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2期，原文標題《大波斯為何敗於小希臘》，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李零的《波斯筆記》全面比較了古代中國與波斯帝國的方方面面。上篇10章“歷史－地理篇”，涵蓋波斯帝國的政治、疆域、制度、宗教，下篇10章介紹其宮殿、石刻、藝術品、博物館文物，為我們看待歐亞大陸2000 年的文明進程開啟了當代中國的全新視野。
李零（王旭華 攝）
李零寫這本《波斯筆記》，可能讓很多人第一反應頗感愕然。作為學界前輩，以往他專治的領域畢竟是先秦史，忽然去談古代波斯帝國，不免跨界得厲害。不過，翻開一讀就可明白，他表面上是談“波斯”，實際上背後問題意識的根源還是中國，那才是他真正關心的。
全書開篇就已表明，他對以往國內學界在談及古代政制時“言必稱希臘”的傾向不滿。在他看來，希臘不僅沒有統一的政制，也不見得有何優越，而且多是小城邦，對大帝國並沒有多少參考價值。既然如此，那麼國內這些年來對希臘－羅馬政制的推崇，只不過是受西方話語影響而不自知，因為從這一視角來看，實際上站在希臘對立面的波斯，才是中國更適合的參照系。這樣一來，波斯史就不再僅僅只是一段普通的外國古代史，而成了撬動學術話語“典範轉移”的支點。
確實，有一點不可否認：相比起希臘那樣城邦林立的海洋文明，波斯這樣一個陸基帝國與中國的相似之處更多。雖然地理條件不同，但波斯文明的核心同樣深受農牧交錯影響，到了近代，伊朗也和中國一樣淪為半殖民地國家，首要的使命就是維護國家統一與獨立。當然，本書主要聚焦於其早期的阿契門尼德王朝——這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帝國”。對李零來說，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模板，可以和歷經春秋戰國的混亂走向統一的中國相對比，以揭示國家形態演進的某些基本規律。
全書對波斯諸多遺址、文物、制度的種種考察，其宗旨均在於此。在李零看來，“國家形態的演進，總是由小到大，走向世界化”，因此，“希臘城邦並非國家進化的高端，而是國家進化的低端”。波斯帝國就是這樣逐步經由統一、兼併而成一大帝國，而要管理這樣一個大帝國，勢必要依靠一整套制度。因為滅國太多，管不過來，不能不建立起自己的行省制度，隨之而來的，便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實現政治、文化、度量衡乃至宗教上的統一。即便此時仍不可避免有多元化，那也是在大一統之下的多元化。
不難看出，這一思路乍看是在談波斯，其實處處是在以中國先秦的歷史作對比。這一點李零也毫不掩飾，在書中幾乎不斷以中國的情形來類比，最終這個滅國無數、一統天下的波斯帝國，看起來就像是大秦帝國在絲綢之路彼端的翻版。當然，這其中諸多粗略的類比不無可議之處，兩者畢竟也不可能全然可比，但顯然，他在意的並不是這些細節，而是一套“範型”——對於立論宏闊的學者來說，“範型”本來就是要忽略掉一些細節的。
這個範型是什麼？簡言之，就是認為國家形態在演進過程中，勢必會由小變大，最終統一，而統一帝國建成之後，都不得不建立科層制官僚機構、依靠統一的法律等制度來管理國家。他強調，說東方大帝國“只靠人治，不靠法制，人治是專制，法制是民主，這是沒有常識”，其實大帝國都需要依靠普適性的法律來治理，這只是一種程式或標準，“這根本不是什麼東方不東方、民主不民主的問題”。既然如此，那麼，大秦帝國一統天下，就非但不是暴政，相反倒代表了國家形態演進的高級乃至終極形態。如果套用黑格爾和亨廷頓的理論，似乎可以說，李零式“歷史的終結”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這一話語當然可以自洽，但顯然也有其弱點，那就是立足於庸俗進化論的基礎之上。它的基本假設是：“國家形態”總是由小到大地演進，這像是“歷史發展五階段論”的翻版，假定這是任何國家演進的必由之路，而演進得越“高級”，就越勝於“低級”的城邦。雖然這是在談波斯，但其實是一種中國中心論的歷史觀。這樣，波斯帝國比希臘城邦高級，就像秦帝國優於小國寡民的春秋諸侯國。但如果是這樣，就很難解釋本書自己提出的問題：大波斯為何敗於小希臘？
當然，李零的回答是：這和政制優越與否無關，因為“在人類軍事史上，這種冷門是家常便飯。即使現代，以小勝大，以弱勝強，也有不少例子”，因而絲毫不能證明戰勝方有何政治體系上的優勢。確實，像蒙古騎兵橫掃天下，除了說明他們在軍事上確有過人之處外，也不能說明他們在文明形態、政治制度等任何方面優於被他們征服的那些國度，否則就沒有“征服者反為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一名言了。不過，如果回到歷史中去細看，就可以發現，即便希臘一方的成功說明不了什麼，但波斯一方的失敗卻確實表明其政治結構中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在希波戰爭中，波斯數十萬大軍竟然被斯巴達、雅典擊敗，這固然是以少勝多的奇蹟，但就像赤壁之戰或唐太宗征討高麗失敗一樣，弱勢一方雖然頑強反擊成功，但強勢一方也不見得就元氣大傷；然而，亞歷山大大帝成功滅亡波斯帝國，卻另當別論了，這充分表明波斯在強大的外表之下，有著巨大問題，以至於竟然被一支孤軍深入的希臘武裝一擊得手。
波斯帝國當時雖然兼併無數國家，但其結構卻非常脆弱，是一個“近乎可分解體系”。最明顯體現這一點的，就是其最高統治者自稱“萬王之王”，這意味著，它並沒有完全消除多元異質的力量，甚至哪怕以行省長官替代原先獨立的王侯，但這些長官又很快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成為半獨立力量。按李零的說法，波斯這種形態與中國相比，就像介於“封建”和“郡縣”之間。這樣的結合，勢必是不夠緊密的，需要依靠統治者的武力和個人形象為象徵，因而當波斯王大流士對亞歷山大三戰皆敗時，底下的各個組成部分都看到了各謀出路的機會，帝國立刻土崩瓦解。
在此後不久的布匿戰爭中，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幾度大敗羅馬軍隊，但不僅羅馬人絕不求降，連羅馬的同盟城邦也不離不棄，不肯投靠迦太基一方，最終羅馬反敗為勝。為什麼波斯不能像羅馬這樣堅韌頑強？這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意味著各自在政制構造上的巨大差異：一個日益複雜的國家組織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內部的多元異質，依靠權利讓與的自願認同，所能產生的整體凝聚力遠高於單純靠武力捏合在一起的鬆散政體。
美國學者約瑟夫·泰恩特在《複雜社會的崩潰》一書中研究了古今歷史上數百個文明崩潰的案例之後認為：複雜的組織並不必然是好的，在競爭中也並不一定勝出，相反，複雜化程度較低的邊緣國家靈活性較大，往往還體現出更強的競爭優勢。此時，崩潰成了無法擺脫困境時的一種調整，使社會迴歸到能夠以較低成本就能維持的組織狀態。就此而言，像波斯帝國這樣超出了自己技術管理水平的複雜組織，實際上是靠自上而下的強制力量強行維持著，所以一旦戰敗就不可收拾。這並不必然是什麼“國家演進的高級形態”。
或許可以說，中國、波斯和歐洲在面對這個難題時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波斯帝國是容納了差異性的鬆散統一，結果是缺乏動員效率和凝聚力，往往只有被壓縮回本土時才爆發出堅韌頑強的力量；歐洲是在承認多元自治的基礎上自主地聯合，這兼顧了動員效率、成本和自發認同，但卻難以達成統一。至於我們中國，出於一種相當不同的集體心理和歷史經驗，一直頑強地保持著大一統，成功地避免了波斯那樣鬆散的內在結構，但代價則是同質化所造成的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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