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温端政
关海山
他来自“东瓯山水甲江南”的温州，他集南方人的精明和山西人的敦实于一身，他在山西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为山西方言语汇学的研究奉献了大半生的精力，并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就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语言研究所所长、资深研究员——温端政先生。
始终是一名学者
温文尔雅、谦和、自信，以及不卑不亢的超然，是温先生留给我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对于温先生早年的经历，在见到温先生之前，我们已经从互联网上了解了一些：1932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麻步镇雷渎村；1950年7月，从浙江省温州高级中学毕业后在新华书店工作了4年，直到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那个时候，温先生就对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浙南、闽南语的调查和研究；1958年大学毕业后，温先生先后在我省忻县师范专科学校、雁北师范专科学院、省教育学院任教。此间，开始调查忻州、定襄一带的方言。
1978年，温先生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所）任语言研究所（室）主任。从此，他开始有计划地开展了对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1983年，温先生开始主持列入“六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到1988年底，完成了全部70种方言的编写任务。从1986年开始，温先生主持列入“七五”规划的国家重点项目《山西方言通志》，项目的主要成果《山西方言调查报告》获省社科应用成果二等奖；其主编的《山西通志·民俗方言·方言篇》获省政府颁发的一等奖；参加编写曾荣获第三届国家辞书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的“八五”社科规划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其中，温先生撰写的《忻州方言志》被有关专家评价为“有发凡起例的作用”。
为了表彰温先生多年来的辛勤钻研和学术贡献，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同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
创建了一门学科
在从事方言调查研究的同时，温先生还对汉语中的俗语、惯用语、歇后语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孜孜不倦，求真务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掌握、总结了大量的实例后，温先生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晶成理论的形式、开始对“语”的解释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并开创性地提议，应该“语”、“词”分立，以此为基础，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汉语语汇学。
在谈到对“语”的调查研究及阐释时，平日里温和寡言的温先生显得十分健谈、激动。温先生说，他最初是因为对歇后语的研究而开始研究“语”的。当温先生还在忻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时候，就对歇后语很感兴趣。他调查发现，在当地群众的口语中，流行着大量的歇后语，因此，便以布置作业的形式和几个学生一起对当地流行的歇后语进行记录；再后来，温先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又发现山西“山药蛋”派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运用了许多风趣幽默、富于鲜活生命力的歇后语，于是，他又从山西籍作家的文学作品里收集歇后语，先后主编了《中国俗语大词典》、《古今俗语集成》、《汉语常用语词典》、《歇后语》、《谚语》等专著。
习惯上，以前的学者把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都统一叫做“词”；由于它们的语言表述功能跟词十分接近，因此，大家又把它们称为“词的等价物”或“相当于词”。许多年以来，约定俗成，这个说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并被写进了教材，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多年的研究使温先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词语、词语，实际上，“词”就是“词”，“语”就是“语”，虽然它们确实有一致的一面，如都是语言单位、都是语言的现成“建筑材料”、都具有整体性、都具有固定性，等等；但是，它们更有不同的一面。他认为，“语”是汉语里结构相对定型、具有多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语”的性质和作用都有别于“词”，不是“词的等价物”，它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另外，“语”不是概念性而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它还具有成句和被引用的功能。语汇自身是一个系统，应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起与汉语词汇学平行的汉语语汇学。前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先生新著《汉语语汇学》为汉语语汇学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初步理论框架，也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该书首先指出了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的共同特征是结构相对固定的叙述性语言单位，并且把这种语言单位命名为“语”；并且，温先生进一步给“语”下了比较科学的定义：“由词和词组合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方言学家李行杰在看完《汉语语汇学》这本书后兴奋地说：《汉语语汇学》在语汇学这门学科的创建中起着“起例发凡，昭示经纬”的作用。正如温先生所言，“汉语语汇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沃土中，语汇研究有着辉煌的前景”。目前，我省社科院“语汇研究与辞书编撰中心”的科研人员们正在温先生的带领下，编撰《中国格言大词典》、《中国惯用语大词典》、《分类谚语词典》、《分类歇后语词典》、《分类惯用语词典》等，先后有30多位学者参加，中心将汇集我省部分高校有关的专业人员，集中人力物力，在现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打造我省的优势学科——汉语语汇学，力求为促进汉语语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挥洒着一种风度
如今的温先生已经是年过七旬，从他最初担任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到今天，在他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第二任、第三任所长。在采访过程中，语言所的研究人员无不流露出对温先生的感激与敬佩。语言所的第二任所长沈慧云就说：“温老师是为科研而生的，研究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也是他生活的乐趣所在。如果你和温先生交谈，不管先前在谈论什么话题，第三句话肯定就转到科研上了。”当我们看到温先生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时，我们真的无法想象，在印刷技术还很落后的20世纪80年代，出版《山西方言志丛书》时所付出的艰辛——由于书中涉及到大量的符号，在一般的工作人员无法准确排出符号的情况下，温先生就自己办起了印刷厂，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当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细品《中国俗语大词典》的时候，我们更是无法想象温先生带领着他的学生们在该著作最初收集资料时的辛劳，为了将古代经、史、子、集及近代戏剧、小说中的俗语资料一网打尽，四五个人就在省图书馆的一间大约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围成一圈，不停地转着圈数着卡片；到中午省图闭馆休息，他们就在就近的迎泽公园打个地铺，从包里掏出早晨出门时带的冷馒头……就这样日复一日，春去冬来。
温先生纯粹是为学术而生的。自从大学毕业，无论在单位上班，还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温先生总能很快地适应所处的环境，并安下心来，进入自己的学习、调查和研究状态。温先生一生不图名、不图利，前些日子，有单位慕名找到温先生，愿意出2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希望温先生能做他们的顾问，或者去为他们讲课，这些，都被温先生婉言谢绝了——说到底，温先生离不开他的课题、离不开他的研究事业！
交谈中，温先生一再强调，做学问必须思考，要敢于碰硬、敢于向权威挑战，要做有论战性的学术讨论，不能人云亦云。的确，在现实中，温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不然，怎么会在学术界没有人怀疑“语是词的等价物”时率先提出“语词分立”呢？对于我们的采访，温先生非常认真地说：你们宣传我及我的事业，我没意见，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多宣传我们的中、青年同志，着重宣传我们的集体，以及我们很好的领导，如果说我在学术界还有一些成绩的话，那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温先生这番动情的话语深深触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正如曹瑞芳女士所言：温先生此生“殚精竭虑，无功无利，乐在其中，斯为真学” 。
《回首人生》后记
温端政
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
首先要感激《瓯风》主编方韶毅先生，他不仅将我撰写的《回首人生》一书中的《回首北大》和《回首书店四年》分别发表于《瓯风》第九和第十集，还提出把本书收入《瓯风文丛》正式出版。
还要感谢卢礼阳先生，他主编的《温州读书报》曾于二〇〇五年十至十二期连载了章志诚先生撰写的《风雨拼搏铸辉煌——记温籍语言学家温端政》，后收入《瓯歌——〈温州读书报〉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他还审读了本书的初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念念不忘的是，在我面临困难或身处逆境的时候，那些伸出热情之手挽救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这在本书的序言里已经提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愧只有“受恩”，而没有“相报”。
作为一个学者，最关心的是研究成果能否贡献社会。在这方面，要感谢出版界的朋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余桂林、马志伟、乔永等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陈崎先生和杨蓉蓉女士；人民教育出版社刘玲女士和谢仁友先生；语文出版社李守业、张双亭先生；山西教育出版社张凤瑞女士和徐亚东先生，以及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文琴女士等。是他们的抬爱、支持和帮助，才使我和合作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问世，得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可。在这里，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念念不忘的，还有家乡温州对我的关怀。温州市图书馆曾邀我做学术报告，《温州日报》曾以整版的篇幅报道我在山西的业绩。我的老家平阳县对我更是关爱有加。县领导聘请我担任平阳县高级人才联谊会山西分会顾问，邀请我参加联谊会的年会。中共平阳县委组织部、平阳县人事局、平阳县科学技术协会、平阳县高级人才联谊会联合主办的《平阳人才》二〇〇九年第二期，把我作为“封面人物”，并刊载长篇文章介绍我在山西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养育我长大成人的麻步镇雷渎村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我这远方“游子”，每次返乡都盛情款待。《温氏宗谱》完成后，邀我专程返乡撰写序言，使我有机会参观新建的悬有我题写牌匾的温氏宗祠，参观闻名远近的“白鹤拳”武术馆，还让我为武术馆撰写纪念碑文。
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我念念不忘的，还有我的老伴陈秀娟。她是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去世的，快到十周年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在梦境里见到她，许多往事不时浮现在眼前，最为难忘的是 ：
“文革”期间我住在“学习班”，隔三差五挨批斗。她带着三个孩子，除了参加运动，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二女儿从锅台上摔下来，折断了右臂。她一人抱着到山西省人民医院求医，医院乱得找不见医生。好在医院的党委书记是她的老领导，才得到及时治疗。
“文革”告一段落后，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一家五口被下放到运城县北相公社曹允大队当农民，住在茅草房里。我下地劳动，后来当工作队员入驻别的公社。她带着三个孩子，默默地给生产队养猪。后来我调到北相公社工作，住在公社旁边的三间小房。这时小儿子降生，她带着四个孩子，在北相小学任教。这一切，她都没有怨言，以一家人同甘共苦为乐。
一九七八年七月，我从运城调回太原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她也调回太原在山西省教育学院工作。她担任化学系系主任，负责筹备实验室，又带着四个孩子。由于劳累过度，一九八六年脸上出现抽搐。当时只有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能治此病。手术非常复杂，要在右耳旁打洞，调整神经。我带着大女儿赴京陪侍。手术基本成功，但留下右耳失听的后遗症。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应邀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两天，她领着三女儿去太原市公安局给我办手续，不想晕倒在马路上。经抢救入住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取消了去台湾的行程，全力陪侍。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才转危为安。医生诊断是脉搏过缓，后来安了起搏器。
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五年，我陷入一场持久的著作权和名誉权官司。一审胜诉，终审败诉，走上申请再审的漫长道路。她一直跟我站在一边，荣辱与共，全心全意支持。为了这场官司，几乎花完了全部积蓄，她从未有过怨言。一九九九年二月的一天，她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厅打来的电话，说要受理我们的抗诉申请，当时，她比我还高兴，感到我们的官司终于有了转败为胜的希望。
二〇〇五年七月，她到山西省人民医院更换起搏器。医生发现肺部下面有黑点，以为是炎症，打了几针青霉素，就认为没事了。没有想到，它竟是个癌。二〇〇六年七月，发现肺下面疼痛，并有积水，经检查已是肺癌晚期。医生说，生存期只有三四个月。我们瞒着她。考虑到她有糖尿病、高血压，不宜化疗，只好请中医保守治疗。她自己熬药，每天一副，吃了一年多的中药，延缓了病情，但未能逃过一劫，病魔最终夺去了她的生命，给我们一家人留下深深的悲痛。
她的骨灰盒安放在太原市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我都要和孩子们一起去祭奠，面对她的遗像，心头涌上无限的哀思。这本《回首人生》也是对她的悼念。也留给子女，希望他们继承父志，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辉煌。
一般地说，一个人最了解的应该是自己。可是要如实地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并不容易。我曾经记过日记，在“文革”被抄之后，就不再写了。这本《回首人生》是凭着记忆和保存的有限资料写出来的。本意是力求忠于事实，让事实说话，但初稿完成之后，看了几遍，都不大满意，可是又不能大动手术，不得不留下遗憾。
古人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说 ：“死生有命，祸福在天。”又说：“死生二字皆由命，祸福三生总在天。”说法不同，意思差不多。虽然带有几分迷信色彩，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用来安慰自己，使自己乐观地面对人生也许有些帮助。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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