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亲历“疫情”和“宅生存”
程亚婷 : 过去一个多月，大部分人都开始在家里蹲的生活，面对疫情，每天每个人都会有海量信息的涌入。我们获得了所谓的“在场感”，通过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和各种报道，感觉到我们可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想问问您，我们怎么在所谓的“亲历”当中去学会辨别、学会思考？
戴锦华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我生命当中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间，两个月我几乎没出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怪诞的经历。当然，这种怪诞经历本身可以叫“亲历”。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席卷了全国、现在在全球蔓延的疫病，其实我不曾亲历。真正亲历的是那些染病的人，是那些在一线救助的医护人员，是那些不能躲在家里的劳动者，他们才配得上“亲历”这个概念。
面对这种层次的大危机，无知的、被动的状态会造成无助感。但是，另一种无知是因为信息过度，四面八方传来相互矛盾的、不能彼此印证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另一种茫然、另一种惶惑。有的时候，新媒体、互联网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视野，拓展了我们自主学习的可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我们并不比旧时代的人们遭遇这种事变的时候更有把握。这个时候，面对信息爆炸，面对海量信息难于分解、难于判断的时候，我们可能所依凭的还是我们在岁月生活和学习当中累积下来的判断能力,有时候也依赖于构成我们人格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我一直说做人要保持感到愤怒的能力，但是如何让自己不被愤怒所操控？这个时候在什么意义上能够保持理性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分辨、去选择什么是你想做的，什么是你能做的，什么是你该做的。
在我们这些安全地宅在家里的人，所谓“亲历”，可能它的意义就在于你有没有增加了一些思想的能力，增加了一些反思的能力，对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有了一种陌生化的关照。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我想起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我很勇敢，好像没停课，也没戴口罩。而这一次不光是我的年龄，整个社会和中国和世界都变了很多。但是我也就特别自责地想到，在SARS消失以后，我就没有再反思过，我们的社会，就在这样一场病毒的袭击之下，可能被迫陷于休克。原来以为我们繁荣的都市生存，便利的都市生存，跟世界无距离的感觉，周末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我可以自主地宅在家里面，享有独处。最后你发现，可能这一次你确实被宅在家里，但是是因为你别无选择。而世界突然那么遥远，你哪都不能到达，你甚至可能因为看了趟父母，不能回到妻子儿女、丈夫孩子身边去。你的一切都被粉碎。在这个时候我们该不该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文明的价值，我们文明生存的脆弱性。
我读过最悲哀的一句话：我们在历史中学到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们在历史中什么都没学到。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不断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开始学到一点什么。
02.
程亚婷 : 刚才讲亲历的时候，其实这次流传比较广的就是身在武汉的方方，每天更新的方方日记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争议。很多人会认为她关注的是比较个人的东西，并不代表整个大的事件。但是可能更多人非常尊重她个体视角的记录和书写。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纪实和记录的方式？
戴锦华 : 我自己非常尊重这种方式，当然必须声明方方是我的朋友，我也非常了解她。我觉得方方真是个性情中人。她有很强的正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点我们俩很像，她是属于会被人说为不够成熟的那种人,做人不够圆融。所以她的作为、她的书写都在我的对她的认知之中，我非常尊重她的工作，我也能理解她的写作为什么会如此广泛被阅读，我猜超过了她任何一本小说。所以方方代表着一种声音。如果每一个人都诚恳地、真切地给我们讲述他们经历的故事，它应该是有意义的分享。
程亚婷 : 您怎么看她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可能这也是方方本人始料未及的。
戴锦华 : 方方的正义感，或者说方方性情中人的状态，使人们可能期待方方会成为某一种社会发言人。然后大家就忽略了，这个时候方方和你我一样，她也处在这么一方天地里，她也是面临着和我们一样，比如说我也干过，去抢了米面油盐这样的傻事，我也在某一天突然发现所有的网购都买不到菜肉的时候，我的那种惶恐。这是一方面，我们期待她表达什么，而她表达了什么，或者她只能表达什么。另外一种，这么说可能不客观，但是我强烈感觉到我们的网络文化，对任何事情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站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形成黑白是非的两个营垒。然后我们为了战斗而战斗，为了压倒对方而不惜语词，不惜姿态。有些讨论是有意义的，但很多时候变成了挺方方、还是黑方方这样一种粉黑大战。一旦这种粉黑大战爆发，真问题就被淹没。
刚才我们说在历史中学到什么，我认为今天整个世界，今天的中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没有先例可援引。世界变得流动性这么大，全球化变成日常生活的事实。这几天我观察北京所有的新发病例都是输入性的，来自意大利的，来自伊朗的，来自韩国的。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全新的现实，每一个问题讨论的原来的那些前提，其实都被改变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提出问题，而且诚恳地说我没答案。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真的疑惑于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试一试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迅速做出价值判断、迅速要求做出一种黑白善恶式的结论。
03.
程亚婷 : 刚刚您也提到了宅生活，现在这个时间特别有合法性。您之前也表达过，数码技术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的方式，现在的情况下再来看待宅生存，会带给您一些新的启发吗？
戴锦华 : 我刚才说了我不认为现在我们是宅生存，我们是自囚，自我囚禁，或者我们被囚禁了。宅生存本身挺复杂的，一边我们会觉得宅男宅女不是什么好词，好像有一种负面的含义，是一些不够社会化的或者不够成功的人。另外一边，宅又似乎被理所当然规划为未来生存的样态这样一种很正面的表达，至少带有某种时尚性。宅男宅女这个词都是从日文转到中文当中，才产生出来的。在日本，就是所谓御宅族，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和特定能指的概念。到了中文世界当中，我们用二次元取代了御宅族，相反把这个宅字拿出来，造了一系列的词和一系列的想象。
宅生存在中文的语境当中，我们还赋予了独立性、独自生存。我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宅生存如果作为多种生存样态的选择之一，任何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它，它的存在无可厚非。我要提示的是，在每一个宅里我们好像是自主的、可以遗世独立的。但是，两个东西没有改变，一是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宅生存的程度越高，我们对社会整体机器运行的依赖度就越高。
我有一个不大愿意承认的感动，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居住和生活的外部机器，一直在舒缓地运行着。某一天晚上我发现所有的网站买不到菜和肉了，我就慌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吐了个嘈。第二天我收到了五份快递来的蔬菜，都是来自我的学生们和朋友们。在家里待了很久以后，我终于下决心去了趟超市。超市的丰富，每一个货架满满当当，把我惊呆了。我说这个时候这份特定的感动，是因为我知道我躲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路上，有多少人在劳动和生产。包装得那么漂亮的猪肉，什么人宰杀，什么人在分解，什么人在运输。一般思考宅生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能宅得住，完全依赖于物联网和互联网的顺畅运行。
程亚婷 : 这次对于00后和10后，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之前他们会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完全丰腴的世界，他们可以全世界地去旅行，他们享受了中国这么多年来最好的物质生活。比较有趣的一个小观察，就是快递小哥作为我们“被囚”生活的、在家门口链条的存在感，让00后、10后有了特别深的感慨。以前可能对他们来说，快递小哥就是隐性人的存在，但是现在的契机，让他们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丰腴生活，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支持感，有了不同的感触。
戴锦华 : 我在肯·洛奇的电影《面包与玫瑰》当中看到了一个描述，他说现代社会有一种“工作服原理”，就是你一旦穿上统一着装的工作服的时候，这个人就隐形了。我们进入一个建筑的时候，那些穿工作服的人我们是不看的，他们是这个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这个建筑中活动的人的一部分。快递小哥是一个移动的送货车。当你说的00后、10后真的会去感知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白经历此劫。
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提出问题，
而且诚恳地说我没答案，
我们共同来试一试回答。
感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邀请，
2020让我们共同瞰见。
閱讀更多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