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項羌為主體民族，在1038年以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市）為中心建立的地方割據政權。党項族長期活動於我國西北地區，對我國曆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西夏人剽悍粗獷、尚武善戰，在使相對弱小的西夏政權可以與較為強大的宋、遼、金鼎足而立，先後傳10帝，歷190年。如果從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權算起，西夏則歷時達347年之久，比宋、遼、金立國的時間都長，對中國北方地區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之所以西夏能夠長期綿延發展、經久不衰，就是因為西夏國民的尚武精神。
一、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1.惡劣的地緣格局以及地理環境，孕育出西夏民族的尚武精神：
党項人長期生活在西北地區，於1038年建立的西夏國幅員遼闊，但是很多地方的地理環境都比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加上游牧和農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培育出他們吃苦耐勞、勇敢強悍的民族性格。
西夏自其崛起直至立國，一直處於中國北方民族勢力紛爭時期，其他民族如漢、契丹、女真、回鶻、吐蕃及蒙古等等，其勢力都比較強盛，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為了戰勝惡劣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他們同仇敵愾，形成了一種鐵骨錚錚、尚武好鬥的民族個性，這種尚武精神也正是西夏立國之本。
西北歷來都是遊牧民族聚居之地，歷史上出現過眾多崇尚武力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及蒙古等，党項作為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員，其尚武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
據《遼史·西夏外紀》記載，党項族“民俗勇悍”。《隋書·党項傳》稱党項以“俗尚武力”而著稱於世；《金史·夏國傳》也稱西夏稱“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鬥”。
西夏党項人自己對這種尚武的傳統也頗多讚美，有民間歌謠稱：“寧射蒼鷹不射兔，寧捕猛虎不捕狐”；“與明相伴不會暗，與強相伴不會弱”；“張弓無力莫放箭，說話不巧莫張口”；“人有智不迷俗處，箭有功敢入深山”。（見於《西夏通史》）這些歌謠充分體現了西夏党項民族崇尚武力、英勇無畏的民族個性。
夏太祖李繼遷影視形象
2.西夏首領們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使西夏人在周圍強勢政權的夾縫中得以生存並發展壯大。西夏政權的奠基人李繼遷就以恬不畏死、驍勇善戰而出名。
公元982年6月，剛剛年滿19歲的李繼遷採納了張浦的建議，以出城安葬乳母為名，騙開夏州城門，率眾穿沙海，越草原，來到夏州東北三百餘里的地斤澤（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巴彥淖爾），揭開了党項人反宋自立的序幕。李繼遷一生身經百戰，在戰爭中擴充、訓練了西夏的軍隊。
西夏國的建立者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精通兵法，每行軍常攜帶兵書。每遇戰鬥，“勇謀為諸將先”。（見於《宋史·夏國傳上》）
早期党項首領在開拓基業、西掠吐蕃、北收回鶻、南牧中原的戰鬥中，無不披堅執銳、馳騁疆場。李繼遷就是在同吐蕃首領潘羅支的作戰中中箭身亡的。李元昊在青年時代就很勇猛，在攻掠河西走廊之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後又率軍南攻宋朝，東敗遼國，是西夏時期最出色的軍事家。李元昊自稱“英雄之生，當王霸耳”，深刻揭示了西夏統治者的王霸之氣。
3.尚武精神使得西夏對外戰爭頻頻獲勝：
西夏王朝建立之後，雖然也有武備鬆懈、尚武精神弱化的時候，但從總體上說，作為一個民族的英武敢戰的剽悍民俗卻始終沒有放棄，直至西夏滅亡。西夏立國190年間，先後與宋、遼、金相對峙。在上述諸政權中，西夏的綜合國力是最弱的，論疆域，沒有宋、遼、金廣闊；論人力、物力，也遠不如宋、遼、金三國，但西夏在戰爭中卻常能處於主動地位。
就宋夏戰爭論，從雙方的綜合國力看，北宋強而西夏弱，而且強弱懸殊。西夏地處西北，人口稀少，據粗略計算，西夏在全盛時人口也不過250萬至300萬，（見於《中國人口史》）與人口過億的北宋王朝難以比肩，而且自然條件差、生產技術落後、經濟結構單一，原料轉化能力差，生活必需品如糧食、布匹、茶葉非常短缺，與北宋非常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不可同日而語，按理說，雙方作戰勝負可以立判，但實際上卻打了個平手，而且北宋損失更大。史料記載：“自西鄙用兵，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而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西夏以弱勝強，屢屢擊敗宋軍，使宋軍“望風畏怯”，很大的體現了西夏人英勇善戰的精神。
4.蒙滅夏時党項尚武精神的體現：
13世紀初，蒙古成吉思汗崛起，其鐵騎橫掃歐亞大陸，西夏也於1227年亡於蒙古。在被蒙古軍所征服的諸民族中，党項民族所表現的勇敢頑強戰鬥精神是罕見的。
成吉思汗從夏桓宗天慶十二年（1205年）起開始征伐西夏，直到末帝寶義二年（1227年），用了二十二年，先後六徵西夏才將其滅亡。成吉思汗在“彈丸黑子”的西夏領土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夏寶義元年（1226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大軍攻西夏靈州，靈州守將李德任子李惟忠，年方七歲，亦求一死。党項民族戰鬥精神之烈，於此可見一斑。
党項族的這種精神對後世影響很大，西夏後裔在元朝任重臣者，元末多為元朝殉難死節，這是繼承西夏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也是對西夏人作戰時不惜生命、視死如歸精神的如實反映。
即使在政權滅亡後，西夏遺民入元后，仍然是“民多武勇少文理”，並出現了一大批英勇善戰為元王朝屢建功勳的軍事將領。如河南濮陽縣西夏遺民唐兀（楊）崇喜“優於武藝，攻城野戰，圍打襄樊，諸處征討，多獲功賞”。
這種強烈的尚武傳統，不能不說是西夏党項風俗的極為重要的特點。
二、 尚武精神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
西夏人具有非常強烈的尚武精神，其人“人人習騎射，樂戰鬥，耐飢渴，其親冒矢石，蹈鋒刃，死行陣，若談笑然”。這種尚武習俗在西夏人的社會生活中也有多種體現。大致來說，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西夏武士
1.善於騎射：
歷史上的西北少數民族無不以騎射為長，党項也以騎射見長。
騎射之俗與黨項的狩獵生活是分不開的。在党項部落經濟中，除了占主導地位的畜牧業經濟外，狩獵經濟仍然是補充其生活物資的重要經濟來源。這種長期的狩獵生活培養了党項人善於騎射、馬背上比武藝的性格。
党項遠祖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一次在東渭橋（今陝西省長安縣東北）作戰，橋面上有鐵鶴，思忠一箭射去，箭鏃竟沒於鶴羽之中。由此可見西夏人之善射及臂力之過人。
2.恩仇必報：
西夏人講義氣，講氣節，講信用，一諾千金，重視鄉里感情，崇尚團結互助。
《舊唐書·党項羌傳》記載：
党項人“尤重複仇，若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復常”。仇解後不再復仇，並起誓言：“若復報仇，谷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但仇家有喪，仇人以揹負甲葉記之，則免受侵害。無力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縱火，焚其廬舍。
這種原始的復仇心理，也正是党項民族淳樸直爽、崇尚武力，企圖用武力解決一切矛盾紛爭的民族心理的反映。
3.全民皆兵：
西夏党項族包括很多部族，其部族一家號一帳，小族數百帳，大者千餘帳。每遇戰爭發生，各族都要依其眾寡出丁助陣，“軍民之勢猶一家也”。這就要求每個成年男子都熟悉戰鬥，實際上是一種全民皆兵的體制。
党項之全民皆兵，與中原地區歷代王朝的兵役制不同，它不是一種國家政權的強制行為，而是一種強烈的民族尚武精神自覺形成的。
党項民族地區物資貧乏，為了維持起碼的生存，他們不得不通過掠奪財物以補充生活之不足，久而久之便培養了西夏整個民族的彪悍好鬥的生活習俗，他們“人人能鬥擊，無復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來”。
党項婦女的尚武精神也很突出。史書記載了唐代党項婦女拓跋三娘帶令奴婢劫鹽之事。西夏軍隊中有名喚“麻魁”的女兵，經常參加戰鬥。西夏毅宗母沒藏太后與崇守母梁太后既是指揮數萬大軍的女統帥，又是披堅執銳、征戰沙場的女將。
以上幾個方面，都突出地表現了西夏人剽悍粗獷、自由馳騁、尚武善戰的民族個性及頑強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風貌。
三、 尚武精神的弱化及成因
西夏尚武精神弱化的體現：
西夏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國過程中及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表現得比較突出，但到後期已嚴重削弱，突出表現在蒙夏之戰中。
成吉思汗
蒙古侵夏之戰先後發生過六次，前後持續了近22年，最終以西夏的失敗而告終。箇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西夏整體民族尚武精神的削弱不失為導致其滅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與西夏政權前期的武力立國、全民尚武相比，其後期整體軍事戰鬥力明顯下降，平時所崇尚的武力精神，與新興的強大的蒙古軍隊相比，也顯然處於下風。所以在二十多年的蒙夏之戰中，西夏只能處於消極防禦、被動挨打的局面。
甚至還有一些西夏將領貪生怕死，面對蒙古人的進攻，有不少西夏將領向蒙古屈膝投降，如1210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入西夏，在進攻兀剌海時，守城將領謝睦歡“與其帥迎降”。
涼州府（今甘肅武威市）在西夏境內地位重要，僅次於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市）。然而在蒙古軍進攻時，守城將領朵兒赤卻“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成吉思汗）”。
1227年，蒙古軍圍困中興府，夏主李睍力竭出降，被蒙古人所殺，宣告了西夏王國的滅亡。這種屈膝投降的情況在早期西夏曆史上是罕見的。
縱觀西夏王朝的歷史，可以看出，西夏的尚武精神在立國前後表現得最為突出，後來逐步退化，而且越來越嚴重。究其實，似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西夏自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稱帝建國起，至寶義二年（1227年）被蒙古所滅，首尾共190年。在建國之前的早期首領及建國初期的統治者大多奉行尚武重法的方針，為西夏封建國家的確立與鞏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1世紀末至13世紀初期，西夏王朝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以後，早期的草原遊牧文化再也不能適應西夏社會的封建化進程，於是西夏統治者一改元昊時期“尚武重法”的立國方針，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國”的政策措施，施行“外蕃內漢”的文化模式。
學習儒家文化
首先是西夏對儒家思想文化的吸收是由來已久的：
“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
在西夏立國之初，元昊公開申明實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等措施，表面上是區別於漢族傳統的禮儀制度，提倡党項民族的尚武精神，事實上西夏文字之創制，衣冠之改變，都是以儒家思想文化為依傍的，雖然外在形式上與儒家文化傳統有很大區別，但究其內在精神，卻是息息相通的。
西夏通過振興儒學，為其自身培養了大批有用之才，促進了西夏的封建化進程，同時對於党項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崇儒尚文卻導致了党項族固有的崇力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進入了由盛而衰的時期。
“尚武重法”立國方針的轉變，導致西夏“兵政日弛”，使原本尚武強悍的党項民族，變得愈來愈文弱，軍隊素質也因此而下降，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李睍時，終亡於蒙古鐵騎。“以儒治國”可以說是西夏尚武精神被削弱的首要原因。
西夏佛教的興起
其次，佛教“尚和”思想對西夏的影響也是既深且巨的，極大地削弱了西夏人舊有的尚武精神：
党項人最初的宗教信仰屬於自然崇拜，巫術的驅鬼和占卜職能經常被西夏人在戰爭中施用，作為落後的原始觀念和樸素的舊俗，它與黨項民族尚武風俗下的復仇心理是分不開的。
西夏建國後，原來的“天”、“鬼神”和巫術思想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印度佛教隨之成為統治階級加強對百姓思想控制的工具。
元昊等統治者開始大力推崇佛教，不僅廣建寺塔，重建石窟，而且展開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動，大大促進了佛教在西夏境內的傳播和影響，佛教思想在西夏社會的思想意識中逐漸佔據了重要地位。
佛教反對武力征伐，提倡寬容、平等、慈悲，這對西夏的傳統文化及原始尚武習俗勢必會產生巨大的衝擊力。儒家的“尚文”與佛教的“尚和”思想在西夏社會中蔓延，導致西夏党項民族傳統的崇尚武力、血親復仇的舊俗漸漸被民眾所淡化。
西夏農耕文明
第三，遊牧文明向農耕文明的轉變也為西夏社會由“尚武”向“尚文”的轉變提供了適宜的環境。
党項以前是“不知稼穡，土無五穀”的遊牧民族，後來逐漸學會了農耕生產。党項拓跋部在李繼遷時“侵河外膏腴之地而闢之”。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在党項人佔領了河西走廊的涼、甘、肅、瓜、沙等農業區以後，在農業生產技術上有了更大的提高。從而使宋代的党項族中形成了愈來愈多的“熟戶”，漢史稱此時期党項人已經是“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了。
西夏建國後，統治者更加重視農業生產，在國家機構中專門設有管理農業生產的“農田司”，加強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鼓勵民眾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糧食的國家貯備量。作為党項羌族傳統生產部門的畜牧業雖然在國民經濟中仍佔有重要的地位，但隨著西夏王朝不斷的封建化和漢化過程，農耕文明漸漸居於主導地位，促進了西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快速發展。
農業社會中先賢和庶民百姓所向往的大同、安穩等理想也對西夏民眾的尚武習俗有一定的削弱作用。
西夏貴族
同時還應該看到，統治階級追逐安逸奢華生活，也是致使西夏尚武意識日益減弱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党項遠祖拓跋思恭到李繼遷、李元昊、李諒祚，西夏早期的統治者都是戰場上的勇將，無不披堅執銳，馳騁疆場。然而到了西夏後期，統治集團逐漸墮落，上層階級日益沉湎於腐朽的奢華生活，“國多世祿之家，悉以奢侈相高”，以致夏仁宗不得不下令“大禁奢侈”。
乾定元年（1223年）御史中丞梁德懿上書警告曰：“國家用兵十餘年，田野荒蕪，民生塗炭，雖婦人女子鹹知國勢瀕危，而在廷諸臣清歌夜宴，舌結口鉗。”
但是這些忠告和建議，都沒能引起日益腐朽的西夏統治者的重視，不為其採納，奢靡之風日甚。上行下效，安逸思想在西夏軍民中流行，最終導致了亡國亡種的結局。
結束語
總而言之，西夏是個崇尚武力的民族。尚武是西夏政權得以立國的根基。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原本“逐水草而居”的西夏部族，有很多轉為農業居民，統治階級開始追求享樂，加上後來儒學與佛教思想的輸入，文治思想與和平觀念逐步深入民心，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導致西夏後期尚武精神逐漸退化，戰鬥力越來越衰弱。
蒙夏戰爭二十餘年，儘管湧現出了大批可歌可泣、寧死不屈的將士，但同前期彪悍果敢的党項尚武習俗比較起來，西夏國家整體民族的戰鬥力、凝聚力都有較大程度的下降，更有貪生怕死之輩背棄尚武傳統，賣主求榮，投降蒙古人並轉而進攻自己的故土。這些導致西夏王朝在新興的強大的蒙古勢力面前勢寡力蹙，只能消極防禦，步步潰敗，最終走向覆亡之路。
《宋史·夏國傳上》《宋史·夏國傳下》
《遼史·西夏外紀》《西夏書事校證》
《西夏通史》《西夏社會》
《遼金西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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