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樹徵律師

這首詩是詩人杜甫在深入接觸當時下層貧民的苦難後，於天寶十四年寫的，次年唐朝便爆發了安史之亂。

天寶年初（公元742年），當時的皇帝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此時的唐朝正處於開元盛世，經濟繁榮，軍力強盛，唐朝的國力空前強大。這就讓唐玄宗覺得整個大唐已經盡在自己掌握之中，可以放鬆一下了。但實際上此時唐朝最大的危機已經到來。

此時的唐朝雖然經濟繁榮，但實際上整個唐朝的財富呈兩極化趨勢發展，整個唐朝幾乎八成的財富被權貴、官僚和富商掌握，這些人的生活奢靡至極，酷愛珍貴玉器，平時乘坐的車輛也要用珠玉裝扮，一些貴族官僚還喜歡攀比，奢靡成風。但與之相比的普通民眾，十之八九都是貧民，飽受飢寒。“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可以說是當時一些貧民的真實寫照了。

除了權貴階級掌握了絕大部分財富，還有就是當時唐朝官僚權貴互相勾結，侵吞土地，圈地囤地，使得大部分民眾無地可種，無糧可收。就算是這樣，唐朝的富人們還千方百計的逃避稅賦，將這些稅賦轉到貧苦百姓上，使得沒地種的百姓所交的賦稅比那些富人的還要多。

種種原因使得唐朝後期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使得社會矛盾愈演愈烈，最終成為了唐王朝覆滅的原因之一。

正如孔子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三點水的汪

我覺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唐朝，還存在於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從夏開始，到清結束，每個朝代貧富分化都很嚴重，這是由當時的體制決定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詩出自詩聖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全詩很長，真有五百字，在此就不照搬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

杜甫和同一時期的很多詩人不同，別人寫詩，抒發感情，雲裡霧裡。杜甫寫詩，雖然也抒發感情，卻沒有那些虛無縹緲不知所云的話，他是現實主義詩人，寫實派。他的詩描述的都是真實存在的社會現狀，被稱為“詩史”，意為可以當歷史去看待。

這首長詩初創於天寶十四年（755），當時杜甫被授予“河西尉”這種職位，但杜甫不願意，說“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便改任他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同樣是個小官，職責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大家想一想，一個像杜甫這麼有才華的人，朝廷卻讓他擔任類似保安的職務，這是何等的不公。一肚子的才學無以施展，杜甫內心很苦悶，卻迫於生計，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而且此時他已到長安十年，仕途卻毫無進展，現實已經容不得他任性。

當年十一月份，杜甫去奉先縣（今陝西蒲城）探望妻兒，剛進家就聽到了妻子的哭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杜甫悲痛萬分，結合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下了這首著名的長詩。

這首詩不只是文學作品，真的可以當作史料去研究。杜甫的個人感慨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詩中揭露了統治階層的荒淫腐敗，普通百姓的艱難困苦。上層還在醉生夢死，底屋已經衣食不繼。可以說貧富之間的差距達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尖銳的社會矛盾必然爆發。

果然，詩成不到一個月，安祿山起兵造反了，百姓更處於水深火熱中。安祿山無疑是個不顧百姓死活的野心家，他反唐可不是為了百姓，而是為了他個人的慾望。他不為民，民也不為他，所以他以及後來的史思明註定不會成功。

如果有人對安史之亂的起因還有疑惑的話，可以看一下杜甫這首長詩，也就有答案了。貧富差距大到這種程度，哪怕安祿山不造反，也會有別人造反。

有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安史之亂中，已經把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的杜甫聽說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為帝，極為振奮，趕去靈武投效，路上被叛軍抓了，押到長安，和王維關到一起嚴加看管。

不過，因為官職太小，叛軍沒怎麼在意杜甫，讓他找機會跑了。王維卻被叛軍逼迫著出任偽職，平亂後險些被斬。幸而他被俘時曾作《凝碧池》抒發亡國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可以被看為“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且他的弟弟王縉平亂有功，為其贖罪，王維才被寬恕。

總之，盛唐時的貧富分化的確很嚴重，由此造成各種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長此以往，大唐王朝必有一亂。這也算是“盛極必衰”的真實寫照吧。

【我是一粒沙，喜歡就關注我吧！】

縹緲峰下一粒沙

盛唐背影:繁華落盡的晚景，竟然如此淒涼。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名句出自我國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的《自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需要指出的是，這首詩寫於公元755年，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前夕，此時的唐朝，已經不能再算作盛唐，而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過渡時期。

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人們想起唐朝，第一印象肯定是繁華，第二印象可能是強盛，第三印象是既繁華又強盛。提起唐朝，人們總是津津樂道唐太宗是如何如何的開明，武則天是如何如何的霸氣，唐玄宗是如何如何的寵愛楊貴妃。人們想起的總是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似乎恢弘大氣的盛唐氣象就是唐朝的全部。

實則不然，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在偉大的朝代也避免不了衰落，避免不了滅亡。兵馬強悍如秦漢者，也阻擋不了歷史的浪潮，將其淹沒，文化昌盛如兩宋者，也阻擋不了是寫的金戈鐵馬將其摧毀，建立在封建社會時期的唐王朝自然也不是一個不可破滅的神話。他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樣，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盛世之後，餘下的晚景，照樣無限淒涼。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只是盛唐以後兩極分化的一個縮影。到了中唐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就更加肆無忌憚。“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白居易《觀刈麥》）貧苦的農民在飽受統治者的剝削之後只能拾賣為生。更有甚者，只能“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聶夷中《田家》）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已經困苦到這種程度了，但是腐朽的統治者對於人民的剝削仍然意猶未足，“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張藉《山農歌》）既然官府的糧倉之中糧食多的都已經化為了塵土，為什麼不能分給貧苦的老百姓一些呢？只因“官場老鼠大如鬥，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飢，誰料朝朝入君口。”（曹鄴《官倉鼠》）

盛唐之後，貧富差距究竟如何？老百姓的生活究竟如何？通過以上這些詩句，逼著相信不用我多說，各位讀者也都一目瞭然了。而這就是開元盛世結束之後，唐朝社會的真實狀況，比之秦朝末年“貧者無食相易子”和漢朝末年“千里無雞鳴”，是不是同樣的慘烈？比之宋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又能好得了多少呢？唐朝再輝煌也是封建專治獨裁時代，唐朝不僅有神話般盛唐，也有無限淒涼的中唐和晚唐。 對於歷史我們不能選擇性失憶！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寂寞天寶後，無人話淒涼。

舊事舊人歷史說

貧富兩極分化是唐代社會經濟生活中十分引人關注的歷史現象。一方面，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寸土之地;另一方面，富者生活奢華、縱慾享受，貧者卻衣食如牛馬，甚至破產流亡、成為佃客。富者何以富與貧者何以貧，成為研究過程中的首要問題。總體來看，唐代貴族官員等富者，依靠政治經濟特權，兼併田產、經營工商業，瘋狂聚斂財富，導致富者愈富。另一方面，由於農業產業利潤低，加之天災人禍、賦役繁重、政治腐敗、富人侵逼等外在因素，致使廣大農民喪地失田、生活貧困，貧富兩極分化日漸嚴重，最終引發下層貧農的抗爭和李唐王朝的崩潰。

一、唐代的貧富分化

唐代民眾以資產高下分為九等，其中上三等戶是富裕階層，而下三等戶是貧農階層。武周時，李嶠說:“天下編戶，貧弱者眾”文宗時，韓愈也說:“所在百姓，貧多富少”據張澤鹹先生研究，天寶年間，貧農佔全國總人口的90％左右可富者僅為全國人口的10％。雖然唐代貧富階層之間的人口數量對比懸殊，但二者的財產佔有與消費水平，卻呈現出倒金字塔的結構，差距極為巨大。

（一）田產佔有

在農耕社會，田產是各階層間爭奪最激烈的資源，也是貧富分化最明顯的表徵之一。唐初，各階層間的田產數量雖有差異，但尚未出現嚴重不均的情形。高宗、武后時期，貴富階層勢力壯大，“高戶之位，田業已成”，他們“皆籍外佔田”同一時期，關中地區“丁壯受田，罕能充足”。江南西道的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貧富階層之間差距極大。

安史之亂後，貴富集團的土地兼併積聚進入了毫無羈絆的發展階段，規模巨大的田莊大量湧現，土地資源所有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差距更加巨大，貧富分化天壤之別。唐末，這一現象更加嚴重，如懿宗鹹通時，“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反映了田產不均、貧富分化的社會現實。

（二）生活水平

唐代的貴族、官僚和富商，坐擁鉅額財富，消費能力驚人，他們“尚縱驕奢。器玩猶擅珍華，車服未捐珠翠”，享盡人間奢華。與之相比，貧農的生活可謂悽苦，甚至不時面臨著衣食無著、窮困潦倒的窘境。

武后、中宗、睿宗三朝，諸王公主生活上極盡奢靡。唐後期，王公高官注重生活享受。貴族高官還竟作高宅大舍、相互競爭。唐後期，在戰事、重賦和天災的摧殘下，農村生產日益蕭條，民不聊生。

村閭間十之八九皆是貧農，飽受飢寒之苦。如《賣炭翁》詩云: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聞，生活悽苦於此可見一斑。更甚的是，旱澇災害、衣食無著之際，貧農之家只得賣子鬻女，以圖存活，連妻女都無法養活、保障，生活十分悽慘。

由上文可知，唐代貴富階層的奢華生活具有相當普遍性，可謂是無官不奢、無將不侈。與此同時，貧民的悽苦之態更勝前朝。“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方是唐代貧富階層生活的真實寫照。

二、唐代貧富分化的動因

唐代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面，需認識到貧富分化是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和必然結果，正如顏真卿所言:“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畝畝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為民之病者多類此”。但是，唐代尤其是中後期，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極端貧困，並非是社會正常發展的必然。事實上，農業收益的低下、稅役繁重且不均、貴富官員的欺凌等，都是貧農日益窮困的推手。

(一)產業收益不一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雲: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司馬遷言簡意賅地指出，農業、工業、商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存在明顯的行業差距嘲。司馬氏此言雖描述西漢之社會場景，但放在唐代仍有借鑑意義。白居易《策林》記雲: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陽。

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牛希濟《治論》記雲:農人之家，恆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

農業雖為民生之本，卻處於弱勢地位，其投資較大，而且生產週期長，加上賦稅、天災、物價等因素影響，生產收益極為低下，農民辛苦終年，最後甚至難以養家餬口，以致天下農民“貧弱者眾、“貧多富少”

(二)存在特權階層

唐朝初年，國家按照貴族、官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身份的高低，規定他們可以佔有數額不等的永業田產，貴族官僚可以佔有的田產數額巨大，

但是，貴族官員等特權階層並未滿足，他們往往利用政治經濟特權，額外佔田、肆意侵佔田產，兼併國用土地和普通農民土地，這成為他們積累財富的主要路徑。

唐代始終秉持“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的禁令，因貴族官員身份特殊，擁有政治特權，極易以權謀私、侵奪下民。“但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形是屢禁不止，王朝國家頒佈的禁令得不到切實的和真正的執行，而是不斷地走向廢弛和失效，貴族官僚們藐視禁令甚至無視禁令，從事多種工商業經營和高利貸盤剝，貪婪攫取資產，瘋狂積累財富，不斷加劇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天壤差距，推動社會經濟關係的日趨惡化、經濟結構的日漸傾斜和階級關係的日益激化”貴族、官員等經商貿易、攫取財富，卻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急劇加大。

要之，唐代的貴族官僚，利用政治權勢，侵吞田產、經商貿易，進而廣建田莊，收取高昂田租，以此謀取財富。唐代“足谷翁”、“地癖”等等出現，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官吏欺凌百姓

地方州縣官員對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影響較大。但由史料可知，唐代地方官員中不乏腐敗者，他們巧取豪奪、舞文弄法，普通農民備受其苦。

唐後期，地方官員侵逼百姓的現象有增無減，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額外徵稅。

（四）貧富之間稅負不均

沉重的稅負，致使廣大農民日益貧困化，與富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更關鍵的是，豪富地主千方百計地逃避賦役，將其承擔的稅負轉嫁到貧農身上，造成“州縣差役不均”的困局，出現“與富而奪貧”的社會問題，結果“賦稅不均，居者日困”。

唐前期，在貧富日益分化的形勢下，按丁徵稅的租庸調製越來越脫離社會的現實，加之富者逃稅避役，稅負嚴重不均，以致“孤煢者資有厚斂，豪富者貸以輕徭”，將貧農推行貧困的深淵。

富者勾結官吏、專家賦稅，出現“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的歷史場景。導致廣大“貧下戶納兩稅”造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的社會困局，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大，貧民的經濟負擔沉重，生活條件不斷惡化。

(五)富者為富不仁

唐代的豪富階層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為了肆意攫取財富，不惜控制貨幣、操縱物價、濫放高利貸等，以此侵奪貧民、藉以肥己。

唐代惡錢屢禁不絕，劉秩說:“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事實上，豪富階層從江淮地區專門換取惡錢，進而將其運往長安、洛陽等地打亂當地市場，牟取暴利，史謂“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人，歲增儲蓄”，而“貧素之士，日有空虛。以致“貧窶日困，奸豪歲滋。唐代的息利本錢或高利貸。

然而，高昂的利率使其成為貧民的噩夢，同時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歷史局面。

國仔見

我覺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唐朝，還存在於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從夏開始，到清結束，每個朝代貧富分化都很嚴重，這是由當時的體制決定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詩出自詩聖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全詩很長，真有五百字，在此就不照搬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閱。

杜甫和同一時期的很多詩人不同，別人寫詩，抒發感情，雲裡霧裡。杜甫寫詩，雖然也抒發感情，卻沒有那些虛無縹緲不知所云的話，他是現實主義詩人，寫實派。他的詩描述的都是真實存在的社會現狀，被稱為“詩史”，意為可以當歷史去看待。

這首長詩初創於天寶十四年（755），當時杜甫被授予“河西尉”這種職位，但杜甫不願意，說“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便改任他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同樣是個小官，職責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

大家想一想，一個像杜甫這麼有才華的人，朝廷卻讓他擔任類似保安的職務，這是何等的不公。一肚子的才學無以施展，杜甫內心很苦悶，卻迫於生計，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而且此時他已到長安十年，仕途卻毫無進展，現實已經容不得他任性。

當年十一月份，杜甫去奉先縣（今陝西蒲城）探望妻兒，剛進家就聽到了妻子的哭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杜甫悲痛萬分，結合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下了這首著名的長詩。

這首詩不只是文學作品，真的可以當作史料去研究。杜甫的個人感慨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詩中揭露了統治階層的荒淫腐敗，普通百姓的艱難困苦。上層還在醉生夢死，底屋已經衣食不繼。可以說貧富之間的差距達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尖銳的社會矛盾必然爆發。

果然，詩成不到一個月，安祿山起兵造反了，百姓更處於水深火熱中。安祿山無疑是個不顧百姓死活的野心家，他反唐可不是為了百姓，而是為了他個人的慾望。他不為民，民也不為他，所以他以及後來的史思明註定不會成功。

如果有人對安史之亂的起因還有疑惑的話，可以看一下杜甫這首長詩，也就有答案了。貧富差距大到這種程度，哪怕安祿山不造反，也會有別人造反。

有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安史之亂中，已經把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的杜甫聽說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為帝，極為振奮，趕去靈武投效，路上被叛軍抓了，押到長安，和王維關到一起嚴加看管。

不過，因為官職太小，叛軍沒怎麼在意杜甫，讓他找機會跑了。王維卻被叛軍逼迫著出任偽職，平亂後險些被斬。幸而他被俘時曾作《凝碧池》抒發亡國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可以被看為“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且他的弟弟王縉平亂有功，為其贖罪，王維才被寬恕。

人文歷史經典傳奇

隔壁老王談歷史

王叔講一講

那是玄宗後期，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所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唐玄宗開元盛世將唐朝推向歷史巔峰。但是唐朝的衰落也是從這裡開始。玄宗後期養成驕奢淫逸的習慣，很少將精力放在國家大事上。從而造成了李林甫，楊國忠先後把持朝綱。更破壞了出將入相制度！李林甫可以長期擔任宰相，結黨營私，中飽私囊。邊將，安祿山可以藉此做大，最終造成安史之亂的慘劇。這場動亂過後，唐朝經濟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國家的實力再沒有恢復到以前的水平。政局更加混亂。百姓流離失所……杜甫的這首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

荒原漫步者

二、唐代貧富分化的動因

唐代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原因十分複雜。一方面，需認識到貧富分化是社會發展的正常規律和必然結果，正如顏真卿所言:“弱之食，強之取，飢寒顛沛而漁奪之不厭，則畝畝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為民之病者多類此”。但是，唐代尤其是中後期，貧富之間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極端貧困，並非是社會正常發展的必然。事實上，農業收益的低下、稅役繁重且不均、貴富官員的欺凌等，都是貧農日益窮困的推手。

(一)產業收益不一

司馬遷《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雲: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司馬遷言簡意賅地指出，農業、工業、商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存在明顯的行業差距嘲。司馬氏此言雖描述西漢之社會場景，但放在唐代仍有借鑑意義。白居易《策林》記雲: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陽。

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牛希濟《治論》記雲:農人之家，恆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

農業雖為民生之本，卻處於弱勢地位，其投資較大，而且生產週期長，加上賦稅、天災、物價等因素影響，生產收益極為低下，農民辛苦終年，最後甚至難以養家餬口，以致天下農民“貧弱者眾、“貧多富少”

(二)存在特權階層

唐朝初年，國家按照貴族、官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身份的高低，規定他們可以佔有數額不等的永業田產，貴族官僚可以佔有的田產數額巨大，

但是，貴族官員等特權階層並未滿足，他們往往利用政治經濟特權，額外佔田、肆意侵佔田產，兼併國用土地和普通農民土地，這成為他們積累財富的主要路徑。

唐代始終秉持“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的禁令，因貴族官員身份特殊，擁有政治特權，極易以權謀私、侵奪下民。“但歷史發展的實際情形是屢禁不止，王朝國家頒佈的禁令得不到切實的和真正的執行，而是不斷地走向廢弛和失效，貴族官僚們藐視禁令甚至無視禁令，從事多種工商業經營和高利貸盤剝，貪婪攫取資產，瘋狂積累財富，不斷加劇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天壤差距，推動社會經濟關係的日趨惡化、經濟結構的日漸傾斜和階級關係的日益激化”貴族、官員等經商貿易、攫取財富，卻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急劇加大。

要之，唐代的貴族官僚，利用政治權勢，侵吞田產、經商貿易，進而廣建田莊，收取高昂田租，以此謀取財富。唐代“足谷翁”、“地癖”等等出現，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官吏欺凌百姓

地方州縣官員對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影響較大。但由史料可知，唐代地方官員中不乏腐敗者，他們巧取豪奪、舞文弄法，普通農民備受其苦。

唐後期，地方官員侵逼百姓的現象有增無減，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額外徵稅。

（四）貧富之間稅負不均

沉重的稅負，致使廣大農民日益貧困化，與富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更關鍵的是，豪富地主千方百計地逃避賦役，將其承擔的稅負轉嫁到貧農身上，造成“州縣差役不均”的困局，出現“與富而奪貧”的社會問題，結果“賦稅不均，居者日困”。

唐前期，在貧富日益分化的形勢下，按丁徵稅的租庸調製越來越脫離社會的現實，加之富者逃稅避役，稅負嚴重不均，以致“孤煢者資有厚斂，豪富者貸以輕徭”，將貧農推行貧困的深淵。

富者勾結官吏、專家賦稅，出現“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的歷史場景。導致廣大“貧下戶納兩稅”造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的社會困局，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大，貧民的經濟負擔沉重，生活條件不斷惡化。

(五)富者為富不仁

唐代的豪富階層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為了肆意攫取財富，不惜控制貨幣、操縱物價、濫放高利貸等，以此侵奪貧民、藉以肥己。

唐代惡錢屢禁不絕，劉秩說:“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事實上，豪富階層從江淮地區專門換取惡錢，進而將其運往長安、洛陽等地打亂當地市場，牟取暴利，史謂“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人，歲增儲蓄”，而“貧素之士，日有空虛。以致“貧窶日困，奸豪歲滋。唐代的息利本錢或高利貸。

然而，高昂的利率使其成為貧民的噩夢，同時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歷史局面。

三、結語

唐代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經歷了日益惡化的歷史進程，並構成唐王朝最終覆滅的原因之一。在帝制王朝統治下，特權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擁有難以約束的強權，他們藉此肆意侵奪百姓和國家利益，損人利己、聚斂財富。同時，官員政治腐敗、富者為富不仁，以及農業生產的低效益，更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助推器。

儘管唐朝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曾採取了種種舉措和改革但實際效果其微當然不僅唐代加此整個帝制王朝時期，貧富兩極分化一直難以根除。這一現象的存在，很大意義上是帝制王朝的體制缺陷和管理弊病所致。

關鍵字: 唐朝 歷史 朱門酒肉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