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是西汉初年一位开明仁厚的君主，他在位23年，期间尊崇黄老，无为而治约法省禁，节俭爱民，倡导以农为本，与民休息，为西汉前期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继续执行汉文帝的政策，因此开创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才有了后来的汉武雄风，战争说到底是拼经济，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战场上获得胜利谈何容易。

西汉建立以后，百废待兴、民生凋敝，建立和健全新王朝的法定制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西汉的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及其开国功臣大多自布衣起家、行伍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他们采取拿来主义，很多法令制度沿用秦王朝的做法，因此才有了史书上所说的“汉承秦制”。而秦朝政苛严酷，法律条文又多又细碎，执行又重，因此犯法被判刑的囚徒多得把道路都堵塞，监狱囚禁的犯人多得像集市。全国人民怨气冲天，都起来造反，这是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涉的说辞：天下苦秦久矣，失期当斩是具体表现。

关于这一点，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就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可以从《史记·陈涉世家》中看到一些：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

由于天降大雨，道路不通，陈胜吴广等人不能按期到达戍边的地方，按照秦法规定都要被杀。陈胜于是和吴广谋划说：“今天到地方是死，造反也是死，与其等死，还不如造反把生与死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他们和同行者则换了另外一种说辞，一方面有威胁，一方面又有诱惑。人在面对死亡时总会想到逃避，而在面对利益时总会想到过夺取，正是利用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陈胜吴广点燃了秦末反秦的第一把火。

在秦末乱世，大家经常挂在嘴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那么天下到底苦秦什么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秦法，这是大秦的根基，在商鞅变法后，秦法就成为了秦一统天下的根基，欲灭秦就必须动摇其根基，这个根基就是秦法，秦法到底算不算严苛残酷，这点历来有所争论，但是秦法细碎却是世所公认。

汉承秦制：从约法三章，到汉法九篇。

刘邦在攻入关中之后，和关中父老首先提到的也是那句熟悉的台词：“天下苦秦久矣！”这次刘邦又近了一步，他说的是：“关中父老苦秦苛刻的法律很久了！”，具体到了对象是关中父老，具体到了秦法，而不是泛泛之谈的秦国。刘邦还举了具体的例子作为佐证，以印证秦法的严苛。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

秦法具体严苛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刘邦的说法，诽谤朝政的人要灭族，而聚集在一起谈话的人就要被杀头，可以说是严格控制人的言论自由，这样的生活与其说大治还不如说是炼狱。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针对秦法的弊端，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秦法细碎严苛，我就宽仁待人交结人心，无视就有了著名的“约法三章”。刘邦与关中父老相约废除秦朝旧有的法律，只保留其中的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处以适当的惩罚。但国家法律当然不能只有三章，刘邦那么做只是为了收买人心，打天下刘邦在行，治理天下刘邦只是刚刚开始。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丞相世家》

这时候，刘邦倚重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萧何。在刘邦攻入咸阳的时候，是他率先冲入了府库，抢救了秦的律法史籍和一些文书，这成为了汉朝定制自己国家法律的依据和基础。所以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汉朝的法律增加到了九篇，但还是保留了连坐法、肉刑等残酷的刑法。

刘邦这么做是有自己考虑的，当时天下刚刚安定，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刘邦自己就是布衣起家，他当然很顾忌其他人照样画葫芦也起来造反，因此，刑法中的重刑他并没有废除，就是为了震慑那些企图反叛的人的。

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顺应发展的对策。

汉文帝约法：改革汉承秦制的弊端，恢复国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经历了汉初剪除异性诸侯，非刘氏者不能为王，以及所谓的“诸吕之乱”后，大汉内部的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重刑酷法已经和大汉的需求相抵触，汉文帝刘恒在继位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当前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生产、恢复国力，给百姓以宽松的政策，是鼓励恢复生产力的需要，是社会的需求。刘恒继位以后，决心改革汉承秦制的弊病，内治是国家立国之本。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史记·孝文本纪》

当年十二月汉文帝决定先行废除连坐法，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对大臣们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立国的根本，其目的是为了除恶扬善、禁暴安民。现在罪犯已经按法律进行了惩处，还要将罪犯的父母、妻子这些没有罪过的人一起判处罪责，把他们抓到大牢之中。我认为这种刑法过于严苛，不可取应该废除，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史记·孝文本纪》

大臣们回答道：“百姓们是没有什么自制力的，因此才用法令才约束他们，犯法便将无罪的亲族也都抓起来，是让他们心中有所顾忌，知道犯法会连累亲人。所谓重法，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秩序，况且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没有改变的必要。”大臣们的想法是不变是最好的，但他们忘了这条秦法制定的前提是商鞅变法时所强调的重罚轻赏，放在当时急需恢复生产，鼓励百姓们耕种的国策极不相符，因此为了适应天下大势，法必须要变，不变则国不治。

大臣们眼中看到的是不自制的百姓，而汉文帝刘恒看到的需要大治的国家，这就是君臣之间格局的不同。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史记·孝文本纪》

面对大臣们的反对，汉文帝说出了自己的道理：“我听说法律制定的正确，民众们就忠厚，罪责论处的合理，民众们就顺从。况且引导百姓们向善的责任是官吏们的，现在重刑既然不能达到引导百姓们向善的目的，又要用不正确的法规去惩处他们，这是逼着良民变成暴民，动摇国家的根基，你们想想看，这样做对国家到底有什么好处？我看没有什么好处，还是废除的好！”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史记·孝文本纪》

官吏们见汉文帝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敢再去反驳，于是都称道说：“您是仁厚爱民的有道的明君，不是我们这些臣子的浅薄见识所能企及的，请陛下诏书，废除连坐等相关酷刑，我们遵照诏书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