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一本書，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目錄。他將這本書的內容簡介以及具體的位置都清清楚楚的告訴你，可以說了解了一本書的目錄也就瞭解了這本書的大義。可是你知道嗎？小小的目錄也是一門大學問，我們能如此簡潔方便的制定目錄，也是經過了先人們成百上千年的智慧積澱而來的。
在西漢時期就出現了“目錄”一詞，當時官方因為需要對書籍文獻進行編纂，推動了目錄學的興起。之後在南北朝時期，目錄又以“薄錄類”為名被單獨設立為一門圖書類別。此時的目錄學的發展進入了巔峰時期，目錄不只是被當成纂書編錄的工具，而徹底成為了一門實實在在的學問。
一、魏晉南北朝目錄學興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藏書來源的多樣化、私修書籍興起和重視墳籍等，這諸多的原因都導致了同一個後果，那就是書籍文獻過於紛繁複雜，想要整理歸類，就必須運用目錄學的相關知識
目錄學的興起和興盛發展並不是偶然，諸多原因造就了目錄學在魏晉南北朝蔚為大觀的面貌。
首先是藏書來源的多樣化。魏晉南北朝是個朝代更迭十分頻繁的時代，先後出現的朝代和割據政權多達30多個，每一個政權的誕生都註定了對上一個政權的繼承，這種繼承集中在人口、土地、文書三個方面。
古代信息技術落後，人口和土地的資料也就有賴於官府藏書機構的蒐集，所以每個政權都對上一政權的圖書典籍十分重視，並由專人整理、編撰。這也使得歷代王朝對前朝的遺留典籍、圖書的保留下足了功夫，官修藏書數量日益豐厚。
魏晉時期，南北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但政權之間亦不斷交流，這種交流不僅侷限於政治，文化的交流也十分頻繁。北方政權的大量漢家經學著作被帶到了南方地區，而南方新興的文學集作也在北方蔚然成風，抄本、刻本逐漸增多，圖書數量激增，私人、官府、集體的藏書數量都達到了頂峰。
根據史書記載，南朝的蕭統：
“有書凡三萬卷”
僅僅個人就聚書逾萬，就更別說官府了。想要管理好數量巨大的藏書，光靠認為記錄肯定是不夠的，所以，在有識之士的倡導下，目錄學開始興起。因此，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政權的頻繁更迭直接促進了目錄學的發展。
其次是私修書籍興起。這裡要提到一個制度，即秘書監製度。秘書監製度和目錄學是相輔相成的，秘書監的出現或者說秘書監的逐步獨立使得秘書監這一群體的工作更加明確、逐漸專業化，主要體現在職能的逐漸明確以及秘書監掌管的用人上，秘書監也逐漸偏向學者而非官員。
同時，秘書監的逐漸專業化使得他們擺脫了政治層面的工作，可以將更多精力投入編撰整理圖書的事業中，使得目錄學得以快速發展。此外，隨著秘書監製度的士族官僚化進程加快，秘書監被視作士族門閥進身之階，貴族需要一部目錄裝點門面，增加政績，所以官修目錄層出不窮，但往往質量有待商榷。
因為這些擔任秘書監長官的士族官僚往往不學無術，導致包括國史在內的官修著作質量普遍不高。有鑑於此，私人著錄和私修目錄的興起就在所難免了。比較出名的有沈約的《宋書》，相較於早早就被停撰的劉宋國史，沈約的這部《宋書》記載的更加完整齊全。
最後一個原因是重視墳籍。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士大夫重視對墳籍的蒐集，阮孝緒、任昉等一大批藏書家的湧現，以及兩晉時期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使得稍有家財者都有不菲的藏書。這些藏書的整理和分類，以及不同藏書家的藏書偏好，促使目錄類別和私修目錄數量激增。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目錄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劉氏父子的“七分法”率先開啟了魏晉南北朝目錄學的變革之路，而後又有荀勖、鄭默等人開“四分法”先河，摯虞首創“傳錄體”，可以說，古今目錄學發展無過魏晉南北朝者
分類結構的變革與突破。在中國古代早期目錄的編撰過程中，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的過程之中創造性地將圖書整理分成七類，即“七分法”。“依劉向故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佔據了主導地位。
但是隨著編撰書籍的種類越來越多，圖書目錄的“七分”越來越勉強。無論是阮孝緒的《七錄》還是王儉的《七志》在內容實質上都突破了“七”的範疇。最終，魏晉南北朝官修目錄走向了“四分法”，四分法逐漸明確併成為主流。
學界大多認為西晉荀勖在《中經新簿》或是鄭默在《魏中經簿》中將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開四部之先河。筆者認為，鄭默相較荀勖更早明確這一分類方法。
《晉太康起居注》曰：
“秘書丞桓石綏啟，校定四部之書。詔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由此可知，太康年間有人提出了校定“校定四部之書”的建議。僅就這個建議本身，可作出如下判斷：
第一，既然有人在太康年間上表，建議組織人員校定“四部之書”，表明此時四部分類法已經產生；第二，從事物發展的邏輯來講，如果太康年間荀勖校定群書、編撰新薄、創始四部分類法在前，則不可能有人在太康年間再建議“校定四部之書”。
從而可以肯定，這一建議時間應在荀勖受命撰“新簿”之前，也就能夠反證荀勖不是四部分類法的首創者。“四分法”佔據官修目錄的主導地位之後，也經歷了從“甲乙丙丁”四部到“經史子集”四部的變遷。
“七”到“四”的變化大致是將六藝略歸於甲部，將兵書略、術數略、諸子略、方技略合為乙部，獨立史學為丙部，並詩賦略為丁部，史部漸漸超越子部。在魏晉特殊時代背景的影響下，今天我們所見的“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最終形成，並被後世奉為經典。
提要的發展。古代提要大致有兩種：一種是篇目中的小序，另一種是群書目錄中的書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目錄提要基本上是在群書目錄提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在《七錄序》中就有記載。同時，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傳錄體”和“總經序”。“傳錄體”這種提要體制：
“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錄體起於摯虞的《文章志》，王儉《七志》是這類目錄的代表作。“傳錄體”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並且得到發展，與當時代流行的品評人物之風不可分割。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品評人物之風籠罩了各個方面，目錄學家們在編制目錄時自然也不能遊離其外，他們把傳統目錄中能夠順應時代風尚的因素——‘傳錄’做了極致的發揮。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隋以後，科舉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之後，傳統的“傳錄體”就隨著品評人物之風的淡去而消亡了。此外，釋僧佑《出三藏記集》開創了“總經序”的輯錄體體系，為後世輯錄體提要開了先河。
目錄成為獨立研究對象在於阮孝緒。南朝梁阮孝緒作《七錄》，其序中首次將目錄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並第一次對目錄的著述方法提出明確架構，阮孝緒的《七錄》為後世目錄學的著錄和研究方法指明瞭方向。
在著錄方面，阮孝緒注重統計和研究各類圖書的總數及存亡情況，疏於對某單一文本進行研究。他通過對各時代的目錄著錄的圖書種類和數量了解和分析了書籍存軼、書聚散的現象及原因。
在分類方面，阮孝緒重視責實定名，用當時最為科學的方法討論了類名的確立原則，討論了類名的各方面影響，通過類名的分析來規範文獻世界。
阮孝緒認為，只有從事實和價值兩方面進行考察，才能獲得對文獻的正確把握，從而清理出文獻的秩序。他提倡從文獻實際地位以及社會影響來確立其類別秩序，並且最早提出類似今天的“文獻保障原則”的分類思想，即認為目錄系統是為了保障文獻的整體性而服務的。
阮孝緒的《七錄序》對目錄學的發展產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他首次將目錄作為研究對象，致力於對目錄史的研究和梳理，重點討論了歷史上各種主要數目之間的傳承關係，並分析了各書目的特點以及得失醇駁。
此外，阮孝緒酷愛墳籍，著錄無所不包，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獻資料。最值得稱道的是，他首次將目錄列入《七錄》的著錄範圍，首創簿錄類，開“流略”之學。
但其作為後世目錄學的先聲，依然有其侷限和不足。首先，限於“依劉向故事”的傳統，《七錄》未能進化為更先進的四部分類方式，也未能完全按照《序》中“酌篇卷之多寡”的分類原則，對序言和提要也沒有作討論，確有遺憾。
三、魏晉南北朝目錄學的發展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它深刻地影響了魏晉南北朝以後的書籍編撰形式，且其先進的書籍管理理念也為後世圖書館藏的出現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目錄學在數量、類別、理念各方面都全面超越前代：明確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則，擴大了目錄的著述範圍和類別，首次將目錄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
一批私人藏書家的崛起使得他們整理自身藏書的時候，有意識地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分類書籍，便於保存，從而提出並確定了大量目錄學概念。
《七錄序》記載：
“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凡能積蓄墳籍，必思致其名薄……遂總集眾家，更著新錄”
如果說秘書監製度的確立和職能轉變完善了古代圖書館的機制，豐富了古代藏書的實踐，那麼目錄學就是將古代圖書館藏書事業的理論和載體加以豐富和完善，為後世目錄學的發展積蓄力量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為後世直至乾嘉時期考據學的興起奠定了基調。
目錄學的出現和發展，使得傳統文獻觀從單純的“依劉向故事”轉變為專門的學問。此外，私人藏書家的興盛以及寺觀藏書的不斷豐富，打破了貴族和官方的壟斷式讀書形態。可以說，魏晉南北朝的文獻學和圖書館機制已經頗為完備了，後世各階段王朝的圖書館學機制基本脫胎於其中並加以發展和完善。
參考文獻
《隋書》
《中國古代圖書館學思想史》
《七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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