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经商历史悠久达千年，早在春秋时期的书册《考工记》中，就有“

及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出现，徽商、晋商等商业团体日显峥嵘，两淮地区的盐商也借由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崛起，而在数目庞大的明清商人大军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只有盐商拥有朝廷为之专门开设的商籍。

那么，商籍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为何独独盐商拥有商籍？商籍带给盐商的改变与意义是什么呢？一切超于常理的现象产生都并非偶然，而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篇将层层深入，为读者详尽解读。

一、明清户籍制度的变化与普通商人无商籍的原因

1. 明清户籍制度的变化

何为“商籍”？这是一个在明清典籍中常见的词汇，海内外学者也对此多有讨论，成果却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商籍”并不等同于商人的户籍，许多人将商籍认定为商人户籍的简称，实际上二者并不等同，分别有各自的特性与产生原因，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要了解商籍的产生，就必须对明清的户籍制度变迁史、科举史、商业赋税的变化有所了解。

首先需了解明清的户籍制度，明代时将民众的户籍划分为军、民、匠、灶四大户籍，清朝亦承袭此制度。

《清史稿》中“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的记录便是最好的佐证，此时的户籍是作为统治阶层核定人丁、依次缴纳赋税而用，政府以户籍为断管辖人民，防止出现异常的人口流动导致国家动乱，并以此督促民众纳税，是明确到家户的一种户籍制度，而不是以职业为标准进行分类。

因此商人并未拥有专门的商籍，而是根据所销售的物品与经营方式分入不同的户籍，如既有店面又有作坊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商人归入匠籍，为军户经商者入军籍等。而进入清朝后，户籍制度方面并没有大的改变，而是大致承袭了明代的户籍制度，加之“摊丁入地”的制度施行，就更没有必要为商人专设商籍了。

2. 明清无商籍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明清没有设置专门的商籍呢？这是由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明朝后期国力衰微，而清朝从战火中稳固地位，入主中原，万事万物百废待兴，统治者想要完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一套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沿袭前朝的户籍制度更易维持新生的朝代的政治稳固立场，以安定民心。

除此之外，战火对于国家经济的打击是摧毁性的，战火绵延为新一代统治者打下江山，却也使得财政告急，如何充盈国库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最好的选择，朝廷急需百姓纳税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户籍便是确定人丁及徭役的最准确依据，并没有过多的精力进行制度修改，因此，商人多维持祖籍进行户籍的注册，归入民籍。

而从经济市场方面而论，设立商籍同样是画蛇添足之举，战乱破坏了人民原本的休养生息，商业经济市场极度萧条凋敝，大多城镇的商户复贸无路，难以养家糊口，更遑论纳税养国，就连宋代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江南两淮地区，此时也不乏“屡经残破，市井寥寥”、“人方复业，贸易无资”

二、明清专为盐商设立商籍的原因

虽然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大多数商人并无专籍，一并纳入民籍，但是盐商却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清代的“商籍”一说是政府专为盐商而设立，甚至在文献中专门被纳入几大户籍之一，那么，

1. 显示对于商界杰出人士的珍视

明清典册中曾有关于商籍定义的记载：“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依照此条典例而论，凡是商人世家的子孙们，只要在所在省有已登记的户籍，就可以算作商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更接近于《两浙盐商志》中的说辞，即商籍是为异地携资而来的杰出商才而设，这样盐商子弟就可以在行盐之处进行学习与参加科举，其他商人采取另外的户籍管理条略。

然而以此对盐商的商籍进行解释仍然稍显牵强，在异地从商而成就杰出的商人并不仅只有盐商，茶商、典商、布商等同样遍行山河，成绩斐然：“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这便是徽州典商所做出的辉煌成绩，因此这一点原因并不能算铁证。

2. 盐作为商品的特殊属性

相较于探究盐商身份的特殊性，盐本身作为商品的特殊属性或许更能成为朝廷特为盐商开设商籍的原因。盐作为中国自古以来餐厨间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其需求量势必是极其庞大的，也正因其作为商品具有不可或缺性，朝廷自然不可能放松对贩盐关口的把控，将命脉紧握在统治者的手中。

自古以来，中国的贩盐史随处可见官方的身影，虽然买卖权、经销权下达给盐商们，但是经营性质仍然是官营或半官营，以便于统治者向盐商们收取高额赋税。

朝廷和盐商之间需要媒介进行关系的维系与利益的转化，而商籍就成为了最适宜的过渡工具，在盐商几近垄断贩盐市场的蓬勃局势下，他们急需寻得官方的庇护，而官方也同样要依靠盐商的缴税获取巨额利润，设立商籍相当于成全双方，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在这样的两相催化之下，商籍作为盐商的特殊待遇而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商籍为盐商所带来的变化

特殊的商籍，存在即合理，那么商籍的设立又为盐商们带来了什么具体的益处呢？纵观历史书写，无论是从即时利益亦或长远利益而论，商籍都为盐商们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好处。

1. 拉近与官府关系，减轻赋税压力

众所周知，盐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其重要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官府对待贩盐的态度也始终非常谨慎，而这同样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心怀异念的大小官员无不姗姗而至，想要分一杯羹。盐商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更多利益，则势必要消耗大量资本打点官府众人，用于此项的消耗是难以估量的庞大数目。

除此之外，每每赈灾之时，虽然是国库拨款，但官府往往同样会给地方商家施隐性压力，迫使商家不得不捐出大笔款项来，但是清朝的三百余年，赈灾银两便达到八千七百万余两，可想而知商人的压力何其惊人。而负责管理贩盐的官人在明清的低微俸禄之下，也难保不产生贪腐想法，而承受者仍是盐商，在这样的境况下，设置商籍自然是朝廷与盐商拉近关系的好办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贪腐官员，并使得盐商压力得以减轻。

2. 利于盐商子弟走上仕途，提升政治地位与文化素养

前文也曾提及，古时的商人地位低下，屈居末流，纵使家财万贯仍心有所憾，无法金榜题名，登士登科。

而盐商商籍允许盐商子弟参加科举的举措恰恰弥补了这一遗憾，盐商们自然乐见其成，明清时代多有商人后嗣中举，而商人们为后嗣修建官学学堂同样是不遗余力的，不仅提高了商人的文化素养，为经商之路更添几分才智谋略，同样也打通了利益与权力之间的转换之道，以巨额的财富换取政治地位的提高，再以政治地位的提高反哺经营事业，进入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时势造英雄，盐商在明清时代所被特别赋予的商籍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大环境变化下促成的，而明清盐商们也很好地抓住了时代的东风，扶摇直上，将贩盐事业扩大到可喜可贺的昌盛，虽然后期在种种因素下仍然没有完成经济转型，但其中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与学习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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