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侨李清泉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名积极支援祖国抗日、参与和领导华侨社团活动的爱国华侨，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东南亚华侨社会风云一时。身处多事之秋的他支援国内、抗击外侮的坚定立场从来不曾动摇，凡事身先士卒，以华侨领袖的姿态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有着“侨届柱石”的美誉。
“榕谷”是李清泉在厦门鼓浪屿所建的豪华别墅。
李清泉夫人与女儿在榕谷别墅副楼前。
“榕谷”是李清泉在厦门鼓浪屿所建的豪华别墅。别墅主体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建筑，所用木料均为名贵木材，与主人木材大王的身份十分契合。与周遭残旧破损的老房子截然不同，无论是室外花园还是室内陈设，至今仍光洁如新。这里还以人造景观精巧而著称，正门入口处便是连绵的峭壁假山，花岗岩鹅卵石甬道通向院子中间的小花园，甬道上用彩石拼出的建造时间——1926，小花园中心簇拥着一座欧式喷泉，原本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维纳斯雕像，可惜被毁去。榕谷最著名的一处景观是五棵南洋杉，这些南洋杉高过20米，当年全部从菲律宾引进，与别墅同龄，记录着李清泉朴素而热忱的海外游子情怀。
子承父业荣登“木材大王”宝座
1889年，李清泉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现晋江市），父亲李昭以早年赴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开设了一家小型木材厂“李成美号”。李清泉是长子，幼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了几年书，13岁时跟随父亲到菲律宾创业。
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政府和商界的高层往来多用英文，李昭以深感自己不懂英文之苦，非常重视培养儿子的英文学习。李清泉白天在木材厂当徒工，晚上补习中英文，两年后，被送到香港圣约翰书院深造。在香港学习期间，他不仅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也开阔了眼界，学习了不国际贸易知识。1906年，李清泉返回菲律宾，继续留在父亲身边工作。
李成美号起初只是个锯木工厂，经营规模很小，李清泉运用所学的现代经营理念，为工厂的发展出谋划策，并逐步积累实践经验，在管理方面进步神速，积累了不少人脉。七、八年后，李成美号木材厂规模已经今非昔比。
菲律宾林业资源极其丰富，森林占全国林木面积的一半以上，而且多属优质硬木，有几十种优良林木可作铁路枕木，又是建筑及家具业中的好材料，用途甚广。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森林资源大都未得到很好的开发。李清泉通过这几年在行业内的实战经验，对菲律宾林业资源的开发经营状况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意识到开发林木业大有可为。
1912年，23岁的李清泉集资在马尼拉开设了一家新的福泉木厂，不久又开办了尼格罗斯菲律宾制木公司，投巨资购买了尼格罗斯省森林山场，创办了两间拥有较现代化和先进机器设备的锯木厂，主要生产经营桥梁及铁轨枕木，年产量达3000万尺，除部分在菲律宾国内销售外，主要输出至欧美及日本等国。为了节约成木，加速货物的运输及出口，李清泉后来又成立了成美运输公司，公司备有一定数量的车辆、轮船，用以自运生产的木材，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运输时间。
1918年，菲律宾华商开办经营的大小锯木厂有98家，资本总额为12，650，133比索（菲币），其中规模较大的木厂有8家，李清泉的李成美公司位列其中。20年代以后，随着木材产量及出口的增加，李清泉父子有限公司成立，统管所属锯木厂的生产、运输、经营和出口等业务，集团化运营，李清泉公司的林木业资本已增至1100万比索。
李清泉父子有限公司的成立恰逢菲律宾木材行业的利好局面，这反映了李清泉绝佳的商业眼光。在其开发尼格罗斯省林木场之前，菲律宾的木材年伐量为17万立方米。他父子俩所属的林场及锯木厂扩展后，菲律宾的木材采伐量进入一个明显的上升期。1914年为29万立方米，1918年为38万立方米，1922年为63万立方米，1927年已猛增至115万立方米，其中1/7的木材供出口。木材成为菲律宾十大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产量和出口量都在全国进出口商品占有很大的比重。20年代后半期，李清泉已成为菲律宾林木业最大木材企业家，被誉为菲律宾的木材大王。
注资金融开办银行
据官方统计，1918年菲律宾的华侨人口仅为43802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40年才增至117463人。这些华侨在菲律宾以经营商业为主，据1928年的统计，华侨在菲的商业投资占全菲商业投资的90%，其中经营零售商业者占54%，大规模经营商业者不多，金融、银行、保险业更为欧美西方资本所垄断。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华侨经济遭到重大打击，投资比例降至42.1％。
当时的菲律宾金融权掌握在外国银行资本手中，他们对华商多加刁难，成为华侨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力。因为华人当时多是经营中小工商业及零售业，因此经济力量薄弱，往往受到掣肘，难以得到西方银行资本的借贷，即使肯借也条件苛刻。
1919年，印尼著名侨商黄奕住因不满荷兰殖民政府对侨商的掠夺和压榨而迁资回国，途经菲律宾与李清泉会面交谈。两人一致认为要提高华商的经济地位，促进华侨工商企业的进步发展，掌握金融命脉至关重要。李清泉、黄奕住和薛敏老等人商议后，决定集资共同倡办中兴银行。
中兴银行创办时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第一次招股500万元，实缴资本为200万元，李清泉和黄奕住为最大股东，李清泉被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兴银行是菲律宾最早成立的华资银行。该行设立了商业部及储蓄部。在李清泉的主持领导下，为华侨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等各种金融业务和服务，在广大华侨、华商中取得良好的信誉，业务蒸蒸日上。此后，中兴银行在厦门设立了分行，并在上海、香港、欧美及日本等地设有通汇机构。1933年，中兴银行缴足资本已增至5，713，300比索，资产总额增至2400万比索，成为菲律宾最大的侨营华资银行，为华侨工商业提供了便利。李清泉公司也从该行获取了可观的利润。1921年，黄奕住在上海创办了中南银行，李清泉亦成为中南银行的主要股东，并担任该行的董事，其在金融行业取得的成就同样不凡。
投资厦门房地产失败
1927年，在海外取得商业成功的李清泉把目光转向国内，开始在厦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当时厦门市正在大兴土木实行市政改革，修建马路、建筑楼房。李清泉认为，投资厦门方面可以为祖国及家乡的建设出力，另一方面，随着厦门市的建设和蓬勃发展，房地产业将成为一项有巨大市场前景的事业。因此，这一年他和叔父李昭北在厦门创设了李民兴置业公司。
从1927年至1933年间，李清泉先后对李民兴置业公司投资约220万银圆，主要包含：1927年开始的厦门市海滨填海筑堤（现在厦门轮渡码头鸳江道一带，当时是一片海滩），堤筑成后，准备在该处建设百货公司大楼等建筑；另一处在厦门虎头山下及沙坡尾处的填海围地，预备建筑仓库与校房。这两项投资约合150多万元。除此之外还有房产的投资三处，在中山路，大生里等处建35层的钢骨水泥楼房数十间，总计投资共约70多万元。
遗憾的是，由于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厦门的工商业与内外贸易受到波及；加上其投资时正逢市政建设发展高峰期，投资价格较高，成本回收难度较大；此外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承包工程公司质量低劣，所属海堤多次发生塌方，反复修建，拖至1935至1936年，围堤工程才基本完成。以上种种导致李民兴置业公司在厦门虽然投资额巨大，但收益并不理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市地价落千丈，房地产无人问津，原拟的公司大楼建筑计划只好搁置。日军侵占厦门后，李民兴置业公司及其所有的房地产业处于无人管理经营，也无人购买和承租的状态。抗战胜利后，1947年李昭以曾回厦门，向国民党政府登记产权。据1953至1954年厦门房地产管理处的调查统计，属李民兴置业公司的楼房有23座（其中22座出租，一座自用），房地产总值为96456．50元，占地面积为5167亩。尽管李清泉在厦门的房地产投资没有获得预期收益，但这些股资客观上对厦门早期的市政建设和发展还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维护侨商利益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是菲律宾最大的侨商社团，其宗旨是保持菲岛华侨利益，发展菲岛华侨商务、联络华侨团体感情，增进菲华国际贸易。1917年，李清泉被选为中华总商会的查事，翌年担任该会副会长，从1919至1924年连续六届（第16届至21届）被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1925年至1935年间担任该会董事或监事。1936年，李清泉再度当选为该会正主席。
李清泉担任中华总商会董事，特别是担任副会长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敏感时期，华侨经济仍受美国殖民政府及当地狭隘民族主义者的限制和排斥，而中国国内尚未统一，军阀混战，国弱民贫，菲律宾华侨在外的处境十分艰难。作为商会领袖，李清泉在积极促进祖国统一，维护广大华商和华侨的利益，促进侨社的团结和公益福利，加强中菲两国人民友好方面做出过不少贡献。
1919年3月，李清泉以中华总商会会长名义致电北洋政府息内争，全力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作后盾，力争国际平等地位，并通电拥护出席和平会议诸代表，力争公理，为国努力。他和薛敏老两人作为商会代表，还回国参加了南北和平统一会议。同年10月，李清泉创办菲律宾华侨商报，作为广大华侨及侨商的喉舌。1920年5月，中华总商会向菲律宾政府抗议，反对当局用美国内海航行条例施行于菲岛，维护华侨航运业的正当权益。
1921年，美国殖民统治者为了挑拨当地人民与华侨的关系，以扶植当地民族经济为名制定了一个《西文簿记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工商企业的来往账簿，必须采用英文、西班牙文或菲律宾文中的一种记载，不准使用中文。违者将罚款一万元或两年以下之监禁。该条例由菲律宾上、下两院议会通过，并经美国驻菲总督哈里逊批准后，宣布将于1921年7月1日起实行。此项条例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排挤和打击华侨工商业，由于大多数侨商都不懂外文，如此条例实行，给华商，特别是中小商业、中小企业将带来许多困难，他们将无法经营，甚至随之破产，因此遭到全菲华侨及侨商的强烈反对。
为了维护侨社权益，李清泉曾领导广大侨团，坚决反对政府颁布施行的这个所谓《西文簿记条例》。他一方面与薛芬士共同代表侨团联合会与菲议院议长进行多次交涉，和议员辩论，反映华侨的激愤和愿望，力陈该条例之弊端；同时又派薛敏老、吴克诚两委员先后到中国及美国向两国政府、美国总统和议院交涉请愿，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和声援；此外，李清泉也不忘记诉诸法律，向当地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美国法院上诉，坚决要求取消该条例，维护华侨的正当合法权益，至少将中文列为簿记的文种之一。多管齐下地尝试、努力，竭尽所能地阻止条例实施。
起初菲律宾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决定一意孤行，强行实施，但在李清泉领导的抗争下，不得不宣布延缓一年执行，后在1926年7月取消该条例。菲律宾华侨反对《西文簿记条例》的斗争，前后共经历了5年零５个月，费用达167，000多比索，最终取得胜利。这是20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侨、华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斗争。李清泉作为领导这次斗争的旗帜性人物，立场鲜明，态度坚决，起到了重大作用，因而获得崇高的赞誉，谓之“热诚毅力，而成此伟举”。
捐资抗日促统一
1924年，李清泉鉴于福建多年的战乱，地方军阀，土匪横行，建设落后，和福建同仁发起组织了“闽侨救乡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说：“今者，大好河山，无一片干净土地，兵也、飞匪也、盗也，所以蹂躏吾乡，荼毒吾民者。极内外古今，未有之惨酷。是用邀集同志，组织斯会，为教乡运动先驱。……联络南洋各埠闽侨，为大规模之团结，在策群力，一致进行，庶几实力推厚，解决闽事，台闽民自告闽省，为六十兰县治安，即为三千万人造福。”几年间，该会集捐45000多元，开展各项救乡工作。1926年，李清泉返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和著名侨商黄奕住等人召开了闽侨救乡会议，发起救乡运动。会上决定集资兴建漳龙（岩）铁路，以开发闽西矿产资源促进福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李清泉被选为“漳龙铁路筹备委员会”委员。尽管该路后因各种原因而未成。
1926年7月，李清泉以中华总商会名义致电东南亚英、荷各属地华侨，吁请北洋政府将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为筑路费用，建设祖国的公路交通。11月，他又联合各侨团共同抗争菲岛议会通过的限制华侨移民的苛例，向美国驻菲律宾总督递交了抗议书。上述所举是李清泉担任中华总商会正会长期间所进行的主要活动的一部分。1925年卸任后，他继续担任该会的董事、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参与商会的各项工作。由于李清泉在商会任期中的功绩，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和各地商会曾联合敬赠刻有“侨界柱石”的银杯，以资褒奖和纪念。这在菲律宾华侨史上也是罕见的殊荣。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李清泉盼望祖国团结与统一。菲律宾闽侨救乡会易名为“国民协会”，在李清泉领导下积极筹饷13万元资助北伐。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李清泉在海外华侨中的经济力量与威望，财政部和实业部聘他为顾问。
20年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策划侵略中国。李清泉领导中华总商会及联合各侨团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持祖国人民进行抗日的斗争。1931年，日本侵略军出兵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总商会和各侨团联合致电国内各有关当局，吁请和平，停止内战，团结抗敌，同时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救国会，捐助20万元法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中华总商会致电国联国际调查团，要求主持公道和正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给予制裁。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李清泉首倡捐款予以支持并发动各侨团及华侨献金支援。后来十九路军从上海南下到福州，不久福建省政府改组，李清泉被任命为省府委员兼省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漳龙路矿筹备委员会委员。恰值此时发生了“闽变事件”。李清泉不愿卷入政治斗争旋涡，遂返菲律宾。“闽变事件”过后，国民政府虽约请李清泉继续担任省府委员等职，但他以商务离不开身为借口婉辞。
身居海外心系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开展了全面抗战。李清泉目睹海外华侨虽然纷纷输财，建立了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开展活动，但大多各自为战的情景。因此他写信给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倡议组织全南洋群岛华侨最高抗日救亡领导机构，统一领导筹帐、认购公债及汇款等项工作。
陈嘉庚接受此倡议后，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东南亚各国45个城市和地区的168位代表。李清泉作为菲律宾华侨抗日救国组织的代表及倡议者之一参加了会议。会上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李清泉和庄园言为副主席。
大会号召海外千百万华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踊跃捐献，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
南侨总会的诞生是华侨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影响及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全南洋八百万侨胞，亦可精神团结而比为一体。”
据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至1940年12月的26个月的统计，菲律宾各侨团员认捐每月50万元，26个月应捐1300万元，但实际汇出捐款共1488万元。陈嘉庚在其著的《南侨回忆录》中对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捐献热忱曾给予赞扬。他说，菲律宾“七七抗战事起，由首府由岷埠领头提倡捐输，成立筹赈会，其他散处各岛屿者，亦热烈响应。若以个人比较，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之冠。”菲律宾华侨如此热烈的捐献，李清泉在其间所起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不可磨灭。
1940年夏，李清泉因积劳成疾，赴美国就医，经多方治疗无效，于1940年9月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享年52岁。他在临终遗嘱中仍捐赠10万美元作为受难儿童的抚养费。菲律宾各界华侨在首都马尼拉为李清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参加执拂送葬者数千人，国内外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致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痛沉的哀悼。李清泉的遗愿在海外侨社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及各侨团为纪念他，决定再筹款40万美元，捐助祖国难童，共襄抗日爱国的慈善之举。
1941年3月29日，南侨总会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时，主席陈嘉庚在致开幕词中，赞扬李清泉及其他两位已逝世的委员“公忠为国气”，全体与会代表向他们起立默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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