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我們醫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線，比如社區這條線，如果社會的傳播能擋住，病人就會變少，重症就會更少”
“經此一疫，我們也應該反思：全國有足夠的重症醫生、重症護士嗎？這是我們的醫學教育體制的一個大問題。我們的培訓、畢業後教育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我們在住院醫師培訓中沒有規培（規範化培訓）”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20年第7期
文 | 本刊記者 楊楠 張明萌
實習記者 劉睿睿
全文約2654，細讀大約需要6分鐘
邱海波 圖 / 新華視點
在日前的採訪中，邱海波問了我一個問題：你有采訪過去世患者的家人麼？我說有。他問：他們怎麼樣？我三言兩語，簡單說了幾個。我看到邱海波突然靠著椅背，右手攥了起來，這是人在努力剋制自己情緒時的表現。邱醫生是個溫和的人，在談及初來武漢時的經歷時，他說，有不少可以值得我們總結的地方。
在一月份的武漢，疫情之初，幾乎所有醫護人員都有力所不能及的無力感，即使你是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國家衛健委點名指派武漢醫療救治專家——這是醫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所能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
邱海波是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的副院長，重症醫學專家，以下是邱海波的自述：
我1月中旬來武漢，剛來的時候，“新冠”對我來講是新的疾病，不知道它的特徵，需要跟前期當地的醫生去聊，病人怎麼生病的？需要跟清醒的病人去聊，他有什麼不適？對於最重的病人，要看看他現在有哪些器官不好，到底是因為肺，還是別的器官也有問題？當時認為，主要以肺為主，看看該怎麼做治療。那天我是早晨到武漢的，下午就去了金銀潭病房。當時的第一感覺是覺得病人病情較重，第二病人很多，第三是大家好像都有點摸不清頭腦，到底應該怎麼治不太清楚。
剛開始我們遇到很多困難。一個是沒有插管的設備，即使有了，插完管以後，病人到ICU又沒有床位，要上呼吸機，一開始呼吸機也不夠，醫療資源不到位。當醫生看到不少同事感染了，心情可想而知。當時即使有呼吸機，牆上氧氣也接不上氧氣接口，氧氣壓力也不夠。我們都自己動手搬過鋼瓶，我不能讓病人憋死了。早期的時候大家都搬，護士搬不動。有什麼髒活累活，我們醫生先幹。我會跟護士說這個事情怎麼樣，有多大風險，你需要注意什麼。要讓護士會覺得背後有一個強大的醫生團隊在支撐我們。同時我們也儘快把這個問題反映給中央指導組，必須趕緊解決氧氣的問題。
邱海波（中）和同事在抗疫一線
早在一月下旬，我們在巡查的時候就發現，病房已經全滿了，每天四、五百的門診量，病人要求住院，但住不進來，沒有一張床位是空的。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危重病人在外面等著住院，不知道這些危重病人在外面是不是就這麼走掉了。衛健委派我們到漢口的醫院去看，一家一家查有多少重病。當時我們查到大量的重症病人，院長們都很焦心，說：我的病人進不來，發熱門診的病人都收不進來，特別重的才能收。如果病情不是特別重，收不進來。當時方艙還都沒有，病人只能回家，這些回家的病人裡頭有多少重症我們不知道。
所以當時我們在衛健委的專家會上，研判疫情，提出要趕緊擴床，收病人進來。一定得去擴重症定點收治醫院，就像當年SARS，中日醫院、宣武醫院徵用，全收重症。應該說，這些情況，在很短的時間內都得到了改善，我們在短短的三天裡面，幾乎每天都增加一千張的重症收治床位，不斷收治。包括醫院的供氧，也都得到了解決。這樣的效率，在很多其他國家恐怕是難以複製的。
現在如果說遺憾，早期病人太多，沒有足夠的床位，沒有設備，沒有足夠的、經過培訓的醫務人員，這些都是早期非常大的困擾。現在當你去看全球疫情，你會發現，大家都在面臨相似的困境。
當時金銀潭的問題，從我們的角度看，是真正重症醫學的醫生並不多，但這裡的病人是全市最重的。而且你沒辦法再從協和、同濟、省人民這些大醫院調增援，因為這些醫院自己也有醫療任務。那怎麼辦？當時我們想，從國家調吧，從國家專家組調，我們希望能調到的是能夠帶隊做醫療組長，能夠沉下來的專家。
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邱海波（右）和杜斌結束巡視後顧不上吃午飯，抓起兩片面包就趕往下一家醫院 圖 / 重症醫生晁亞麗
我們的架構大致是這樣的：科主任下面，可能有醫療組長，還有主治大夫，再有住院大夫。醫療組長實際上要能夠把這組病人所有的事情都管起來，對病人的一切情況負責。我們在臨床上真正最瞭解病情、最負責任的是醫療組長。我們想當時的想法：能不能調一批稍微年輕一點的專家，能夠把他放到這些病房裡，直接讓他去做醫療組長，來保證最重的病人得到專業救治。面對複雜的疫情，光有智商是不夠的，還要有足夠的情商和綜合的能力。
現在還有幾百個危重病人,意味著我們還有一段時間緊鑼密鼓的工作。有人說覺得我們可以撤了，我們撤不了。我覺得重症病人尤其危重型的病人沒有轉危為安，沒有結局之前，我們都必須堅守在這裡。
進入3月份，疫情得到明顯控制，ICU開始有空床了，甚至有些醫院的ICU都關了，有些醫院也不再收治重症病人。病人少了，重症病人也少了，危重病人少了，這就說明我們前面的防護牆起作用了。重症病人比例並不高，但是因為基數太大，重症病人絕對數量是高的。而這麼大的絕對數量，就造成了醫療能力的不足，醫療資源不夠，而且醫療力量很難整合。
我一直覺得，在這樣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我們醫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線，比如社區這條線，如果社會的傳播能擋住，病人就會變少，重症就會更少。
現在疫情已經受到有效的控制，社會比較關心的是復陽問題。其實復陽並不是說沒治癒，我們從病理裡可以看到，肺裡面的細支氣管堵住了，肺泡塌掉了，現在已經康復了，夠出院標準，可以出院了，也有抗體了。但是在病人的恢復期，支氣管又慢慢通了，通了之後裡頭的病毒就又能排出來，檢測就還會再次顯示陽性，但我們現在還沒有觀察到復陽的病人有傳染性。
經此一疫，我們也應該反思：全國有足夠的重症醫生、重症護士嗎？這是我們的醫學教育體制的一個大問題。我們的培訓、畢業後教育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我們的重症醫學是二級學科，很多歐洲國家、新加坡、澳洲都是這樣做的。但是我們跟新加坡、澳洲有一個非常大的區別，我們在住院醫師培訓中沒有規培（規範化培訓）的。我們是唯一在二級學科裡沒有住院醫生規培的國家，這意味著我們的住院醫生都沒有經過重症醫學的規範化的培訓。
現在年輕的ICU醫生、住院醫師的規培，都是由其他學科承擔的，未必有牢靠的重症醫學基礎。我們就靠現在重症醫學金字塔塔尖上的這一小批重症醫學醫生，一旦發生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時候，是承擔不了的。 但如果我們有了住院醫師的規培，即使這些醫師在規培之後，可能分化去呼吸科、心臟科、腎科……但是他具備了應對重症的基礎，遇到大災大難的時候，這些人徵召過來，就像預備役部隊一樣，馬上就可以應對緊急情況。我們當然不希望再來一次這樣的疫情，但沒人能打包票，是吧？
重症醫生的作用在哪？當我們有這麼多重症病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有能力來面對它？我們一直說，重症醫學是生命最後的防線，而重症導致的死亡病例，恰恰是社會最關注的，跟老百姓關係最大的，所以這條防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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