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美籍作家嚴歌苓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借唐婉三個字：瞞，瞞，瞞》。
3月16日，中國作家汪芳寫了一篇日記，題為《借陸游三個字：錯，錯，錯》。
遠隔重洋，兩位才女卻心有靈犀，一唱一和，配合默契，遙相呼應。兩篇文章雖出自不同手筆，但異曲同工，宛若姊妹篇，主題鮮明，論調一致，皆指責中國政府防疫不力，渲染悲情，誇大哀怨，散佈消極，挑唆民眾對政府的怨憤和不滿。
嚴歌苓寫這篇文章時，中國戰疫勝局已定，原有的八萬病例已治癒七萬多，日增已降至十位數;反觀美國，新增病例則直線上升，日增逾千，如今已突破兩萬之眾。
做為美國人，不去關注自己國內的疫情，反倒鹹吃蘿蔔淡操心，對中國的疫難說三道四，而且惺惺做態，悲天憫人，實乃老虎掛念珠。她所謂的"借唐婉三個字：瞞，瞞，瞞"，正是美國政府對本土疫情所持態度的真實寫照，川普為了捂蓋子甚至拒用中國企業家馬雲捐送的五十萬份檢測試劑盒。嚴才女對此卻閉目塞聽，她的生花妙筆原應多寫寫已成人間煉獄的美國本土的悽慘景象，至於連續多日實現本土新增病例為零的中國，實在不勞她掛心惦記！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方方日記"因武漢的疫情而火，所以有人說這位女士是這場疫難的最大贏家。
對於"方方日記"，眾說紛紜，褒貶不一，譭譽參半，網友們形成兩派，壁壘分明，爭論攻訐，吵得不亦樂乎。
揚者將之比附魯迅，譽為當代的文壇旗手，抑者將其斥為祥林嫂、巫婆、甚至指為美分，群眾這種觀點相悖、陣營撕裂的現象值得反省與深層次的探討。
西方有位哲人說過：在社會發生大變革和大事件時，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和沉默者。新冠疫情所產生的影響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武漢首當其衝，損失慘重，在被迫封城之際，官方媒體同步跟進，基本上保證了信息的公開、透明與及時，但官媒的特殊性也正是它的侷限性，從某種意義上講，"方方日記"是官媒之外的適當補充，正如《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所言："方方代表了從民間個人不幸感知這個世界的視角，這樣的視角永遠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學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胡錫進又說："光明是今日中國的主色調，甚至也是這次抗疫中的主色調，人們越來越會看清楚這一點。我的主張是，把方方日記現象也納入進來，讓它成為這個時代旋律的一個音符。"
據聞"方方日記"每天有幾百萬的閱讀量，其擁躉甚眾，對於民心輿情決不可粗暴對待，即令是糖衣包裹的毒藥，可是有人甘之如飴又能奈其何？罌粟豔麗無比，果實亦可入藥，然而它也可製成鴉片，普通人只恐難以識別它的性質。
就方方本人作出的回應來看，某位"高中生"的一封信和北大教授的質問博文，以及察網上的一篇文章是其批評力度最大的，以致讓老太太發出了要對簿公堂和"我不害怕"的怒吼。不過據我看來，針對"方方日記"最理性的聲音應該來自於胡錫進，甚至可以把他的話視為官方的表態，畢竟誰都清楚《環球時報》與《人民日報》之間的淵源。
中國是講民主、講法治的國度，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聲音。毛主席於半個世紀前就倡導藝術與學術上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
"雙百"方針的實質，就是承認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的多元化，不是一花一家的單調形態。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對於不同的意見，封號與刪帖是最低級的做法，愚蠢而粗暴，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粗暴與虛弱，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隻手無法掩盡天下耳目。
鳥類中有喜鵲和烏鴉，喜鵲之鳴悅耳，人們聽見則喜，以為吉兆，鴉啼固然聒噪，可亦有警示之功，也毋庸厭憎。古人言"聞過則喜"，肩鴻任鉅者應有察納雅言之量，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對待"方方日記"應該理性，切莫捧殺，也莫棒殺，言之在情在理的要虛心接受，謬誤消極的要給予指正和反駁。其日記的負面影響沒有誇張的那麼大，不能低估讀者的辨別力與免疫力，如果說它能為境外反華勢力利用，那麼讓那些反華國家的記者和間諜情何以堪，他們可是說中國壞話的專業人士呵。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一慣的優良作風，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中國的抗疫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武漢都實現了"雙零"，我們甚至已有餘力去支援別的國家。所以即令"方方日記"有什麼負面影響，又或她有什麼不純動機，皆不足為患矣。
民智已開，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有弱點和缺陷，但終究是了不起的國家，它比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更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民。春暖花開，萬物復甦，疫情終必結束，中國經濟亦會滿血復活。——"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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