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福建同安人。早年留學西洋十載，回國後入張之洞幕府長期負責外交禮賓工作。曾官至外務部郎中，晚年為北京大學教授。辜氏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化保守派人物，一生致力於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維護和向西方傳播中國儒家文化，在西方世界頗有影響。1891年長江教案期間，他曾以英文寫了一篇重要的反傳教文章，題為《為祖國和人民爭辯》，副標題為《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發表於上海英文報刊《字林西報》上。在該文中，他首次以“一箇中國人”的名義就教案和傳教問題，公開對西方公眾發表自己的意見，理直氣壯地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鬥爭辯護，在近代反洋教鬥爭史上寫下了獨特而精彩的一筆。鑑於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這一點的疏忽，筆者擬對此作一述論。
一
辜鴻銘抨擊西方在華傳教，是由長江教案直接引發的。
長江教案是近代影響較大的教案之一。它爆發於1891年5月間，持續到本年9月，包括有先後發生的安徽蕪湖教案、丹陽教案、湖北武穴教案、麻城教案和利川教案等，幾乎蔓延了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在規模和聲勢上也“為從前所未有”（薛福成：《出使秦疏》捲上，《處置哥老會匪片》和《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之計疏》。）。不僅如此，這次教案前後，在長江流域還廣泛流傳著士大夫鄉紳製做的各種反洋教宣傳品，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反洋教輿論，使得帝國主義列強和侵略分子感到了極大的恐慌。他們一如既往，故技重演：一方面，他們大造輿論，歪曲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鬥爭真相，侮蔑和謾罵中國人野蠻，以博得廣大歐美民眾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政府極盡恫嚇威逼之能事，叫嚷要用炮艦鎮壓”，以榨取更大的侵略權益。
負責辦理長江各教案的主要是湖廣總督張之洞。雖然，出於維護清統治的需要，張氏對反洋教運動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但在辦理教案交涉的過程中，他對傳教士的無理、教民的不法、領事的強橫、中國的委屈等也有相當的認識和不滿。
辜鴻銘是張之洞幕僚，他對當時湖廣流行的士大夫反教宣傳是瞭解的，對整個教案的情委也是熟知的。因此，當他看到外國公眾僅聽傳教士的一面之辭紛紛譴責中國人民，而中國政府又一味妥協的時候，激於一種愛國的義憤，便寫作和發表了《為祖國和人民爭辯》這篇文章，以回擊西方對中華民族反洋教鬥爭的種種誣衊和不實之辭。他明確宣稱：“在所有這些教案中，外國公眾只能聽取當事一方傳教士的一面之辭，而人民的聲音卻聽不到。現在，我代表那些人民提出下列考慮，我相信這在每個正直無私的人看來都將是公正的。”（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毫不掩飾為中國人民反洋教鬥爭辯護的嚴正立場。
二
辜鴻銘對西方在華傳教的抨擊，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
首先，駁斥“傳教士”在華傳教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開啟人民的智識”和“慈善工作”的謊言。在駁斥西方教士來華傳教是為了“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的謬論時，辜氏說：“如果僅是形式上信奉現代傳教士帶入中國的基督教便能促使人們道德更高，更好和更高貴，人們肯定會想到那民族中最好之人——不可否認，在中國仍有好的和高貴的人——將是最願意被吸收的人”。可事實上卻恰恰相反。在中國，那些最優秀和最有教養的中國人的心靈與基督教格格不入。“他們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基礎”不能容忍“象傳教士帶入中國的基督教形式這樣一個上層建築”。不僅如此，在皈依基督教的中國教民中，“不要說作為一個階級道德較高”，即使“象沒有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那樣有教養，象他們一樣好和有用的公民”也找不到。在中國，皈依基督教的只是那些“最差的人，虛弱者、無知者、貧困者和邪惡墮落的人”，這些人“丟棄了他們父輩的信仰；聽他們的外國先生吩咐；對他們自己過去歷史的傳統或記憶如果不蔑視也沒有什麼同情”，他們實際上成為了自己民族和人民的遺棄者，是“中國人的棄民”而已。一旦“那僅有金錢利益的希望和其它外在影響”消除以後，他們就將成為比中國目前最壞之人還要壞的人，從而導致道德敗壞和社會混亂，他還指出，“在道德上和智識上，太平天國實屬皈依基督教中國人的一種類型”（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
辜鴻銘對太平天國運動基督教色彩的認識顯然是膚淺的，他由此而產生的仇視，反映了他地主階級的反動實質。其所謂接受了基督教的中國人中沒有好人的說法，無疑過於絕對化，恐怕也與他的階級實質有關。但是，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士大夫和廣大人民不屑於基督教化，而入教者中不少屬流氓無賴和地痞的現象，卻是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斷言基督教傳教士在當時未能對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起到什麼積極作用，就其實質而論，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基於此，他認為傳教士“傳播福音”的工作“悲慘失敗”了。
對於所謂“開啟人民智識”的論調，辜鴻銘也予以了駁斥，他指出，傳教士出於傳教的目的雖然帶入了一些科學知識入中國，但由於其宗教神學觀根本上的反科學性，他們所做的工作最終沒有成為什麼“智識啟蒙”，而只能算作一稱“智識把戲”而已。對此，他說：“無疑，新教傳教士最近帶來了大量他稱之為科學和科學之教的東西，他能毫無猶豫地告訴他當地的學生清朝官員愚蠢得對月食大驚小怪；但在下一次祈禱時他不會告訴同樣的學生太陽和月亮仍然聽命於猶太耶蘇會長約書亞而停滯不動嗎？不會告訴同樣的學生那本記錄了其真實情況的書，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聖書嗎？……現在，我請求每一個心中懷有智識啟蒙目的的人說，是不是還有比這更反科學的東西——以一個不太難聽的名詞可稱之為‘智識把戲’。傳教士自己沒有意識到它這一事實，只能證明其毒害的微妙和巨大。因此，我認為，無論新教傳教士能夠帶入多少純科學信息的東西，他們同時也帶入了一個害蟲，這個害蟲最終必將葬送為中國人智識啟蒙的全部希望。因為不正是為反對與這同樣的智識把戲，歐洲所有偉大的人類精神的解放者已經戰鬥過和直到今天還在戰鬥嗎？的確，對於任何一個完全瞭解歐洲這種為了智識啟蒙而鬥爭歷史的人來說，這些在歐洲焚燒和殘害科學家的教中人，卻在中國這兒把自己裝扮成為科學和智識啟蒙事業的鬥士，這看起來該是多麼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中國的傳教事業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識運動，任何不厭其煩地瀏覽過那些以傳教名義出版的愚昧的東西，就很容易相信正是這些愚昧的東西，實在使得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智識上看不起外國人。……因此，我認為部分傳教士最近關於科學和科學器械能夠使中國強盛的叫嚷……不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欺騙，便是一種幻想”（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
辜鴻銘的這段議論實在精采，並從根本上否定傳教為“開啟民智”運動性質的胡言亂語。這種議論在近代反洋教思想史上實不多見，對我們今日客觀評價傳教活動仍有相當的思想價值。
對於教會“慈善工作”的目的和效果，辜鴻銘也予以了否定。他認為，慈善工作本身雖是一種值得讚賞的事，“無疑，新教醫院和天主教孤兒院對於一些單個的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行善的手段”，但這項工作由教會傳教士來做卻極不值得（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必須承認，一個世俗的工作，本身必須以純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歐美人民和政府每年將大量的錢用來支持傳教，給傳教士以種種特別的保護和補償，其實，這些錢還不如“用於支付一種意義更大且更有效的純粹醫生和護士人員去行那些傳教機構所被期望行的善”（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也就是說既然西方有心慈善，與其派教士，還不如直接派純粹的醫生和護士來更名副其實些。這實際上等於揭穿了西方來華傳教是所謂“慈善事業”的謊言。
不僅如此，辜鴻銘還指出，中國人民也並沒有受到所謂教會“慈善工作”多少實際的利益。歐美政府所提供的有關錢款，絕大多數都被傳教士及其家屬享受掉了。他說：“如果基督教傳教被認為是為減輕中國人民痛苦的慈善，那麼讓我再問，是否實際被做的工作是值得那些傳教士如此叫嚷他們的確每年都用於中國人民利益上的那麼龐大的花費數目呢？在數以百萬的歐美人民所捐助支持傳教的費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於減輕中國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於供養傳教士及其家眷，用於他們修建漂亮的房子和療養院、用於他們長篇的信箋和郵票的費用、用於支撐他們的討論會和一時衝動的興會呢？因此。我認為，那被認作為一種純粹的慈善計劃……在中國的整個傳教事業，只不過是一個為了那些從歐美來的失業的專職人員利益的一種巨大的慈善計劃罷了”（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
辜鴻銘稱傳教士為“失業的專職人員”，認為傳教計劃不過是專門救濟這些失業者的一種慈善計劃，顯示了他的諷刺天才。只有傳教侵略分子自身，才能強烈地體驗到這種批評的份量和厲害所在。
其次，辜鴻銘認為歐美在華傳教對中外雙方不僅無益，而且大有害處：它首先傷害了中華民族，造成了中國人民強烈的仇外情緒，而這種仇外情緒又必然造成對歐美利益的傷害。因此，他主張在華傳教活動必須立即加以根本改革乃至徹底廢止。
辜氏指出，當中國官員及受過教育的士大夫看到傳教士帶入中國的那些“愚昧的東西”，那些連中國僱傭來的有技術和受過教育的外國人也不相信的鬼話，“正被強加給中國人民：一方面伴隨著傳教士的傲慢自大和放肆狂妄，另一方面又經由部分外國政府炮艦的威脅”時，他們便不得不憎恨外國人。因為他們同時看到了“他們所擁有的屬於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一切最高和最神聖的東西，如他們的處世之道、他們的文化和文學的優雅，都已處在無法挽回的損傷和破壞之中”（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辜氏認為，這就是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憎恨外國人的根源。
至於中國一般民眾的仇外，辜氏則認為其主要根源在於傳教士自身的無惡不作。而傳教士所以能在中國到處遊蕩無惡不作，又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眼中沒有王法”，因為他們的領事遠在天邊，而中國人對之又沒有裁判權；二是他們不怕公眾輿論，因為他們僅同少數中國教民即那些“中國的棄民”接觸。由於缺乏一般人所必需的兩種基本約束力，他們不僅可以“無惡不作”，“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人蠻橫、放肆、到處插手和施行小小的暴虐”，還往往慫恿其教民無法無天（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辜氏指出：“這就是中國人民大眾反對傳教在中國存在的真正強烈不滿的原因”，也即教案屢起的根源（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這種分析無疑是正確的。
辜鴻銘接著強調指出：西方教士在華的傳教活動，不僅威脅到四萬萬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也威脅到歐美各國人民在華巨大的商業、工業和其它利益。因為對中國人的侮辱和傷害，歸根結蒂也是傷害自身。由此，他明確地宣稱：中國人民象現在這樣“以他們所具有的力量”，憎恨傳教和傳教士，“猛烈地撞擊”它們，在道德上是完全正義的（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他正告那些“叫嚷炮艦鎮壓”的傳教士們：“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當然應當制止，但那種歸根結蒂是正義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彈和葡萄彈也摧毀不了它。那些試圖如此行事的人將只能造成混亂和以傷害他們自己而告終。……那些瞭解人民脾氣的人，我想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從外國炮艦上開火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誌，不是與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傳教士們已經大聲以‘鴉片戰爭’相恐嚇；但他們應稱之為一場‘傳教戰爭’，我們現在正面臨著這樣一場戰爭，除非有足夠的常識，在外國人中有公正無私的正義感，否則無法阻止它”（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而要“訴諸這種常識，外國人中的正義感”，唯一的出路就在於“要求外國政府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即使不完全撤走、至少也應當對中國的傳教事業做某些修改”（拉丁文和英文題為《DeftensioPopuliadpopulos：orthemodernmissionariesConsideredieerligionrelationtotherecntriots》，見辜鴻銘著《尊王篇》（英文題為《PapersromaviceroyrsYamn》）第35—50頁。此文也曾收進《宇林西報》社189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排外暴動論文集》顧長聲先生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第16頁曾有過譯述，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所寫，顯然是弄錯了。辜鴻銘當時沒有署真名。）。這就是辜鴻銘的最終結論。
三
正如辜氏自己所聲稱的那樣，他對西方在華傳教的抨擊的確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呼聲。他公開向西方世界宣稱中國人民反教運動在道德上的正義性，這在當時中國畏洋如虎的官場氣氛裡不僅難得可貴，實際上也是軟弱的政府所不允許的。或許正是憤激於這一點，他在正告以戰爭相威脅的傳教士時，明確說明他們所面對的將不是中國政府，而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在他的抨擊中，除了濃烈的傳統民族感情和意識外，還能使人體驗到一種接受過西方近代民族意識薰陶後所具有的神聖國格意識和民族自尊感，而這在此以前的近代對外檄文或外交文書中是難得一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辜氏此文實具有某種“民族宣言”的意義。
毫無疑問，辜氏是戰鬥在反洋教鬥爭的另一戰場，這一戰場幾乎是他一人獨自開闢的，在以後的歲月裡他也是最為主要的戰士。他經由西方教育所武裝，瞭解洋教的弱點和傳教的偽善，又具有敏銳的思辯、銳利的筆鋒、強烈的愛國感和無畏的勇氣。因此，他的抨擊不僅有力地配合了國內民眾樸素的反洋教鬥爭，而且由於在思想層次上明顯高出當時領導民眾、製造輿論的一般士大夫一籌，還能起到前者所難以起到的特殊作用。長江教案期間，國內最有影響的反教宣傳品主要出自湖南士紳周漢之手。他的作品通俗易懂，頗具鼓動性，在當時對發動民眾起到過重要作用。但毋庸諱言，這些宣傳品在內容上卻具有濃厚的封建矇昧色彩。如它們直接以“中國的聖賢仙佛”為正、耶穌教為邪；以“五倫”之道和道教佛教的各種迷信來譏罵、反對基督教的各種信仰等。有一付對聯頗能集中地反映這種特色：“豬精邪教自洋傳，欺天地，滅祖宗，萬箭千刀難抵罪；狗屁妖書如糞臭，謗聖賢，毀仙佛、九洲四海切同仇”（轉引自劉泱泱：《周漢反洋教案述論》，《近代中國教案研究》，第387頁。）。另外，這些宣傳品對諸如洋教士剜眼、割腎、取胎、切乳等罪惡的渲染，也大多來自謠傳，很少事實根據，因而實際上減弱了抨擊的說服力。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對有關傳教的一切西方事物都予以搗毀，以致於傳教士和侵略分子們往往藉此大做文章，誹謗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使中國在輿論上處於被動局面。
辜鴻銘對傳教的抨擊則基本上避免了上述弱點。雖然，他也強調了西方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某種對立性，並譴責了前者對後者已造成不應有的威脅，但他主要是從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出發的。換言之，他雖然流露出對祖國和民族文化本能的敬重，但卻並沒有直接以此為準繩來否定基督教文化，更沒有主張搗毀西方的一切；他痛斥偽善，卻並不反對真正的道德提高和科學智識的啟蒙；他抓住基督教神學中的愚昧成分大加撻伐，卻不象周漢等人那樣罵耶穌為“豬精出世”，以避免不必要地傷害西方人民的宗教感情。事實上他在抨擊過程中提到基督教時，總是將其說成“傳教士帶入中國的基督教”；他沒有提到傳教士剜眼、割腎等罪惡，但卻智慧地告訴西方公眾：一個既不擔心法律治裁又不怕輿論譴責的傳教士，在中國的確什麼罪惡都幹得出來；他的抨擊告訴人們他並非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不僅維護中國、也關切西方人民的利益。凡此種種，都顯示出辜氏的見識確實高人一籌。當然，最能反映他思想深度的、還是他對傳教士所標榜的“提高人民的道德”、“開啟民智”和“慈善人民”的傳教性質和作用的駁斥，尤其是對後兩者的駁斥頗具思辯力，成為近代反洋教鬥爭史上不可多得的思想財富，對我們今天客觀地評價西方傳教和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鬥爭，也具有啟發價值。
當然，辜鴻銘對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的批評也並非沒有偏頗之處。他沒有看到或不願強調其傳教活動中有些內容的主觀目的、活動性質與客觀效果間的差別，沒有將少數真誠傳播西方文化的人與傳教士的主流區別開來，從而影響到其立論的全面和堅實。實際上，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客觀上也起到了傳播西學，勾通中西文化的某些積極作用，儘管這與他們的主觀願望並非一致。然而，這一點我們卻不能苛求當時的辜鴻銘。他當時著文的目的不是要對西方在華傳教活動作全面完整的歷史評價，而是出於維護中國人民反洋教鬥爭的政治需要去評論傳教活動的主流和實質。就這點而論，辜鴻銘的立論不僅無可非議，而且是深刻的。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辜鴻銘的批評，使西方在華的傳教侵略面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論敵。也正為如此，他的文章一發表，就引起了西方輿論界的驚異和一定程度的同情。倫敦《泰晤士報》等報刊發表了不少文章，對此予以評論，一篇社論竟懷疑這篇署名為“一箇中國人”的文章，“可能不是一箇中國人所寫”，如果是的話、語氣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靜（《尊王——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其人及當局真實感情的陳述》，見《尊王篇》1901年英文版，第31頁。這段信息是辜氏自己透露的。）。關於辜氏此文在西方的影響，我們從多年後一個西方學者所編纂的《中國大事記》一書中專門將此事列為一條加以記述也可見一斑（日本“中國通”駑澤吉次的話，見《尊王篇》1923年英文版的出版者說明。《中國大事記》一書英文名為《DirectoryofgreateventsinChina》。）。雖然，辜氏呼籲西方列強全部撤走傳教機構、傳教士、或者對傳教予以改革的願望最終不過是幻想，但他的爭辯對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贏得全世界正直人們的同情和聲援，促進當時中外教案問題相對合理的解決，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32年後，一個日本的“中國通”在提起辜氏此文的時候，認為它在“當時中外關係最危急的關頭，對挽救局勢出過不少力”（日本“中國通”駑澤吉次的話，見《尊王篇》1923年英文版的出版者說明。《中國大事記》一書英文名為《DirectoryofgreateventsinChina》。），這是符合實情的。義和團運動爆發後，辜鴻銘又將此文收入了他的論文集《尊王篇》一書中，使它得以繼續發揮其反傳教侵略的歷史效用。
最後，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長江教案期間辜氏的反傳教活動並不是這一活動的終結，而是起點。在此之後，他的反傳教活動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大體有兩方面的進展：一是對傳教士的抨擊更加具體和嚴厲，二是對基督教尤其是對與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相關連的基督教內容予以根本否定。對此，我們將另文予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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