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并出了一本文集，是由作者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的内容辑录而成。
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和状况。
乡土中国，并不是对中国农村社会一个简单的素描式的概括。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结构体系，其支配和影响了中国人社会（结构）、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以土地为本的乡土社会人口流动率极低，从而导致村落之间的孤立和隔膜，“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指导着他们的言行。
比如，由亲缘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差序格局”、“阿波罗式”的男女有别、宗法制的道德判断和约束、长老统治下的“无为而治”等，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而非文字”就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婆媳、兄弟之间传授无缺”。
这本书其实很薄，就是一个小册子，读起来也比较枯燥。但是，仍可以从费先生广博、深邃、睿智的角度与笔触之中，充分认识在几千年农耕与礼仪文化（文明）的熏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了解整个中国社会。
换言之，所谓“乡土中国”也可谓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缩影，或曰之较为具象的一种概念化的表达和展现。
关注“乡土中国”这个文化题材的作家、作品有很多。比如鲁迅先生的《故乡》《祝福》，沈从文的《边城》，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高兴》，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等。
不过，费孝通所分析的“乡土中国”则是以一个学者的冷静和思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故而，或只有匹配上典型人物的生平与命运的描绘，那么在若干文学作品中，才可以让人们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体会。
但是，诸如像祥林嫂、翠翠、白嘉轩、颂莲这类人物似乎还是被作家塑造的过于典型了，大概都成了一群“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或是结局都太过于悲惨。虽不能否认，时下很多人亦皆有类似于“当代闰土”之叹。可是，在心理上，至少在潜意识里，我想，我们仍是不大能认同与接受的。
个人认为，《人生》里的高加林，《围城》里的方鸿渐与《活着》里的福贵，这三个经典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则大抵上代表了“乡土中国”里的三种社会阶层的人群分类，以及大部分中国人生存乃至生活境界的层叠状态。
无独有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治学乃至于人生亦有三种境界。第一层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层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层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三层境界”或许不少读者朋友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我也曾肤浅的解读过一二。今天，我则结合上述三部作品里的三位主人公，与费先生的相关论点，再来谈一谈。
《人生》里的高加林自然是中国乡土社会当中，第一层里的代表人物。出身农村，代表着许多平凡人，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能力和理想，渴望改变自己的人生与命运。这类人大多数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在“高加林们”的奋斗历程中，必然充满了各种诱惑和挫折，人生的起起落落。可是，他们积极进取、不屈不饶、锲而不舍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积极意义上的一种“文化信仰”。
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文字下乡》两节文章中明显得出一个结论：在乡土社会中，“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用文字（文化）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不需要声音和文字参与的“特殊语言”可用来作象征的原料，如表情、动作、物件等，它们比语言更有效。
在小说中，当“没文化”的刘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时，路遥便这样写道：“一走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
高加林在爱上了“城里人”黄亚萍之后，他被人告发“走后门”又被打回到了农村。而彼时的巧珍，在理想之光幻灭以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了自己对命运的抗争，恰恰再度陷入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费先生说：“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文化）是多余的，连说话都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文字下乡》说的是传情达意的空间之隔，《再论文字下乡》则说的是时间之隔，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一个人所需的记忆范围本来就很狭窄；而同一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的反复重演，也使得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而无需文字（文化）。
所以，“高加林们”的人生奋斗，终究难以如愿，不管是事业上的，还是爱情上的。这不仅仅是“城乡差别”这一文化表象上的原因，而是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凸显了出来，并在现实社会发展中这个核心矛盾一直存在。
《人生》虽然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故事，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之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文化反差在小说中被强化，但反过来，恰也证明了这正是“乡土中国”的典型文化特征之一。
《围城》里的方鸿渐是第二层里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广大的知识分子，拿现在的话讲，类似于中产阶级。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资源和优势，但实际上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清楚，不过是一群“伪小资”。
关于女人的各类花花草草的问题，对于“方鸿渐们”而言只是一个“小围城”。人生的不完满，更直白一点说，欲望的不满足才是“大围城”。更多的是处于社会中层的中年人。
费孝通则在《家族》《男女有别》两节文章中，也深刻阐明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在西方，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是生儿育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沿着父系这一方面扩大。当其扩大成为宗族和村落时，其功能显然不只于生育，而赋有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性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向的。所以，对于两性之间的、横向的交流，中国人就矜持和保留得多，“礼法”排斥了私情，禁锢了真爱。
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浮士德式的恋爱精神，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容存在的。因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文化观，男女关系必须有一种固定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可以发生自由爱情。这便是男女有别的原则，即干脆认为男女之间不必求同，更不必了解，在生活上加以隔离。
然而，中国的传统女性却不意味着就是一味的顺从和妥协，她们总会以另一种隐忍和权谋的方式，寻求自己的人生寄托，大多数表现为试图主宰家庭、家族的一切事务，进而影响下一代。
在小说中，方鸿渐所纠缠的四个女人：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都可谓是在乡土社会浸染和影响下的几位代表女性，虽然出身、个性有所不同，但她们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渴望来自于方鸿渐这样一位留洋归来的不同于古板青年的“爱情诉求”。
尤其是唐晓芙，她与方同属理想青年，是方的最爱。但她偏执于女性的所谓彻底解放。纵是满腹诗书也枉然，在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不堪一击。
《围城》人物谱里最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个既柔又嘉、能以柔克刚的女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暗自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乡土文化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
可是，方鸿渐本人亦不能逃脱“男女有别”的乡绅属性，他骨子里的自负、软弱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决定了“方鸿渐们”一边陷入“围城”，一边又想竭力跳出的人生格局。
《活着》里的福贵，我曾撰文提及，他是一个“省者全无”的人，换言之，即第三层里的代表人物。也可谓代表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终极生存（状态）乃至生活境界。
毋庸赘言，余华竭尽全力的、刻画出的这个历尽沧桑，甚而有些大智若愚的人物，也可以说，无论在穷人阶层还是在富人阶层（上层社会）当中，都具备了在更普遍意义上的一种现象级文化内涵。
“福贵们”的人生轨迹也代表了在乡土中国，一种主要循环治理体系下的社会发展沿革，一种核心生存（结构）意识直接影响下的文化大背景，甚而是一种“宿命论”。
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主要基于宗法制家庭、家族、村落为单位进行道德判断和约束。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治”而非“法治”。可是，“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并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之规范的性质。”
在乡土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矛盾）不是靠法律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调节。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习惯，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即由亲缘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相互配合适应的，通过不断重叠化、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所有人，进而在整个社会当中营造一种合适的统冶秩序。
费孝通也在《礼治秩序》《无讼》两节中进一步阐述，“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法律）。”在中国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下，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在的法律却是采用个体平等原则的。
不过，现行的司法制度，虽然破除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秩序。
所以，在小说中的建国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福贵的命运并未随之真正改观。仍是道德而非法律的力量依旧强大无比，从而最终决定了“福贵们”孤独终老的悲情人生。
一言以蔽之，境界即理想，文化即意识。每一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经历高加林的第一层，方鸿渐的第二层，直至福贵的第三层。
但是，人生的境界不管到了那一层，都脱离不了中国社会赖以维系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并由亲缘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这种中国人独特的“私”的民族性，造就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差序格局”。
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书中着重强调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我在拙作《中国人的文化属性》相关文章中，也提及一个类似的观点，即在“社群之学”影响之下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亦是揭示其根本原因所在。
不同于西方社会有如“捆柴式”的团体格局，费孝通将中国的这一社会格局特点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每个网络都是以“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也各不相同，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一个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的格局。
简单总结一下，所谓乡土中国，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才有了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生存空间，但在我看来，却非生活追求的一种群体化生活方式。
反观现在，除了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大城市，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乡镇，基本上仍然处于这一结构体系之下。换言之，大多数中国人最后的人生选择，也无外乎就是“落叶归根”罢了。
由乡土中国衍生出的“乡愁情结”，则深深的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也无谓你是踌躇满志，还是万念俱灰；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一生存结构的客观规律与“差序格局”文化属性的这一重要核心特征，决定了大多数中国人理想化生活（境界）的终极破灭（趋向）。
这同样也是弱势文化的“遮蔽性”趋向所造就的整个弱势群体（即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必然性选择及结果。当然，假如你是认真的阅读了这些作品与费孝通先生的著作的话。
文学实际上就是人学。文学作品乃至于各种文艺载体所呈现出来的影像，就交织汇集而成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及文明的整体印象（特征）。我们也根本不要谈什么“强者”罢，至少，在“乡土中国”之下，只有诸如老者、长者、掌权者。最多，再加上一个隐者。
唯有真正自由的文化（意识）才能影响人们的存在方式。然而，我们从始至终都曾有高加林的初心，但都渐渐活成了油腻的方鸿渐，最终演变为一个个福贵。
张锋 庚子春写于启东翠彧轩
閱讀更多 芹齋先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