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伢子，一個好妹子，正好一對。”】
湖南省的益陽板橋周氏是當地的名門望族，是三國東吳大將周瑜之後，人稱“美男子”的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文聯原主席）1908年出生在這個大家族。
當年顯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間陳舊的老木屋。
周揚是周家最小的兒子，人稱二少爺。周揚在信義中學（今益陽一中）讀書期間，房東姚仁濤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個女弟子是吳公館的小姐，名叫吳淑媛，她和周揚年歲相當，人長得很漂亮。姚仁濤便對周揚的媽媽說：“一個好伢子，一個好妹子，正好一對。”
據周揚的姐姐周玉潤回憶，當年周揚到吳公館看親，當時吳淑媛正在繡花，梳一條黑油油的大辮子，周揚一看，就很滿意，笑眯眯地回來了。
吳淑媛乳名嬌嬌，人稱嬌小姐，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對周揚，她也是一見傾心。1923年2月，15歲的周揚和16歲的吳淑媛成親了。小兩口感情好，形影不離，連喝水都要共用一隻杯子。
吳淑媛畫像
不久，周揚由新娘子陪同到長沙讀書，還帶著一個男傭人和一個名叫瑞雲的丫環。一家四口都住在旅館裡，開銷可不小。此時周揚已與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40擔田產和一些財物。給母親過40歲生日把錢花得差不多了，他開始賣田，不用多久，名下的40擔田也就全賣完了，幸好吳淑媛的孃家有的是錢，才免受貧窮之苦。
原來吳家祖上是當官的，據說吳小姐的父親是打太平軍起家的，因軍功赫赫三次見過皇帝，在江蘇某地當過水軍提督，官居一品，人稱吳軍門。吳家不僅田地多，金銀珠寶多，在益陽城裡還有大公館。
岳母大人非常喜愛年輕的東床快婿，她讓女兒到長沙陪讀，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此後周揚到上海讀書，赴日本留學，岳母時常給女兒一包包金首飾或者銀元，供他們開銷。
周揚晚年對兒子周邁克說：“我那個時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媽。你媽靠什麼呢？靠你外婆給的首飾，金首飾一大包，就放在抽屜裡，也不鎖，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
吳淑媛甘心做一個賢妻良母，她對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
在上海時，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裡發現過異性寫給丈夫的信，吳淑媛極為坦然地還給周揚。1928年，益陽有兩個女共產黨，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尋求周揚保護，周揚與她們扮做夫妻、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這件事情，事先徵求吳淑媛意見時，她也是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周揚誇她“世上少有的善良”，讚歎她“無私，少有的單純”。
【痴痴等待的吳淑媛】
1933年，年僅25歲的周揚當上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黨團書記，時常到各大學的“左聯”小組去做形勢報告。
1934年春天，他到復旦大學演講，認識了一個叫蘇靈揚的女大學生。
1934年深秋，吳淑媛懷了三兒子約瑟。周揚送她帶著兩個孩子回益陽分娩。
往常，周揚總要等到嬰兒落地才返滬。但這次沒有，他沒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
臨走時，他給吳淑媛留下一本淺綠色的信箋紙，說：“你要常給我寫信哦！”
吳淑媛萬萬沒有想到，她和他之間以後只能是信箋上來往的夫妻了。
她當時更沒想到，此行一別，和丈夫竟成永訣。
周揚在這一年從益陽再度返回上海，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形象已經煥然一新，他已換下慣常穿的西裝，穿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有了另一個女人。
轉眼到了1935年春天，吳淑媛該啟程返滬了。這時，周揚來信，信上說，我暑假回益陽。於是吳淑媛就放心的等暑假到來了。
大兒子周艾若回憶：
“母親順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約瑟”。不久，母親收到父親的信，說他暑假會回來，母親於是滿心歡喜地等著這一天。父親愛吃母親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鮮的梅子泡在蜜裡做成的一種蜜餞，母親託人買來最好的梅子，做了一罈甘草梅。那時在鄉下，根本沒什麼好吃的，所以放在紅漆櫃上的這一罈蜜餞，對我們三個小孩子來說是很大的誘惑，可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吃，因為這是母親特地給父親做的。我不吃，兩個弟弟也不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吳淑媛又開始為周揚做第二壇甘草梅子。這時，周揚又來信了，說今年暑假回來，但他又沒有回來。也在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揚仍與吳淑媛保持聯繫，還給兒子捎過一件紫紅色的呢大衣。
1938年，吳淑媛還收到周揚寄來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吳淑媛讀著丈夫的譯著，一邊動手為他做第四壇甘草梅子。
周揚的母親這時寫信責問兒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裡的人都忘了？周揚立即給母親覆信。信的大意是：我現在在膚施（延安）當教育廳長，我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
【一張報紙結束了七年的等待】
1941年6月的一天，正讀寄宿中學的長子艾若從學校回來，感覺周家大屋氣氛緊張。從鄉鄰到家人都在傳一張報紙，那一張報紙令全家人失色。艾若再看媽媽，媽媽則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張怎樣的報紙，只知道那張令全家人失色的報紙透露了周揚的消息。
原來那張報紙是桂林辦的《救亡日報》，報上登了周揚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信的末尾附了這樣一句：“蘇（指蘇靈揚））已上抗大，小孩已進幼兒園。”
信的末尾這一句，無疑是一聲晴天驚雷，讓周家的老老小小都受到沉重的打擊，尤其是年邁體衰、極其寵愛女婿的岳母經受不住，很快就病故了。淑媛受到雙重打擊，悲痛欲絕，有段時間，幾乎每天帶著三個兒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親的墳上哭。
這時大兒子艾若已經十五歲，很記事了，他後來回憶說：
“媽媽的哭是湖南那種帶唱的哭，聽起來很悲涼悽慘，一唱就是一兩個小時。
這是我生命經歷中遭遇的最為悲慘的場景。哭墳比哭靈更慘絕人寰。也許只有集悲號與悲歌於一體，才能釋放出心中深沉的悲痛。原本是最能將悲苦嚴嚴實實包裹心中的母親，從不流露出一星半點苦楚悲情的母親，在這荒野無人，身邊只有拉著她靠著她陪著她一道流淚的兩個兒子的情境中，她才會如此一縷縷申述著失去外婆的絕望心情。她深藏久蓄的無盡哭訴，也只能面對那曠野無聲中外婆那座同樣孤獨的墳頭。”
周揚
【奇異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東側院花圃有一叢牡丹花盛開。那牡丹多年不枝不葉，偏偏那一年突然從地裡冒出來，長出枝葉並開出花來。
這牡丹開得有點蹊蹺，老人們以為是異兆，深感不安。
大兒子周艾若回憶：
“生離死別，人生常態，人間苦況，盡在其中。外婆過世，母親因無法承受的悲苦而鬱悒不起，重病臥床。當時有一遠房親戚的男孩，比我略大點，已找到一份小學教師工作。母親從被中伸出手來拉我到床邊說：“艾若，你要能教個小學，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我知道這是母親對我的期望，但我沒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幹什麼。看著母親腫脹的脖頸，而全身骨瘦如柴，說話已無力氣，我只是一片茫然無望。當時家境，已一貧如洗，經濟沒有進項。請醫生診治，先是託人賣掉一批批皮貨，後來又一批批賣掉景德鎮精緻的上品瓷壇。來不及賣掉時乾脆以瓷器相贈酬謝醫生。母親臥室中那一排紅漆玻璃立櫃中琳琅滿目的器皿，逐個依次消失。醫生換了一位又一位。有個醫生則使用一種織毛衣般粗細，近筷子般長短的什麼針，先往炭火盆上燒，然後往母親皮肉裡扎，拔出後皮膚上留下一個個黑色圓圈。每扎一針，我都不敢看。我實在是不能再看了。雖然我沒有聽到過母親扎針時的叫喚，我總是全身充滿恐怖，神經緊縮，以至淚流滿面。她就這樣忍受著。月月年年，不論日夜，從不呻吟，從不喊叫著內心或皮肉的任何巨痛。直到一個連綿秋雨的寒夜，我們都已入睡，母親悄然而逝。她沒有任何遺言留給她鍾愛的三個兒子。她的憂傷，她的耐力，她的遺言，連同她的厄運，一起包攬了去。她從未有過任何怨懟，只留下一生的寬厚與善良。”
牡丹花盛開的這年深秋，吳淑媛死了。
吳淑媛病危的時候，已經吃不下東西了，但想吃一種粉皮，想吃新鮮包穀，還想吃一種北方的大梨。當她弟弟好不容易託人買來一隻新鮮大梨時，她已經吃不下了。
這是吳淑媛看了《救亡日報》後的第二年，年僅35歲的善良女人丟下三個孩子離開了人世。此年，三個孩子分別為15歲、11歲、7歲。
吳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後山，距老屋僅百米之遙。吳淑媛的墳頭長滿青草與灌木，沒有墓碑。
【沒有勇氣面對吳淑媛，哪怕只是一座無言的墓】
1980年春天，周揚回鄉時，在田莊灣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當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吳淑媛墓，墓地很近，幾分鐘可達。而且已經走了一半了，吳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幾腳便可抵達。但是，老天突然下起雨來，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個女人沒有落下的淚，這雨下得不是沒有來由。不曉得是哪個隨從建議：下雨路滑，還是別去了吧。
周揚聽從建議，立即退步抽身，往回走了。
也許周揚不想當著眾人的面去面對吳淑媛的墓。也許他想用迴避了40多年的辦法繼續迴避。他或許沒有勇氣面對吳淑媛，哪怕只是一座無言的墓。
周揚晚年回憶往事時還痛哭流涕，對兒子說：
“我對不起你們媽媽”；
“你媽媽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間少有的善良。”
【後來呢？】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已經13歲的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彷彿一直在迴避。
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1946年，蘇靈揚帶著周密與蘇蘇坐馬車，跟華北聯合大學一起從張家口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裡，兩個騾子都摔死了，蘇蘇被重重的文件箱壓著，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過了很久，騎著馬打著燈籠趕了過來。那天也正好是他與我們在南京告別後重返張家口的當日，聽說當時父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是幾個人把他攙扶起來架上馬背的。蘇蘇的死對父親和蘇靈揚兩人都打擊很大，特別是對蘇靈揚。我們是到北京後得知此事的，也不敢當面提及。文革中，連6歲就就夭折的蘇蘇也未能倖免，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解放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一個中學校長，很多的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係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干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周艾若）與周邁、周嶽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嶽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佈滿水管子的地下室裡，潮溼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其實我與父親的隔膜自始至終都未消除過。父親當年離開以後，我出去參軍後，兩個弟弟由奶奶撫養。奶奶對我媽媽特別好，她心疼這個兒媳。我參加工作之後，經常給奶奶寫信，也寄錢給她，在奶奶眼裡，我比我父親對她好。因為父親的問題，全家都受到牽連，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親牽連坐過國民黨監獄，差點被處死；文革中被批鬥關押，死在牢中，連屍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媽是個小腳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遊街，文革後，父親聽到這些，也是淡淡的，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們與蘇靈揚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曾有過緩和。那時候父親被帶走了好幾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裡，只能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那時候她顯很親和，拿出一個杯子來說：“這是你爸爸用過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紀念吧。”還有幾張小照片，讓我拿回去。我心裡大有感觸：文化大革命那麼糟糕，但還能使我們這個家庭走向和諧。
但是當父親的生活漸漸恢復正常時，我們的關係又再度緊張。父親住在北京醫院時，我和弟弟常去看父親。只有我們父子在的時候，我們談得還是挺愉快的。過去，父親長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領域裡，連上街買一件衣服他都不會。所以當我們談起家鄉的事情時，其實父親特別有興趣，他和家鄉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只要蘇靈揚在，她總是用幾句話就把氣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邁騎自行車去看父親。那天父親坐在椅子上，旁邊放著一盤葡萄。我們和父親聊天，中間說句什麼話，蘇靈揚又開始指責我，我就有準備地回敬她：“我來看看父親，當然要交流，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麼都打斷我們，都說你對，這樣不好。”她顯然沒有準備，被我噎住了。她先是衝父親發火，然後指著我說：“就是你最壞！”轉身離開了。
父親自始至終一言未發，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奇怪的是，以往我們每次看他，離開時父親從無什麼表示；而這一次，他一反常態地站起來，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一聲不吭地送我們離開。這沒有言語的言語，讓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東西，父親有父親的無奈。
父親去世後，我們都趕到北京醫院，蘇靈揚坐著輪椅，周密陪著她，我和兩個弟弟是一圈人，我們互相之前沒有任何交流。
我想，父親在時，我和她有關係，父親走了，我和她，自此毫無關係了。
2007年，周艾若、周邁回到祖宅
上圖：2007年3月7日，吳淑媛女士100週年的誕辰。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原副院長周艾若、國家教委原研究員周邁、河北經濟學院教授周嶽等周揚後人，前往周揚故居，深切緬懷這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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