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四年九月十九日，在宣化、大同前线出现了一桩突发事件，那就是蒙古鞑靼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及奶公等八人来叩关投降。
把汉那吉突然来降，是因为他和祖父俺答争夺“三娘子”为妻而引起的部族内部矛盾。三娘子原已经受聘为把汗之妻，但因其美貌俺答竟夺为己有，把汉那吉盛怒之下叩关降明。这是鞑靼上层爆发的重大矛盾。
宣大总督王崇古闻信立即武装陈兵于关外以延阻把汗入关，优给衣食并询问其来降之意。但边将众将有建议立即斩首把汉以挫蒙古的气焰，王崇古坚决反对：
“此胡地降耳，斩之何益？其内讧耳，天以把汉假我，我救之，以挫胡志。”《明史稿·王崇古传》
王崇古的意见是富有策略的。分化敌方营垒，扩大其内部矛盾，收纳其部分力量以为己用，是不战而胜的高明战略。
应该说，其后明朝能够顺利解决这次外交事件而引起的战争危机，最早的策划源于王崇古，他和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根据当前敌情，对把汉那吉来降以后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分别作了估计，并提出了不同的策略。
“若桀骜称兵，不可理喻，则明示欲杀，以阻其志；若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若循旧例，安置海滨，使俺答日南望侵扰不断。”《明史稿·王崇古传》
而二人能在极短的时间理清对外思路，这与他们长期扎根边防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崇古出身于陕西商贾巨族家庭，嘉靖二十年进士，入仕后担任军职。早年在东南沿海任兵备副使，因出海追击来犯倭寇立有军功随即调任宁夏巡抚。隆庆四年因高拱张居正的力荐，任命他担任防虏最要冲的宣大山西总督。他到任后严申军纪，严查边将冒功领赏，暗于敌情，因而能详尽地了解鞑靼各部，特别是俺答部落的兵力培植、战术特点，以及俺答本人及其家人将佐的性格特点。
王崇古与时任大同巡抚方逢时有着很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方逢时为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是王崇古的科举同年。他的从政生涯也是以率军防边御敌为主。他到任大同后在对待北部蒙古部落的攻防策略上与王崇古具有共识，在军政工作中能够很好地协调配合。
二人合作而提出的上述上、中、下三策，是他们久任戎行，并对俺答及其家族部落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历史事实将证明，他们的策略考虑将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量。
当然，边帅卓有见识的正确策略，还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和内阁的支持才可能被确定为官方的政策。当时的良好机遇是，内阁之内有高拱和张居正在。他们二人都头脑清醒，具有高瞻远瞩的策略眼光。
高拱和张居正受到王崇古和方逢时的奏报后敏锐地看出此事非比寻常，并一致同意王、方的建策，认为必须巧为利用并扩大俺答内部的冲突抓住战机，以赢得外交和军事上政治上的更大胜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拱和张居正在答复王崇古的最早函件中，都郑重提出，切应吸取明朝过去在处理俺答家族问题上所曾经犯过的失败教训，断不可重蹈覆辙。
他们所指的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的儿子辛爱之妾来降，明方朝廷及边将等都不知利用此事件，反而在辛爱兴兵威胁之下，兵部尚书许纶惊慌失措处置前后反复，甚至虚报情况，最后竟骗遣辛爱之妾及其部众出塞西走，私告辛爱埋伏捉拿，不仅错失良机，而且大损国威，使俺答各部更加视明朝为软弱无能之辈，犯边勒索活动更为猖獗。
由于有鲜明的前车之鉴，高张对于把汉那吉来降问题的处置，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一阶段又采取适当的策略加以应对。
首先，是对把汉那吉的利用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估。高拱闻信后，即对边防来人进行认真的了解：
子问：“老酋动静如何？待孙意若何？”曰：“老酋爱其孙甚，而其妻之爱之更甚，老酋畏其妻子，其妻言只要其孙也。”拱曰：“得策矣。”《高文襄公集》
所谓得策，即决定将把汉那吉视为奇货，视为解决当前与俺答关系关键性的重要筹码。对此高张分别谕示王崇古，完全支持王崇古和方逢时的建议，示恩与把汉那吉，授予中国名号，必要时可封之为明朝官员，使其归领其众。
其次，为有力保证以上战略意图的实现，高张一直认为只能从实力地位出发，能战然后能和，因此一再指示前线各边将严阵以待，坚固城池勿轻与战，多行间谍以侦探其动向。
于此同时，又派人在阵前传话，谕告俺答明朝已经安排封官收降其孙之意，目的在于环节俺答的敌意，动摇他的信心，争取他走向谈判的道路。传话说理当然不能代替刀枪。只有在战场上再挫折其兵锋，堵塞住俺答企图以武力索还把汉那吉的幻想才可能达成和议。军事与政治历来就是相辅而行互为支持的。时任兵备使，并参与战和全过程的刘应箕追述当时俺答用兵未逞的情况：
“未己，俺答拥众南下索要其孙，俺答挑其精锐近万，直捣云中，欲达宣大。总督领兵至带刀岭，与其大战，败其前锋，斩上将首六。”《明史纪事本末》
由此说明，只有经过圈禁把汉那吉以阻挠俺答，反复说明道理，在配合战场上捷报以显示实力，然后才可能真正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是两方斗智斗勇的角逐。明方主动派遣通晓鞑靼语言的使节鲍崇德摸透了俺答对于和战举棋不定以及对其孙身怀舔犊之情，了解到其深知武力达到解救把汉那吉的目的已希望渺茫，又害怕其孙儿受害的心态，以此为突破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向俺答灌输以其孙换取双方永久和平的谈判想法。
随后俺答派遣使节与鲍崇德同入宣大府，表达愿意用汉奸赵全等人交换把汉那吉。从战争到派遣使节，从称兵勒索到愿意以礼相待，这在外交上是极大的胜利。
据此，高拱便主持奏报请求隆庆批准。到十一月十三日得到皇帝亲御，完全同意高张的谋议，授予把汉那吉俺答指挥使，一来长期远收为我用，一来以示范与各个蒙古加强其向明朝靠拢，应该说，在针对敌我关系，充分利用把汉那吉的身份价值以取得和议，并换取熟悉明朝各边关的汉奸叛逆，显示出这次外交事件的处理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政治攻心战略的典范。
在送还任职和收逮叛逆告一段落后，是否进一步议定“封贡”的问题上便提上了议程。高张二人一直将遣返、收叛、封贡、开市四者作为互相衔接的组成部分。礼送把汉那吉、抓回赵全，已经成为汉蒙民族间建立和睦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而封贡与开市则作为此次事件的完美结束。
所谓“封贡”，就是在放回把汉那吉、俺答撤兵的基础上，双方再缔结更长远更巩固的和睦关系。一方面由明方以“天朝上国”的地位授予俺答一定的封号，另一方面则由俺答表示归附明朝，每年进贡马匹若干。明方允许每年在得胜堡地方开市贸易，以布匹、绸缎、茶叶等出售，并回购对方的马匹。这样的物资交流，调剂双方所缺，显然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汉蒙民族的和睦关系。
以经济杠杆保证和议的持久有效和巩固，应该说是积极有力的。高拱和张居正，以及边将王崇古、方逢时等坚决主张接受封贡和开市，改变了数十年以来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军事危局。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蒙古边关骚扰从此不再是明朝国防军事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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