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年岳飞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文官不怕死，武将不爱财，天下太平矣。生在北宋南宋之交的岳飞其实有这种感慨是正常的，毕竟那个时代重文轻武是常态，但是如果以此作为万世不易的基本准则来套的话，就有那么一点不合适了。
比如说明朝的那些个文士，你说他们不通武事？那可能就纯属在开玩笑了，他们这些人不但通武事，而且还非常崇尚谈论兵事，这就很不简单了，要知道当年在北宋的时候，别说谈论兵事了，你一读书人如果弓箭射的极佳，你妈还要拿着擀面杖追着你打呢——让你不好好读书，玩什么弓箭，简直丢祖先脸！
明代文官爱上阵
明代的文官有多爱武事呢？这么说吧，其实明代并没有什么大数据，我们随便举几个大家都听说过的人就行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王阳明、谭纶、、叶梦熊、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还有戚继光他老师教戚继光鸳鸯阵和枪术的唐顺之也是个文人，但你说这人能教戚继光鸳鸯阵和枪术却不能上阵？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很惊喜的发现了一个事情了——明代文官不一定都是名将啊，但名将大概率是文官吧！这是一个明代的典型特点，其实啊，在前线带兵打仗的明代文人不说上万（那有点太夸张了），反正抱着九边各督抚名单列个成百上千也不是问题。
兵备道，巡抚，总督，乃至明末的督师等各级文官全是带兵上阵的文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明代重武轻文吗？开什么玩笑呢！明代确确实实也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啊，君不见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军户？又不见戚继光不停的讨好朝中文官？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明代文人偏好武事的现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 兵书的印刷盛行
首先，是要得益于北宋到南宋一直以来的印刷术的发展的。因为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兵书的门槛不断降低，这才有兵书盛行的可能性，其实大家很早应该就注意到了，四大名著里面有三个都是明代的，什么原因呢？还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商品经济发达，市民贸易娱乐需求增多，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印刷术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
正是因为成本低了，所以文人也更容易学习到指挥谋略上的知识。很多曾经可望不可求的兵书，此时也许只需要一点点铜钱就能买到。而读书人嘛，毕竟都是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大佬，本身学习能力就很强，所以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也是正常的。
- 明代朝廷重视基层锻炼
除了兵书的问题之外，明代朝廷对于兵事也很重视，可能是由于正统朝的经验教训摆在那儿，所以坚决不允许外行指挥内行。我们稍微查阅一下相关资料就会发现以明代而言，很多主管军事的督抚在上任前都已经在基层从事军务很多年。
这种基层军务的历练之后，再把他们调到重要的岗位，使得这些文官对实际情况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会和宋代末年那宋徽宗搞出六甲神兵的闹剧一样。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在明末的时候，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然后呢，杨嗣昌就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个杨嗣昌虽然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但是吧，之所以人家能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这方面有经验，其实还是因为他曾经长年累月的在基层锻炼过——先做过新饷司郎中，搞军事后勤，后就任过山海关兵备道监军，山永巡抚，整顿山海军务，再就任宣大总督。
- 乡间基层组织生员考试
我们都知道，文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开始仕途的，而生员就是预备役文官，这些人在乡间是要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的。虽然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比较敷衍，但是毕竟是朱元璋定下来的祖制，乡间的士子们，最基本的弓弩棍棒还是得粗通的，如果当地执行的比较严的话，这些生员还得定期考这方面的试。
渴望军功爵位
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呢，明代文士愿意尚武懂兵，也有一个比较物质的内在需求——想要因军功封爵。这可是历代所有为官的人的梦想，封侯拜相对吧。
大家想想看，拜相是不可能了，毕竟人家朱元璋早就说了，谁敢再提恢复宰相制度，就直接推出去砍头，所以作为官员，向往一下封侯也说得过去吧。
那么明代封爵滥吗？其实和其他王朝比起来，明代封爵已经算很慎重了，基本上除了洪武朝的那些被灭族的功臣和靖难的勋贵外，普通人很难再从老朱家得到爵位了。但也不是没有，比如说正统年间的靖远伯王骥，成化年间的威宁伯王越，以及嘉靖年的新建伯王守仁。
都是响当当的爵位对吧，人家也都是书生吧，那么，凭什么人家能得到爵位，我就得不到呢？再说了，他们的爵位都是军功换到的吧？
所以啊，这不就是偶像效应嘛！比如说嘉靖时期，南倭北虏，内忧外患，边材急缺，嘉靖二十年给事中邢如默等人一口气连推毛伯温、刘天和等共二十人之多。瞧瞧，人家这个积极性。
当然了，也有反面典型，还是嘉靖帝在位期间，庚戌之乱，由于俺答兵临城下，而翰林赵贞吉谈得头头是道，于是嘉靖让他去打——你不是能说吗，那就去打啊。结果就很悲催的发现自己并不能打，只是纸上谈兵，挨了一顿打后还被贬官了：
嘉靖帝敕贞吉带五万金督战...复命不称帝意，遭廷杖，并贬官。翰林官由此夺气，不敢侈谈兵事。
等到了万历年的时候，参加平定宁夏之乱而闻名的文官梅国桢，他侄子也不是庸人， 十四岁的时候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看到御史行部阅兵，他就直接骑马突入校场与武官角射，"九发九中，长揖上马而去"。很明显，明代的文士都把建立军功当成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而积极认真地准备着。
文士们的军事创意
明代的文士们还有很多军事的创意，比方说嘉靖年间的刘天和，就设计出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战车：
"上置炮枪斧戟，厢前树狻猊牌，连二车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战则护骑士 其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发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敌走，则骑兵追"。
赵士祯则是另一个在军事创意上有奇思妙想的文士，他是明代军事发明家、火器研制专家，早岁为太学生，游于京师。一生中研制改进多种火器，且善书能诗。万历二十五年，赵士桢给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条陈，建议制造番鸟铳。其中“迅雷铳”、“掣电铳”为当时最新式的火器。赵士桢将其中七架绘了图样，并撰文对其构造、制法、打放架势等作了详尽说明，名为《神器谱》。
此后，赵士桢不断精益求精。至万历三十年，改进原来只能连发五弹的迅雷铳，使其可以“战酣连发”，一气发射十八弹。他还发明了“火箭溜”，这一发明，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赵士桢发明的“迅雷铳”、“掣电铳”、“火箭溜”、“鲁密铳”、“鹰扬炮”等，在当时抗倭战斗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影响巨大，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总结
总的来看，明代文士对武事兵事的上心在当时那个文尊武贱的时代，显得尤为特殊。他们出于各种因素，对武事与兵事进行熟悉和了解，为了爵位而自发研究战争技击术、因为印刷术而阅读古兵法，奇思妙想创造出军事器械，归根到底倒不是他们特别想要从事武人的工作，而是有更加现实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明代的这些文士也通过自己的在武事兵事上的努力，最大程度上使得明代区别于宋代那糟糕的国防形势，从这一点来看，文士爱武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坏事。
閱讀更多 戴老師講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