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歷史文獻典籍流傳於世。
這些文獻典籍記錄了中國上古時期的民族、國家和社會發展過程。
眾所周知，夏商周是中國古代記載的最早的三個王朝。
在這三個朝代中，按目前我們國家最“正統”的說法，夏朝是我國的開國始祖，我們民族的創始人。
但是由於缺乏當時的文字記錄，從考古方面也找不到關於夏朝存在的證據。
夏王朝與夏文化卻已經成為國人心中一個拂不去的夢。
有專家將考古發現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判定為夏朝的首都，然而這個武斷的定論，使人們大失所望。
如果不下這個定論，人們對夏朝的存在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還抱有很大遐想，甚至把她想象得如同殷墟發現的商都一樣壯觀。
然而二里頭遺址這樣的“夏都”，是我們國家的源頭嗎？
給人們不僅感到懷疑，而且感到太大的失望。
很多人心中對這個“夏都”的觀點是：希望這只是一些人急功近利，為了是自己在有生之年創造了“發現夏都”這樣偉大功績而故意將二里頭這樣一個不過是規模大一些的原始村落定論為“夏都”；或者說是一些人的錯判而已。
總之，相當多的中國人都難以接受夏都竟是這樣一個石器時代之原始村落的現實。
如果這樣的定論是正確的，相信有相當多的國人會贊同更改歷史。
中國的早期王朝國家形成於何時？
西漢時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在中國最早的通史鉅著《史記》中，記有夏、商（殷）、週三個相繼崛起的王朝。
但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已離夏、商時代千年有餘，相當於我們現在寫唐宋史。
太史公描繪的夏、商時期發生的種種事件，多數是參照秦朝以前的書籍，受當時那些書籍作者的觀念影響較大。
並且由於秦始皇時期的焚書，造成能夠參考的書籍有限，同時也沒有考古發掘文物的手段作為原始資料，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和分析。
只能根據先秦書籍的敘說，把夏朝作為中華開國的朝代。
試想，假如司馬遷看到了甲骨文，又看到了今天出土的二里頭“夏都”，他在《史記》中對上古朝代的排序，還會是這樣嗎？
司馬遷不愧是一個相當嚴肅的史學家，雖然根據以前的史書進行分析和排序，但他並沒有毫無根據地對上古事件進行過多的誇張。
他在《史記》夏本紀中將夏的十四代君王進行排列，同時對商的十四代首領也進行了排列。
在夏朝尚未建立之前，殷人的首領契已經出現在《五帝本紀》中，和夏的首領，我們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大禹地位是同時的人物，都是本氏族的領袖。
禹由於治水有功而成了天下盟主。
他的兒子非法佔據了盟主帝位並建立了夏朝。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夏朝建立後，攻打併滅掉了有扈氏。
有扈氏的地盤位於陝西，也就是說，陝西部分地區屬夏的地盤。
但夏的疆域究竟有多大，在其東邊的殷商是不是包括在夏的地域之中，太史公沒有說明。
相比對黃帝入主中原的時候，《史記》對其疆域的描述是“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因此夏朝疆域究竟有多大，司馬遷不能肯定，但不會太大。
太史公在《史記·殷本紀》中對殷人的十四代君王進行了詳細的記載和排序，說明在夏朝時期殷人並非夏朝的屬國，而是一個獨立的王朝，建立的時間並不比夏朝晚。
從出土的甲骨文中，記載了很多殷人的早期領袖而無對夏的任何記錄，從任何方面都不能證明殷商是屬於夏朝的屬國。
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是一個傳統的農耕民族，並且是以文化傳承為標誌的民族。
把夏朝當成漢文化的源頭，是因為受到“黃帝令倉頡造字”這一傳說影響太深。
照這個傳說，漢文化是黃帝“發明”的。
由於夏朝是傳承了黃帝的文化，因此夏朝被認為是我們中華文化的正源。
而甲骨文的出土，“倉頡造字”這一千年傳說破滅。
殷商創造的甲骨文是我們漢字的鼻祖，這是毫無爭議的，也就是說我們漢民族源於殷商也是不爭的事實。
從歷史情況來看，殷人的政權與夏朝是並列的兩個民族。
或者說，我們祖先的殷商並沒有被夏朝統治過，就如同南北朝時期，胡人政權佔領了漢族很多地方，但並沒有征服漢族，也不是中華的正源。
殷商從民族、文化還是政權都不是傳承於夏朝，並且文化與現在的漢族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殷人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正源。
相當於殷人來說，夏人並不是擁有先進文化的民族，相反倒是一個文化落後的野蠻民族。
夏人是不是漢族來源的一部分，則要看其在被商打敗後的去向。
夏人本來是西域的遊牧民族，跟隨黃帝進入中原打敗炎帝后，利用其遊牧民族的強悍，以暴力手段控制了中原的部分地區，統治和奴役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在被殷人打敗後，他們是離開了中原，還是留下來成為中原地區的居民呢？
從很多歷史傳說和記載中，表現的是夏人多數已經向西方遷徙，甚至有的說法是他們成為後來的匈奴人。
也許他們中的部分人留在中原，與本地人融合，成為後來漢族人的一部分，夏人最多作為一個旁枝而不可能是中華的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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