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次疫情，我們不光感知在後，而且還感動在後。
就算吹哨在前，也未能防控，以抑制疫情的蔓延。
儘管如此，關於李文亮，關於艾芬，這哨子，吹得我們泣不成聲。
捫心自問：
災禍面前，有多少人得過且過，只求事不關己；
又有多少人會挺身而出，聲嘶力竭地告知天下人真相。
對於責任的堅守是李文亮等人的難能可貴之處：他們不光吹哨，還吹得響亮。
那麼，到底什麼是“吹哨人”？
簡單來說，“吹哨人”算是局內的舉報人，做的是對內部的違法行為進行舉報監督的活兒。
內外與否，不在這次要聊的話題範疇內，我們所聚焦的，是危及生命的“哨”，以及心繫蒼生的“人”。
現實中悲痛欲絕的經歷，讓我們在光影的世界中發洩，昇華。
關於吹哨的故事，去年就有一部，名字也巧——
《吹哨人》
非洲馬拉維的地震，和中國呂漢上空的霧霾，會有怎樣的聯繫？
看似八杆子打不著，卻因一家名為颶風能源的跨國公司而牽扯在一起。
地震絕非天災而是人禍，一切歸因於地下煤炭氣化技術上的紕漏。而這一技術，又將引進呂漢。
同一事物，公司看到的是利潤，良知者看到的是潛在的危機。
《吹哨人》中的男女主，並不是什麼正義使者，反倒有些黑色電影裡亡命鴛鴦的味道。
男的跟老情人餘情未了，劈腿老婆；女的一心想借技術故障作籌碼，在離婚時多分一杯羹。
一個婚外情，一個拜金女，可從他們口中說出的卻是：
“我家裡人都埋在漢山上，我不想有一天，他們的屍骨被炸飛。我想他們能在那裡睡得安安穩穩。”
口罩，阻擋的是窗外的飛塵，而非直言者堅挺的腳步。
這是杜撰出的真實，接下來再聊聊關於真實的杜撰。
人們總在明知不自由的狀態下強調自由，那麼，我們的束縛到底有多大？
2013年，一個名叫斯諾登的人告訴我們：這束縛，百分之百，如影隨形。
《第四公民》&《斯諾登》
互聯網越便捷，你的隱私就越不安全。
即使關了電腦和手機，你的一舉一動仍會被攝像頭捕捉。這便是稜鏡計劃。
自2007年起，小布什執政時期，開始實施電子監聽計劃，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中心服務器，挖掘數據，甚至收集別國情報。
直到2013年，斯諾登將這一機密透露給英國《衛報》與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起軒然大波。
關於斯諾登與美國政府背後的利益牽涉，我們不去深聊。
單就紀錄片《第四公民》，以及奧利弗·斯通拍攝的電影《斯諾登》來看，“自由”一再被提及。
肆意竊聽別人，往小了講，是對人權的侵犯；往大了說，是對別國主權的蔑視。
個人對團體的舉報需要外圍的幫助，這就必然讓傳統意義上的“吹哨人”變得不那麼孤立無援。
這其中，報社的作用功不可沒。
作為“堅持揭上層老底一百年不動搖”的《華盛頓郵報》，可謂是打出真言炮彈的前沿陣地。
其中最為出名的，是對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一系列吊打行為。
1971年，一名國防部官員將“美國政府跌入越戰泥潭”的機密文件，通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曝光。
此前，媒體記者的日子並不好過，就連美國國防部還曾試圖阻撓該文件的流出，可最終還是失敗。
“五角大樓文件洩密”事件，讓以尼克松為首的的聯邦政府名譽掃地，之後聯動水門事件，使尼克松政府徹底倒臺。
對於這段歷史的記錄，就有兩部經典電影——
《總統班底》&《華盛頓郵報》
印象中影視劇裡的報社，大多上班划水，下班聚會，但這兩部影片呈現出的卻是一種肅殺的氛圍。
你甚至會覺得悶，但它們的敘述足夠穩。
《總統班底》的故事緩而精。兩個記者，為了真相晝夜奔波，事無鉅細，而背景除了黑夜，就是煞白的工作間。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們所尋求的真理，必須如此。
或許是斯皮爾伯格掌鏡的緣故，電影《華盛頓郵報》更突顯傳奇性。
故事焦點落在出版人和編輯身上，人物主觀色彩淹沒故事的客觀性，但也因此，影片的年代感更煽情，更軒昂。
比如設計感極強的深藍色調，象徵那個時代的冰冷與不透明，而報社所要作的便是那個盜火的普羅米修斯。
一個聚焦的是人所投身的事件，一個關注的是調查事件中的人。
《華盛頓郵報》讓我們意識到媒體人的責任，以及肩負的人道主義使命。
此外，還有別家報社堅持著業界良心，例如與影片同名的專欄——
《聚焦》
這次，媒體人揭露的對象成了教會。
一開始，編輯只是去調查一個天主教牧師性騷擾教區孩子的案子。
不料雪球越滾越大，其中涉及上百名受害者，而教會也已私下賠償受害者，並試圖掩蓋這些罪行。
不久前《教宗的承繼》一片，兩個教皇閒庭信步，唇槍舌劍中也聊到了性騷擾的問題，結果卻一筆帶過。
而《聚焦》裡的媒體人，就是要揭露這些醜聞，維護受害人的權益，讓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不好過。
有趣的是，《聚焦》中的馬克·魯法洛也在這次疫情中果斷髮聲。
瞧這犀利的言辭，“吹哨叔”的別稱可不是白起的。
更巧的是，不久前，馬克叔還扮演了一位為不公義之事發聲的律師，此次他控訴的是
《黑水》
特氟龍，化學名稱為聚四氟乙烯。
二戰期間，特氟龍被用於製作坦克的防水塗料。
和平年代，特氟龍不溶於水的特點，被杜邦公司發現，製作成不粘鍋（絕不是李佳琪的鍋）。
別以為這事發生在千里之外就與你我無關，2004年中國媒體也對“毒鍋門”事件展開報道。
對此，律師羅伯特·比洛特擔任辯護律師長達8年之久，為的是揭露化工巨頭杜邦公司的汙染史。
說這部電影可怕，是因為它根據真實事件改編。
片中那些客串的人，有些就是真人出鏡。這不是致敬，而是控訴。
忍不住聊一句影片的景別——大遠景下的小人物。
荒涼的山坡，主人公在前景某個拐角處站立。就像現實中的你我，渺小而微不足道。
記憶猶新的是男主的一段臺詞：“我們只能自己保護自己，沒有別人！”
最後，律師多年站在法庭上，法官都眼熟了，而他依舊是一句：“仍舊在此。”
現代如此，那古代如何？
《大明劫》
或許是對當下疫情最為貼合的描述。
明崇禎15年，內憂外患，李自成起義不說，大將孫傳庭的部隊又出現瘟疫。
遊醫吳又可希望懸壺濟世，但卻與師傅發生矛盾：
先生認為老祖宗的東西都是正確的，至於吳又可的瘟疫說，純屬胡扯。
加之上面催促得急，鄉紳地主又不給經費支持，這才導致士兵大量死亡，軍心渙散。
很多人說，《大明劫》實則借瘟疫講了一個朝代的滅亡。
而我想說：不是瘟疫毀滅了一個時代，而是人與人間的阻撓與不信任，使一個帝國氣數將盡。
有時候，哨是吹響了，那群眾的反應如何？
或許在一些人看來，報告者是有功的，但在另一些人心中，他們只能用一個“愚”字概括。
這便是電影
《危樓愚夫》片名的含義。管道工發現一棟居民樓裂了一條大縫，跟女鎮長反映情況，結果人家不是忙著過年，就是找替罪羊。
都說別堅持了，可管道工就是不聽吶，非得挨家挨戶敲門告知利害，結果被群毆。
電影沒有給出居民的結局，或許會像《飛來峰》那樣也說不定。
裂縫就在那，而你叫不醒那些裝睡的人。但，該不該叫那一聲？
在我看來，無論行業內外，只要危及公民切身利益，都應揭露，都應算作“吹哨人”。
許倬雲就講：
“個人的地位最小，最短是人，比人稍長一點是政治，比政治稍長一點的是經濟，比經濟稍長一點的是社會，時段最長的是文化，最長的是自然。”
在這個層面上，無論身處怎樣的企業，承擔怎樣的職位，我們首先是社會人，是自然天地間的一份子。
合租房公共區髒了，你還得打掃呢。遇到不公義的事，對這地球，我們又怎會避之不理。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真理會被掩蓋，甚至被遺忘。
之前唐諾在接受許知遠採訪時，聊到了歷史上一段關於真理與謊言的對壘問題：
正方彌爾頓vs反方小密爾
彌爾頓認為：讓真理與謊言對局，我就不相信真理不會贏。
而小密爾卻一改豪言壯語：真理會被擊敗，甚至被消滅，因為歷史事實大多如此。
但這並不代表真理沒有意義，它的優勢在於：真理會一再被相信它的人所提及，直到找到適合它生存的環境.
選擇相信真理，揭露謊言的人無所畏懼。
他們唯一害怕的是自己的堅信沒有回應，沒有傳承。
就像《風聲》裡繡在衣服上的摩斯密碼：
“我不怕死，怕的是愛我者不知我為何而死。”
死亡不單單是犧牲，而是警醒。但凡揭露事實者，理應受到世人的尊重。
他們或許不是吹哨人，但勝似吹哨人。
就在去年，國家也出臺了建立吹哨人的相關文件。
不知這世間還有沒有公道，或許對於那些“吹哨人”，銘記與改善，便是最大的公道。
閱讀更多 電影家 的文章
關鍵字: 伴隨成長的中國味品牌 衛報 李文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