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曾指出，君主專制政體是最難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在君主專制國家，勵精圖治的君主會同時遭到保守派和激進派的雙重攻擊，保守派希望完全保持舊制度，激進派則希望更進一步，建立沒有國王的共和制，推行現代化的君主除了自己親近的一小撮臣子外，幾乎找不到任何值得信任的人，君主只要一招不慎，改革就會徹底失敗，甚至自己也會被壓上斷頭臺。

無論是奧斯曼帝國、波旁法國、俄羅斯帝國、伊朗王國還是清王朝，他們都希望能在王權和現代化之間尋求一個平衡，他們寄希望於建立像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制，既享受現代化的好處，又能保證君主的王位。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現代化改革取得了進展，但立憲的努力卻完全失敗，現代化的成功往往意味著王權的坍塌。君主專制國家中，除了泰國這樣的特例，鮮有成員可以倖免。

（尼古拉二世銳意進行改革，但最終身首異處）

雖然大部分君主專制國家的立憲努力都失敗了，但他們的成就有大有小，奧斯曼帝國崩塌後，留下了一個步入新時代的土耳其，路易十六滅亡時，法國已經廢除了一切特權，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會。沙皇覆滅前，俄國已完成了斯托雷平改革，並進行了部分工業化，巴列維王朝覆滅時，伊朗已是城市人口占50%的準現代化國家。唯有清朝，現代化的成果幾乎不值一提，在清王朝覆滅前夕，中國仍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文盲佔大多數，餓殍遍地，飽受外國凌辱的弱小國家。

縱觀這些國家，唯有清朝是最保守最頑固的，鴉片戰爭之後50多年，才出現改革專制體制的戊戌變法，而直到庚子國變後，清朝中央才開始旨在立憲的清末新政。即使與同時期的君主專制國家相比，清朝的保守愚昧也令人瞠目。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大原因在於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幾百萬的滿人統治者4億漢人，一旦進行現代化改革，滿人幾乎必然喪失特權地位。縱觀清末的改革歷程，滿漢衝突一直是一條鮮明的主線，主張改革的大部分都是漢人，主張保守的幾乎全是滿人，而庚子國變，更是一場滿洲反動勢力鼓動民粹造成的巨大外交災難，正是滿人對於特權地位喪失的擔憂使得中國的君主立憲逐漸化為了泡影，失望至極的漢人，只能投靠孫中山，以一場民族革命的方式開啟中國的現代化之路。

一、庚子國變中的滿漢站隊

清朝末期的改革中，一直存在著滿漢衝突，基本上是改革派漢人多，而保守派滿人多，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都是由漢族士紳所主導。滿人中除了恭親王奕訢，鮮有人知曉外部世界和改革的必要性。在起初，慈禧對於改革的立場是中立的，但戊戌變法後，慈禧感受到變法已經威脅到了她和滿洲親貴的利益，因此在撲滅變法後，她對朝廷展開了大換血，漢族的士紳，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維新派，還是李鴻章這樣的洋務派，都被貶黜，取而代之的是一大串滿洲親貴。慈禧任用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維護愛新覺羅和滿洲親貴的天下。

雖然滿洲親貴們在政治上可靠，但在水平上極端不足，無論是榮祿、還是慶親王、端親王還是軍機大臣剛毅，都對外務一竅不通，其中剛毅更是極端的無知。當時北方大旱，加上洋教徒魚肉鄉里，民眾組織了義和團運動，義和團反對一切和洋字沾邊的玩意，號稱要扶清滅洋。對於民粹式的義和團運動，朝廷不僅不鎮壓，剛毅還把義和團請到北京表演刀槍不入。

最終義和團的無法無天招來了大禍，由於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擊斃，釀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而慈禧更是瘋狂的向11國宣戰，並號召各省幫助義和團抗擊洋人。在這條命令下，滿漢之間第一次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滿洲親貴們積極備戰對抗洋人，而漢族軍閥則大都冷眼旁觀，這種滿漢分歧的典型就是東南戶保條約。

面對慈禧的旨意，廣東的李鴻章、南京的劉坤一、武漢的張之洞和山東的袁世凱不僅不奉令，反而一致否認旨意的有效性，認為向11國宣戰的命令太過荒謬，拒絕承認其為正式的皇家旨意。他們不僅不北上抗擊洋人，反而封鎖了慈禧讓他們協助義和團的命令。

張之洞更是把慈禧的旨意曲解為鎮壓義和團，保護外國人。在盛宣懷的建議下，張之洞和劉坤一與上海的外國領事達成一項非正式協定，即他們兩個總督將鎮壓義和團，保護外國人不受傷害，作為回報，列強的軍隊則不能進入他們的領土。此項保證即為東南互保條約，袁世凱和李鴻章之後也同意了這一協議。很難想象，一個國家的首都正在被敵人洗劫，而他的地方官員卻已私自和侵略者簽訂了協議以圖自保。

漢族軍閥這種袖手旁觀的態度實際上表明瞭他們與滿洲親貴的巨大矛盾，在他們眼中，他們不應為慈禧和滿人的愚蠢買單，他們更需要保護自己的地盤，滿漢分歧之大，在庚子國變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實際上整個庚子國變，一直是義和團和一小撮滿洲親貴在和洋人戰鬥，而清朝的主要軍事力量，即漢族軍閥的部隊，根本未參戰，沒有人願意為慈禧和滿洲親貴的愚蠢買單，這完全是慈禧的咎由自取。漢族的軍閥們，樂意看見反對自己的滿洲親貴一一被洋人處決，從而借洋人的手殺掉一批反對派。這種滿漢之間的隔閡使得清朝不可能調動全國的力量去抵制一場侵略。

二、皇族內閣徹底摧毀了漢人精英的忠誠

庚子國變的巨大浩劫終於讓頑固的慈禧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加上孫中山在海外一直宣稱要結束清朝的統治，這讓慈禧產生了巨大的危機感，她明白如果不立憲，那麼孫中山的共和革命就會成為大眾的選項，兩害之下只能取其輕。清末新政由此開始。新政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力度甚至比維新變法還要大。新政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培養了新軍，廢除了科舉，建立了新式學校，但在關鍵問題的改革上，依然陷入了瓶頸。

新政的計劃是建立君主立憲制，即在保證大清皇帝萬世不易的前提下進行有限的放權和改革，通過設立議會，制定憲法讓清朝擺脫專制的汙名，建立一個廣泛吸納社會精英，更為廉潔的體制。雖然君主立憲表面看起來很美好，但實際上滿人和漢人的需求是不同的。

慈禧希望藉由立憲安撫民意，打擊孫中山，延續清朝的統治。滿洲親貴則把它看作是實行集權和把漢人排除出核心集團的機會，進而攫取各省漢人總督的權力。 而漢人士紳想的則是通過立憲擴大漢人在議會和內閣中的比例，加大他們的話語權。表面上，滿人漢人都希望立憲，但他們的訴求不一樣，甚至完全相反，滿人把立憲當做反漢的工具，漢人則把立憲當做擺脫滿人專政的機會。

正是這種根本的矛盾，使得之後的立憲阻力重重，慈禧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維護滿洲親貴的利益，因為他們是一家人，而漢人終究是外人。1906 年 11 月 7 日，朝廷簽署了一項改革官制的法令，把六部擴大為十一部，同時，機構的領導人大都是滿人，漢人在政府高層中的比例不足1/3，滿漢之間的裂痕迅速擴大。

在各地方政府中，滿人的權力也得到了鞏固。

慈禧太后死後，載灃和隆裕太后繼續這種方針，大量任用滿洲親貴，將漢族士紳邊緣化，1911年5月8日組織的內閣，13個任命者中有8個滿人，一個蒙古人，而只有漢族人，漢人作為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比例居然如此至少，這引起了漢人的極大不滿，當省諮議局反對皇室主宰內閣時，朝廷尖銳地提醒他們，皇帝對委任權的絕對控制是憲法中名列的，他們無權質疑。這種蠻橫愈發使漢人意識到所謂立憲只是滿人的立憲，獲得權力的也僅是滿洲親貴，漢人依然被放逐在權力體系之外。

三、少數民族政權的困境

武昌起義之所以能瞬間動搖清朝的統治，不是由於孫中山有多強大，而是清朝自己摧毀了統治的根基，憤怒的漢族士紳，只需要某人打響第一槍，他們就會群起響應。清朝的滅亡，實際上彰顯了少數民族政權的困境。

清朝雖然表面上進行漢化，但實際上他一直在謀求保持自己民族的獨立性，歷史告訴清朝，要想長期維持少數人的統治，既不能一味的排除漢人，但也不能過分親近漢人。蒙古人因為一味排除漢人，僅僅90年就被趕出了中原，而鮮卑人一味進行全盤漢化，很快就消失在了漢人之中，成為了漢人的一部分。滿人吸取了教訓，因此他們既用漢人，但又打壓漢人，清朝強迫漢人剃髮易服，長期遏制滿漢通婚，並強調滿人吃白肉，善於弓馬騎射的傳統，都是為了保障滿人的獨特性，以此讓滿人不至於被漢人的汪洋大海淹沒。

清朝本質上，依然是一個維護滿洲親貴的國家，歷代清朝皇帝，都是滿臣漢臣各辦，彼此鉗制，但總體上，皇帝用漢人是因為能力，用滿人則是因為忠誠，相比之下，後者無疑才是皇帝真正信任的對象。如果沒有洋人的入侵，在常規的軌道下，這種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本可以長期延續下去，但是洋人入侵後，內憂外患，面對巨大的危機，皇帝不得不大量重用漢族士紳。

一個太平天國之亂，就培養出了無數尾大不掉的漢族地方勢力，在庚子國變中，漢族軍閥更是公然抗命，不但拒絕支援朝廷，反而擅自和洋人簽訂東南互保，這種漢人士紳做大的情境讓滿洲親貴們感到了恐慌。清末新政，朝廷如此明顯的在數量上傾斜滿人不僅不能體現清朝的控制力強大，反而是清朝統治陷入危機的表現。滿人的統治如此岌岌可危，以至於要通過明目張膽的排擠漢人來實現。

（巴列維那樣幅度極大的改革，不可能在清朝發生）

這種滿漢衝突是清朝無法擺脫的矛盾，正是這種民族間的提防使得清朝的現代化改革左右為難，不改被洋人羞辱，改革，會讓漢族壯大，滿族的權力越來越少，最終大概率還是喪失特權。相比之下，法國國王，伊朗國王，俄國沙皇，都是主體民族的成員，他們的合法性無疑要高於清朝皇帝，他們不會有這種民族上的顧慮。所以改革的力度會大些。這種少數民族政權的原罪使得清朝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巨大的冒險，每一個前進都有可能導致巨大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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