餘圖所示，泰和末鹹平路轄境基本僅包括鹹平府、韓州及其屬縣範圍（大約相當於今遼寧開原至吉林四平地區），但在此之前，鹹平路向西還兼有懿州的狹長地帶（今遼寧北部）。然而在金代東北州縣設置較為稀疏，有大量女真猛安謀克、諸部族活動區及山林曠野並不隸屬州縣，而是由總管府路兼管。此類情況因缺乏文獻記載，難以具體落實，故今人所繪歷史地圖在處理這些地區的路境範圍時很可能存在偏差和錯誤，如金代鹹平路的東部轄境就有問題。《金史·阿勒根沒都魯傳》謂沒都魯本為上京納鄰河人，“後徙鹹平路梅黑河”。按梅黑河即今吉林梅河口市（原為海龍縣）的梅河， 當無疑問，金代屬鹹平路，但譚圖和餘圖所繪鹹平路境卻均未包括，可見其並不準確。
實際上，金代鹹平路的實際轄境遠大於鹹平府、韓州、懿州之地，今可據史料大致推測其範圍。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並鹹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這裡提到的“鹹平銅善館”應當在金東京遼陽府東南“近海之地”， 尚書省奏請在此置倉貯粟，通過海運救濟山東、河北之荒歉。儘管此鹹平路之“銅善館”的具體位置暫不可考，但根據地理形勢推斷，它很可能是在鴨綠江下游流域，這樣才能利用鴨綠江水道入海以通漕運，這也應是鹹平路之南界。
而金代鹹平路的東界，當直抵長白山，上文所論大定十五年長白山封冊以鹹平府少尹為正使，就很能說明問題。此外，還可證之輿圖，明代羅洪先以元人朱思本編繪《輿地圖》為藍本，吸收了一些明代地圖，採用計裡畫方之法改繪而成《廣輿圖》二卷，它保存了朱思本《輿地圖》的大量地理信息，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廣輿圖》中收錄有一幅《朔漠圖》，描繪遼金元時期北部朔漠之概況，基本沿襲朱思本《輿地圖》之舊，對於研究遼金地理頗有參考價值。該圖右下部標註有“金上京會寧府”“鹹平”“韓州”等金代地名，群山中部以水波紋畫出一片水域，松花江、混同江、寨龍江皆從此發源，當即長白山主峰天池，但“長白山”一名卻未標註於此，而是記於臨近韓州的山峰，顯然與實際地理相背離。不過，這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錯誤”，朱思本繪圖時參考過一些遼金文獻和地圖，可能有所依據，它表示出長白山與鹹平路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關聯，而與上京會寧府相去甚遠，如此或可印證長白山當在金代鹹平路範圍之內。另需補充說明的是，長白山“橫亙千里”， 不見得整個山脈都屬於鹹平路。從文獻記載來看，長白山山脈位於鹹平路、上京路和曷懶路交界之地，其隸屬狀況大致是：整個長白山東麓皆屬曷懶路；長白山西麓北段歸上京路，故《金史·地理志》稱會寧府有長白山；而西麓南段為鹹平路轄境，此即金長白山祭祀神廟所在的長白山主峰“山北地”。
綜上，筆者推定，金世宗、章宗時期鹹平路的實際範圍應從懿州、韓州、鹹平府向東延伸，南至鴨綠江下游，東抵長白山西麓南段。長白山神廟所在地即屬鹹平路管轄，故大定十五年以鹹平府少尹為封冊正使，於地理無礙。且完顏婁室、張國基使副一行從鹹平府出發前往長白山，本毋需繞道會寧府，可由鹹平道直達（泰和二年趙秉文報謝長白山亦走此路線，詳見下節）。因此，上引《金史·禮志》所謂封冊使副“詣會寧府”，恐怕是不可信的。按《金史·禮志》乃是元末史官主要依據金朝禮典《集禮》《續集禮》編撰而成（說詳下文），或許此卷纂修史臣不諳金代東北地理，想當然地認為前往長白山需經會寧府，遂畫蛇添足；抑或元朝史臣根據其他金人赴長白山時先繞道會寧府處理事務的相關記載，而將“詣會寧府”句闌入大定十五年這次長白山冊封事中，以致與實際情況相沖突。
二、章宗朝的長白山封冊與報謝
金代第二次冊封長白山是在章宗朝。《金史·章宗紀》明昌四年十二月甲寅，“冊長白山之神為開天弘聖帝”。知章宗將長白山神的封號由之前的“興國靈應王”升格為“開天弘聖帝”，進一步提高了長白山的地位。此事亦見於《禮志》：“明昌四年十月，備袞冕、玉冊、儀物，上御大安殿，用黃麾立杖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復冊為開天弘聖帝。” 此處記事稍詳，但系月與本紀不合。按《集禮》原名《國朝集禮》，編成於大定末，所載禮制截止至世宗朝，後金末又纂修《國朝續集禮》（今已佚），記述世宗以後的禮制沿革，這兩部《集禮》就是元修《金史·禮志》的主要史源。上引《禮志》明昌四年的這條記載當源出《續集禮》，其文字內容肯定經過了元朝史官的刪節改編，其謂“十月，備袞冕、玉冊、儀物”大概是說在舉行冊禮之前議定儀軌、備置儀物的情況，而正式的冊封儀式恐怕應在十二月，《章宗紀》所記年月及日干支明確，當可信從。元人編纂《禮志》於此節略不當，以致史事混淆，系月有誤。不過，它仍給我們提供了比較重要的歷史信息，“上御大安殿，用黃麾立杖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可知此次封冊在宮城大安殿舉行了相當隆重的冊典儀式，章宗皇帝親臨行禮致祭，並使用天子儀衛， 級別很高，這是上一次世宗大定十五年封冊長白山未曾享有的殊禮。
在金中都舉行冊封儀式之後，章宗應當也派遣了封冊使副前往長白山再行冊禮，進獻玉冊等儀物。今在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發掘出土了一塊刻有“癸丑”文字的玉冊殘片， 明昌四年干支正為癸丑，說明它定為此次封冊所撰冊文的內容，這是金代在長白山神廟第二次舉行冊禮的實物見證，彌足珍貴。由於文獻散佚，關於此次冊封及其遣使的具體情況已不知其詳，不過稍感幸運的是，在《金史》中留下了有關冊文作者的記載。《王庭筠傳》謂明昌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 這裡提到的“長白山冊文”當即指明昌四年十二月封冊長白山之文，其作者系金世宗、章宗之際的文壇領袖党懷英， 有趣的是，冊文雖出此大家手筆，但章宗似乎並不滿意，嫌其不夠工雅，這或與章宗個人的文風喜好有關， 惜此篇冊文今已失傳，無從評判。
在章宗朝，除明昌四年這次加冊長白山外，還有一次報謝之行。《章宗紀》載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丁卯（二十七日），“遣使報謝於長白山”。關於此次報謝的緣起，本紀並未交代，日本學者村田治郎認為因是年冬季無雪，故遣使報謝，且推斷金代以長白山為司雪之神。按此說純屬猜測，不足信，這次報謝長白山其實另有原因。據《章宗紀》，泰和二年有多次遣使報謝之舉，如十月戊寅，“報謝於太廟及山陵”；十一月甲子，“遣使報謝於太清宮”；十二月庚辰，“報謝於高禖”；閏十二月辛酉，“遣使報謝於北嶽”。《金史·后妃傳》道出了其中原委：
泰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鄰，群臣上表稱賀。……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既彌月，詔賜名，封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國號，上從之。十二月癸酉，忒鄰生滿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於玄真觀，為忒鄰祈福。
章宗此前曾有五位皇子，但都出生後不久即夭折， 故至泰和年間仍無子嗣繼承皇位，這是章宗最為焦慮的一件大事。泰和二年八月，第六位皇子忒鄰誕生，章宗如釋重負，特賜以世宗初封的葛王之號，並遣使報謝祖宗、宮觀及各路神靈之庇佑，《后妃傳》提及報謝太廟、大房山皇陵及太清宮，與本紀相合。此外，《章宗紀》還記有報謝高禖和北嶽。高禖是主生育之神，“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除北嶽外，章宗又命完顏襄報謝中嶽， 東嶽也差人降香致祭， 由此看來當時五嶽應皆有遣使報謝之命。在瞭解了這一背景之後，我們便可知曉閏十二月遣使報謝於長白山神，其起因也是皇子忒鄰降生。不過，儘管章宗廣肆報謝、祈福，仍然無法使這位幼子免於夭折的厄運，次年五月即未足歲而卒。
泰和二年這次報謝長白山，其使團成員可考者有太一道清虛大師侯元仙， 此外，還有金後期的文學名家趙秉文。稍早前是年十月，章宗令尚書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趙秉文即已參與其中，作有《命奏告山陵》詩四首，其一謂“祇命款園陵，俶裝事行役”， 可為明證。隨後閏十二月末，趙秉文又有報謝長白山之行，一路往返途中撰有《仿太白登覽》《海月》《鬆糕》《閭山懸巖寺觀宇文公、吳東山題名》《鹹平道》《慶雲道》《桃花島寄王伯直》《連雪潮退》《遊箭山》《連雲島望海》《北都雪望》《北都小雪》《東京見梅》《漁陽道中》《遼東》等許多詩篇， 多年之後又有追憶感懷詩作《長白山行》。這裡有一疑問需要解釋，據《金史·趙秉文傳》，泰和二年，“召為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寧邊州在金西京路，若十月趙秉文已赴外任，則不當再由中央朝廷遣往長白山報謝。按《金史》趙秉文本傳的史源為元好問所撰《閒閒公墓銘》，其原始記載為：“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 可知趙秉文實際於衛紹王大安元年（1209）十月方出為寧邊州刺史，《金史》本傳刪略不當，將此事連於泰和二年記事後，遂滋誤解，趙秉文當是以翰林修撰的身份先後參與了報謝山陵和長白山的行程。由於章宗詔令遣使報謝長白山已在年關歲杪，所以報謝使團正式出行應已在泰和三年正月。根據趙秉文詩作提供的地理信息，可大致勾勒出其行程路線：從金中都大興府出發，走薊州漁陽道， 穿越遼西走廊，經廣寧府， 二月至東京遼陽府， 再北上經慶雲縣，抵達鹹平府， 然後再折向東前往長白山。趙秉文此行未去會寧府，這也可以印證上文有關長白山神廟所在地當屬鹹平路轄境的論斷。
三、金人的長白山意象
金世宗、章宗朝先後兩次冊封長白山，史無前例地賜以帝王之號，以示尊崇。那麼，長白山對於金代女真人而言究竟有什麼特殊意義呢？據筆者考察，長白山在金人心目中主要有以下三重意象。
第一，女真興王之地。上文提到，大定十二年有司奏請應尊奉長白山、封爵建廟，其理由就是“今來長白山在興王之地，比之輕餘諸州鎮山，更合尊崇”。十五年五月，有司在討論長白山常祀規制時，又言：“長白山系興王之地，如每歲兩次降香，嚴奉祭祀，可以副國家尊崇名山之意。” 其後舉行的冊禮祝文也有“蓋以發祥靈源，作鎮東土”之語。這已十分直白地說明金朝尊崇長白山的首要原因是，長白山為女真金國的發祥之地。這種觀念在金元時期人們的腦海中可謂根深蒂固。如趙秉文《謁北嶽》詩稱“巫閭歸帝制，長白髮金源”， 其所撰《廣平郡王完顏公碑》也說“維長白山，肇發金源”；元朝史官纂修《金史·高麗傳》謂“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可見時人對長白山為女真興王之地的說法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這一說法有無歷史依據？女真是自唐末五代逐漸興起的一個東北族群。在公元10—11世紀，女真人的分佈範圍十分廣闊，其中確有一支居於長白山、鴨綠江源地區，其內部共有三十部族，這在北宋、遼朝和高麗三方文獻中都有所記載。但後來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顏部並不出自長白山女真，而是來自北方的按出滸水（今黑龍江哈爾濱市阿城區阿什河），其地後建為金上京會寧府， 與長白山相去甚遠。有記載表明，完顏部不斷髮展壯大，逐漸統一女真各部，昭祖石魯嘗“耀武至於青嶺、白山”，首次征服了長白山女真，至其子“景祖稍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 始建立起以完顏部為核心兼統長白山等多地部族的女真族群共同體，以致最終建國滅遼。在整個女真崛興的過程中，長白山女真並非主角，而完顏部又與長白山之間沒有什麼直接聯繫，那麼金人為何會產生“長白山系興王之地”的觀念呢？按長白山是東北地區最具標誌性的大山，歷代東北民族如肅慎、勿吉、靺鞨等均對其十分敬畏，流行長白山崇拜之俗， 女真人也不例外。據筆者推測，完顏氏統一女真諸部後，為整合女真族群，凝聚共同記憶，強化民族認同，蓋因東北民族普遍崇敬長白山，且長白山女真在遼代是一支比較活躍的政治勢力，遂將長白山尊奉為女真族發源的聖山，金朝建立後又追認為國家興王之地，於是便構建出了女真人的長白山信仰。
第二，混同江發源之地。混同江即今松花江，在金元時期也稱黑龍江，發源於長白山主峰天池（其上游河段即今第二松花江，金代又稱宋瓦江）， 它是東北地區的一條大江，金人所謂“白山黑水”，指的就是長白山和混同江。相傳女真起兵反遼之初，金太祖完顏阿骨打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於是金人以此為河神助佑女真的神蹟，熙宗天眷年間改黃龍府為濟州利涉軍，就是由於太祖涉濟渡江的故事而得名。因此，混同江對女真人來說也很重要，而長白山正是混同江發源之地，這為金人的長白山崇拜又增添了一重神聖意味。大定十五年的長白山冊文中便有“混同流光，源所從出”之語。二十五年，金朝又冊封混同江神為“興國應聖公”，“致祭如長白山儀”， 且冊文專門說道：“矧茲江源出於長白，經營帝鄉，實相興運。”
第三，象徵金德。自秦漢以後，歷代王朝均熱衷於按照五德終始說推定本朝德運以闡釋其政權合法性，這種傳統政治文化直至宋代以後才趨於消亡。金朝是最後一個試圖通過“五運”說以尋求其政權合法性和正統性的王朝，因太祖完顏阿骨打定國號為金，大概從海陵末或世宗初開始，金朝定德運為金德，色尚白。而長白山相傳其中物產“自生而白”， 正與金德相應合，所以女真興王之地長白山便又成為金朝奉行金德的象徵。大定十五年，長白山冊文即有“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之語。不過，後至章宗朝，有人指出金德說在歷代王朝五德終始體系中的缺陷，於是重新討論金朝德運問題，最終於泰和二年更定德運為土德。但此後長白山象徵金德之說依然有較廣泛的影響，後來宣宗朝再議德運，主張金德者仍以此為證據之一。譬如吏部侍郎張行信列舉數條“暗相符應運之為金”的例證，其中就說到“氣王於長白，祚衍於金源”；翰林應奉兼編修抹撚兀典等人亦持金德說，稱“長白山素系國家福幸之地，且白者既為金色，而太祖國號為金，其與天之符瑞灼然協矣”。由此可見，長白山的金德意象在金人中始終有著廣泛的認同。
正是由於以上三重因素，確立了長白山在金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故金朝特加冊封，嚴奉祭祀，“以副國家尊崇名山之意”，便可得到順暢的解釋。
四、金朝山川祭祀體系的二元特徵
金朝大規模的禮制建設始於世宗在位時期，至章宗朝臻於完善， 形成了一套兼容中原王朝漢式傳統和女真民族本俗的禮儀制度。其中，國家山川祭祀體系就呈現出源自中原傳統的嶽鎮海瀆與具有女真特色的山川神祇相結合的特點， 兩者相行不悖，各有其政治功用。在討論金代長白山封祀的政治意義時，亦需對金朝祭祀嶽鎮海瀆的情況加以概述，並進行比較研究。
金代的山川祭祀制度是在世宗朝逐漸建立起來的，首先確立的就是嶽鎮海瀆的常祀之制。大定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有司奉世宗勅旨“五嶽四瀆等每歲行禮，合行講究”，遂廣泛參閱唐《開元禮》《通典》及北宋《開寶禮》《政和五禮新儀》等禮典文獻，擬定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的詳細緻祭禮數，獲得批准，定於次年開始實行。其大略為：“詔依典禮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者遙祀。立春，祭東嶽於泰安州、東鎮於益都府、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立夏，望祭南嶽衡山、南鎮會稽山於河南府，南海、南瀆大江於萊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嶽於河南府、中鎮霍山於平陽府。立秋，祭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望祭西海、西瀆於河中府。立冬，祭北嶽恆山於定州、北鎮醫巫閭山於廣寧府，望祭北海、北瀆大濟於孟州。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 關於當時所賜嶽鎮海瀆之封爵名號，見於《集禮》所載大定五年首次祭禮祝文， 可參見表1。其中，五嶽，唐代封王，北宋封帝，金世宗時襲用宋號；五鎮、四瀆，唐代封公，北宋封王，四海唐宋雖皆封王，但北宋王號增加至五字，此三者金世宗時採用的都是唐號。至章宗明昌年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為東安王，吳山為成德王，霍山為應靈王，會稽山為永興王，醫巫閭山為廣寧王，淮為長源王，江為會源王，河為顯聖靈源王，濟為清源王”。如此一來則金章宗時的嶽鎮海瀆封爵均與北宋相同。
按嶽、鎮、海、瀆之名雖早已見於先秦經典，但它們作為國家祭祀的對象則始於西漢確立的五嶽四瀆之常祀，直至隋唐時期才建立起嶽鎮海瀆的完整祭祀體系。嶽鎮海瀆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名山大川，更是重要的政治符號，尤其是五嶽代表五方，是帝國疆土的地理標識和大一統王朝的象徵，與國家正統息息相關。唐宋王朝祭祀嶽鎮海瀆，有著明確的昭示大一統的政治意味。金朝世宗皇帝即位後，延續此前熙宗、海陵王時期的改革道路，致力於學習中原漢文化來完善國家體制。在禮制方面，世宗前期即按照中原大一統王朝的標準開展禮樂制度建設，所以承襲了唐宋對嶽鎮海瀆的祭祀，反映出此時金朝以唐、北宋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儘管它實際只佔據中原半壁，南嶽、南鎮、南海、南瀆等皆不在其境內，但仍需在形式上追求嶽鎮海瀆的完整性，故“其在他界者”則採用遙祀望祭的辦法加以彌補。
金人通過祭祀五嶽表達國家的正統訴求，這在時人撰寫的重修五嶽廟碑刻中表露無遺。“大定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修蓋東嶽廟告成，奏奉敕旨，令翰林侍講學士楊伯仁撰碑文。十月九日，又以中嶽、西嶽、北嶽重修廟宇工畢，命待制黃久約、修撰趙攄、應奉党懷英定撰各廟碑文。” 其中，楊伯仁撰《大金重修東嶽廟碑》雲：“昔我始祖景元皇帝，肇基王跡，遂荒大東。迄我太祖，仁兵一舉，爰革遼命。及我太宗，繼伐徂□，奄定華夏。我主上亦繇東都□纂大統，紹開中興，皆符帝出乎震之義也。” 作者追述女真開國、滅遼翦宋、奄有華夏之偉業，又稱頌世宗中興，並引魏晉南北朝時期“帝出乎震（指東方）”的讖語以為符應，顯然旨在說明金朝得國之正。又黃久約撰《大金重修中嶽廟碑》謂“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寧”， 儼然將金國說成了一個大一統王朝，其政治用意彰明較著。甚至當時還有人提出要改五嶽之名。大定七年，範拱“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寺僚取《崧高》疏‘周都酆鎬，以吳嶽為西嶽’。拱以為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按照古人的理想設計，王朝都城應在五嶽區域之中，通行的五嶽適用於以長安、汴、洛為都，而如今金朝都燕，所以有人提出“別議五嶽名”，並引西周初年都於酆鎬，嘗權立吳嶽為西嶽以為據。但範拱不以為然，指出歷代帝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吳嶽之例並非常法，此事遂寢。那些主張改五嶽名者的理由其實是“據己所都，以定方岳”， 這也是五嶽反映國家正統的另一種表現。
金朝效仿中原大一統王朝封祀嶽鎮海瀆，其背後隱含的政治目的是表示金朝的正統性地位，從而否定南宋的政治法統，這對於金宋南北對峙格局而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文化層面，則表現為金朝的一種漢文化取向。不過，金世宗是一位民族意識很強的皇帝，他在推行漢化改革的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保存女真本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因此當金朝國家體制建設基本完備之後，大約從世宗在位中期開始，其文化政策發生明顯轉變，旨在扭轉女真人的漢化潮流，努力保持女真文化傳統和民族本色。章宗即位後，亦繼承世宗的文化政策，大力振興女真文化，強化本民族的歷史記憶。在禮制方面，表現為對女真民族文化和禮儀的強調、宣揚。大定十二年冊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即是強化女真民族意識的重要舉措。此後，二十一年，敕封金朝諸帝陵寢所在的大房山神為保陵公。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為“興國應聖公”、金上京護國林神為護國嘉蔭侯。明昌四年，封章宗出生地麻達葛山神為瑞聖公。六年，又冊封金太祖伐遼時曾經駐蹕的旺國崖（世宗朝更名靜寧山）神為鎮安公。以上都是對女真人而言具有特殊意義的山林，金朝同樣加以冊封祭祀。此外，還有拜天禮、拜日禮、女真拜儀等傳統舊俗也相繼予以恢復和提倡。
從世宗、章宗文化政策的轉變可以看出，金朝雖採行漢文化以完善國家體制，但金代鼎盛時期的最高統治者仍然保守著女真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場，封祀長白山就是金朝尊崇女真文化傳統、強化女真歷史記憶的重要標誌。有一個事例頗能說明此舉的實際效果。大定十七年五月，尚書省奏：“鹹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直人，遼時籤為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意思是說，居於鹹平府路的移典部人自稱原為長白山北段東麓地區的星顯、禪春河女真人， 遼代被迫遷徙於此（遼為鹹州），附於契丹籍，金初曾響應阿骨打起兵反遼，但仍為移典部，現在他們要求恢復其原本的女真人身份，迴歸已屬曷懶路的星顯、禪春河故地。此事發生於世宗封冊長白山之後，移典部人應當就是受其感召而主動提出恢復女真族屬的，由此可見長白山封祀對喚醒歷史記憶、凝聚女真族群的政治作用和實際影響。
金人祭祀長白山等具有女真特色的山川神祇，構成了金朝山川祭祀體系中的女真文化因素，從而形成與嶽鎮海瀆漢式祀禮相併行的二元格局。那麼，在這個二元體系中，長白山較之嶽鎮海瀆，其地位有無高下之別呢？就封爵而言，大定十二年冊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而同時期的五嶽皆封為帝，四海為王，五鎮、四瀆為公，如此看來長白山的封爵級別低於五嶽。世宗朝的“方丘儀”排列諸山川神祇的順序為“東嶽、長白山、東鎮、東海、東瀆”， 可知此時長白山在山川祭祀體系中位於五嶽之下、鎮海瀆之上。然而至明昌四年，章宗加冊長白山為“開天弘聖帝”，不僅將其爵位由“王”提升為“帝”，而且其封號同於五嶽“某某某聖帝”的命名形式，顯然是將長白山升格為與五嶽同尊的地位。不過，若就祭祀規格而論，大定十五年議定長白山祭祀“如今祭嶽鎮之儀”， 如請御封香、祝版御署等環節均與五嶽相同；唯在每歲祭祀次數上，長白山為春秋二仲月兩次致祭，而五嶽則各於五郊迎氣日致祭一次，從這一點上來說，長白山的祭祀規格又稍高於五嶽，確有“以副國家尊崇名山之意”。
總而言之，長白山與五嶽分別代表了金代山川祭祀體系中的女真與漢制兩種傳統，兩者地位大體處於均衡並重的狀態，折射出金中期世宗、章宗實行的漢文化與女真文化雙重本位政策。不過，長白山封祀所用禮儀完全採用漢制，又體現出漢文化與女真文化相雜糅的特點。實際上，在金代，漢文化與女真文化這二元並非截然對立的，兩者交融共生、相互吸收、漸趨同化，恐怕才接近於歷史的本來面目。
上文通過仔細辨析相關文獻記載，梳理出金世宗、章宗朝兩次冊封長白山及趙秉文報謝之始末，重點論證了鹹平路轄境及金人出使長白山的道路行程問題，並揭示出長白山在金人心目中的三重意象。同時，將金朝山川祭祀體系中以長白山為代表的女真神祇與源自中原漢制的嶽鎮海瀆進行比較研究，考察金代禮制中漢文化與女真文化的二元特徵。這些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今考古發現之長白山神廟遺址的歷史價值。
原文發表於《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註釋和參考文獻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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