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參加了一次“聯合國”式的登高迎新，也見識了另一個“世界”。
這麼說並非誇張。首先，一起登山的夥伴們不一般——登山小組屬於硅谷的戶外登山俱樂部下面的一個“單身長者”分支組織。成員是67歲以上的退休人士，男女不限，但必須是單身。
此次登山不是他們每個月的常規活動，而是“探路”。發起人是德裔安娜女士。她希望在這座常來的山上找到一些不常走的“新路”，以能滿足一次走10-12公里的長度。參與者有兩位，日裔女士枝子和英國紳士老艾。他們仨都是八十二三歲，彼此相差幾個月。
這個組合在我看來最獨特之處體現在“地緣”方面——我們都是第一代來北美的移民，只是來的時間早晚不同。枝子最早，超過六十年，安娜五十多年，老艾近四十年，我不到十年。來的方式各不相同，枝子是留學留下來，安娜是旅遊時在美國遇到意中人結婚留下來，老艾是工作派來的，我是正經八百申請移民來的。我和枝子是亞洲人，安娜和老艾是歐洲人。二戰時，安娜和枝子是一夥兒的，老艾和我（當然，二戰時還沒有我）是戰友。
因此，我們說的英語都不是標準的美式英語——被安娜總結為“都有口音”。說得官方一點，這算“聯合國英語”。不過倒也不耽誤交流。整個探路過程的三個半小時，幾乎沒有不聊天的時候。
我跟著老艾來“打醬油”。來之前，不知道是這個強度。老艾說，隨便走走，找找路而已。來了之後，才聽到安娜的雄心壯志。問安娜大約走多久，安娜說，大概四五個小時吧。三位正式隊員是登山資深者，準備齊全，都揹著揹包，枝子還拿著登山杖。而我則完全“輕裝”，連午餐也沒帶，只拿了一份小零食和一瓶水。不過既來之則安之，總不至於體力連這些八十多歲的老人都不如。
上山、下山坡度不大，紮紮實實地走了12公里。之所以能走“夠”，是因為老艾一直在用他的運動APP精確計算。山上的步道有不同名字，每到岔路口，便有指路牌。在安娜的帶領下，隊員們逢路口便拿出地圖研究討論。而地圖白痴的我，只好站在一邊拍風景，也拍他們認真討論的樣子。他們討論很仔細，既要確保選擇的道路足夠長，又不能太長、太陡。遇到意見不統一時，還是安娜來拍板決定。
有兩次，明顯感覺到另兩位隊員不想走那麼長了，但他們也只是委婉地提提想法，最終還是服從了隊長指令。
枝子在前一晚發生了不明原因的嘔吐，身體沒有那麼強壯。中途遇到岔道時，枝子問過安娜，“你真的要走那麼遠嗎？”安娜以德國人的堅定說：“是的，要走那麼遠。”枝子便沒有再說什麼。
走到後半段時，老艾已經有些氣喘了，面臨岔路選擇，安娜有些猶豫，老艾委婉地說：“如果按照你的計劃，走下面這條路就能完成。上面那條路會走得更遠。”當安娜凝神靜氣思考片刻、選定了下面那條路，老艾笑著長出一口氣感謝上帝。
走累了、要吃午飯、想休息，兩位隊員都要請示隊長決定。隊長髮布休息命令，隊員們才跟著停下來。否則隊伍一直勻速前進，即使有人需要整理揹包慢下來，隊伍也不會停。
隊員們的共同話題比較多，五花八門。
枝子說，她拿了幾十年的綠卡，至今沒有加入美國籍。因為日本只承認單一國籍，她不想放棄日本國籍，她還想回日本養老。儘管她可以享受日本老年人的全部福利，但現實情況又讓她猶豫。她沒有子女，日本有妹妹和弟弟及侄女外甥之類的。手足歡迎她回去，而子侄輩並不希望她迴流定居。枝子說，上次她回日本時，晚輩們就明確地和她說，“你是美國人。回來探親我們歡迎，如果回來住下來就不大合適了。”
儘管枝子說這些時，笑哈哈地像談別人的事兒，卻也能感受到她的無奈和失落。她很明白，“弟弟、妹妹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活，這也可以理解。”老艾聽到這裡，安慰枝子說：“我倒是有四個孩子在英國。可是每年我回去探親時，他們從來沒有一個人問我說‘你不打算回英國定居嗎’，所以我根本不考慮回去。”
聽老艾說起過，他在美國的房子是他居住最久的處所。他吃煎蛋培根早餐、喝下午茶，保留著英國的飲食習慣，不過腦子裡關注得更多的是美國的事情。聊起哈里王子脫皇室，不如批評特朗普更讓他有興趣。
對於日本的文化和生活習慣，枝子也不大適應了。她養成了美國人的隨和，見人就微笑、打招呼，回日本被朋友視作“太能說”、“太能笑”、“太隨意”。日語中新的詞彙、尤其是一些外來語，她也聽不懂。隨著年事漸高，認識的人、能交往的人也越來越少。在日本，她這個年齡毫無疑問地被定義為“老太太”，可是枝子並不認為自己是老人，說起自己生在東京、長在東京，她說“我就是一個city girl”。她說的時候不是用“was”，而是“am”。
和枝子一樣，安娜也不會把自己歸為老年人，她甚至不願意談自己的年齡。我讚歎說，“如果我到了你們這樣八十多歲的年齡，也能像你們這樣來爬山，那就太棒了。”安娜說：“哦，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我們是八十幾歲，那我就不隱瞞了。否則我不會談自己的年齡。”
登上高地時，我忽然想到新年與長者登高，也算“沾光”——沾了他們高壽的吉利。費勁地把這層意思解釋清楚後，他們卻不買賬，聳聳肩說“祝賀你啊”。
路過一個小木屋時，看著上面寫著的修建時間是1939，老艾說：“這座木屋建起來時，我兩歲。”走在一旁的安娜不由得攥起拳頭衝他比劃了一下，以示抗議。枝子也笑著說，老艾記性真好，她就不記得自己的生年。老艾馬上打圓場說：“我能牢牢記住自己的出生年，是因為這一年金門大橋建成。”這一年對於華人而言，也有大事和橋有關——盧溝橋事變。
老艾沒有因為二戰而與德國、日本有芥蒂，但作為德國人的安娜當年由於嫁給美國人，差點和她媽媽斷交。安娜回憶，得知她要嫁給美國人，她爸爸還尚可，她媽媽非常氣憤，“美國是我們的敵人，你怎麼能嫁給美國人？！”勒令她立即返回德國，找一個德國人結婚。安娜當然不會聽。幸好，結婚後，她媽媽屈尊來了敵人的國家，瞭解之後，對美國及美國女婿都頗有好感。說到美國是“敵國”，枝子表示贊同。她說她剛來美國留學時，許多親友也不認可她去“敵國”讀書。
對於美國的敵友問題，英國人和德國、日本人看法肯定不同。不過三人對於特朗普的看法出奇地一致。只要有個話頭，他們就諷刺特朗普幾句。甚至對於伊朗把烏克蘭的飛機打下來，他們也能歸咎於特朗普。
另一個出奇一致的表現是，三個人還都喜歡“喝兩盅”。結束探路，剛坐到老艾車上，枝子就問，“想不想在哪裡停一下”。我還沒懂這個”stop”指啥，安娜就說“絕對應該，我現在特別渴”。我又在想，“渴了不是帶著水嘛”，便聽枝子接口“我知道一個地方，他們的啤酒特別好！”老艾馬上附議，“在哪裡，你知道怎麼走嗎？”仨人熱烈地決定之後，安娜想起來了我，禮貌地問我“你有什麼要緊事需要馬上處理嗎？我們停一下，耽擱你嗎？”我當然表示，沒事沒事——反正也是打醬油跟來的。
進酒吧門的時候，安娜拿著她的大錢包鄭重地表示，她要請大家喝酒及吃披薩，以感謝大家對她的找路願望的支持及配合。老艾和枝子一番推卻後，還是遵從了隊長的旨意。我呢，信用卡和現金都沒帶，酒精過敏，只有喝杯熱水的願望。致謝之外，貌似也沒有其他選擇。
於是，在枝子推薦的運動酒吧裡，三個人分別點了一杯自己鐘意的啤酒，心滿意足地品嚐著，嘻嘻哈哈地說笑著，如魚得水。而和他們坐在一張桌邊的我，卻端著一杯由黑著臉的酒保從熱水管裡接的溫水，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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