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转移背后，一个农村家庭三代人的艰辛

代际转移背后，一个农村家庭三代人的艰辛

本刊记者／张弘

发于2020年第1期《中国慈善家》

去年11月6日凌晨4点，熟睡中的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拿起手机一看，是远在湖北老家的妈妈。

“你爸爸昨天晚上11点半走了。他10点多在客厅看电视，然后觉得不舒服，我给他吃了药，但他还是不行，我打了120，医生到来的时候人已经走了，检查说是心肌梗塞。”

2016年春节在云梦县城岳父家的时候，我曾经含泪为父亲写过一篇《一个留守父亲的不断送别》，记录了我家这些年的变迁。这篇文章在媒体上发表之后，我儿子专门用手机打开给我爸爸看。之后儿子告诉我，“爹爹（即爷爷）看了这篇文章，边看边流眼泪。”

爸爸去世，我又想起了这篇稿子。突然想到以后再也没有爸爸了，不可抑制的悲痛席卷而来，忍不住失声痛哭。

很快，我们一家四口订好了从北京到武汉站的高铁票，还有弟弟、妹妹，也都从各地赶回老家。

爸爸，我们都回来看你了。

一

我的爸爸张金明，1949年生于湖北省云梦县隔蒲潭镇小龙河村张家坡塆。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他见证了新中国至今所有的发展历程。

爸爸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比爸爸大了大约10岁，二姐比爸爸大了6岁。那时的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因此，爸爸出生后最为得宠，即便后来家里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爸爸天资聪颖，入学以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如果不是遇到“文革”，他的命运也许又是一番光景。那时，农村小学的教师素质普遍很低，甚至连尾巴都念成“毛巴”。爸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刚入学不久，老师问他：一个桌子四个角，砍掉一个角还剩下几个角？爸爸回答说：五个。结果被老师训斥，爸爸觉得很委屈，放学时哭着回了家。

爸爸自幼喜爱文学，16岁就发表了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初中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他18岁就到学校教书，和之前教他的老师成为了同事。

爸爸的好强不仅体现在知识上，而且也体现在生活中。在农村，因为生存资源有限，邻里乡亲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发生口角，乃至大打出手。爸爸有一个堂叔有兄弟三人，其中的老二曾经双手端着冲担（挑麦子捆的农具，两头是铁的，很尖）把我的爹爹（爷爷）追赶了三个圈，在堂屋里冲进冲出。我爸爸18岁那年，堂兄弟又这样抖起了威风。爸爸一把抢过了冲担，把他推倒在地。从此以后，他和他的兄弟们就老实多了。

那时的农村普遍贫穷，村里的孩子普遍不怎么读书。二姐的对象（表亲）到部队参军，因此二姐出嫁比别的女孩晚，正得益于二姐挣工分，爸爸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算是“老三届”。

二姑父从部队复员后，成为拿“月月红”（工资）的工人，他和二姑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二姑和二姑父结婚以后，在农村种了一段时间的地，后来一家人的户籍都转到了云梦县城——在爸爸的兄弟姐妹六人中，二姐是唯一一个摆脱农民身份的人。

爸爸和妈妈是从小定的娃娃亲。妈妈比爸爸大三个月，年轻时身材高挑，端庄漂亮。1968年，爸爸和妈妈结婚。1970年我出生，两年后我弟弟出生，四年后大妹出生，六年后小妹出生。

爸爸的教师生涯维持了大约十年，一直到70年代后期才结束。他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成了县里和公社有名的“笔杆子”，经常被抽调去写材料。

爸爸有过两次跳出农门的机会。一次是70年代中期，他收到孝感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学习之后就能转户口，成为拿“月月红”（工资）的公家人。但是，我的爷爷短视，觉得去学习就挣不到工分，不让他去。后来一提此事，我妈妈就后悔不迭：“我们真是傻，当时不知道和你爹爹分家！”另有一次机会跳出农村，但他也没有抓住。

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心高气傲的爸爸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报考中专或大学，而是直接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但是，他没有秦晖那样的运气，遇到赵俪生这样的导师，因为英语分数太低，爸爸没有被录取。由于家里有了四个孩子，生活的负担过重，他的文学创作逐渐荒废，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养家糊口。

那时，村子东边的幸福渠向府河排水的能力很差。遇到夏天多雨的时候，村子北边的农田就变成了白汪汪的泽国。村民绝大多数庄稼被淹。作为受害者之一，父亲不断给县、地两级政府部门写信反映此事，要求加强幸福渠的排水能力。后来，此事终于得到了解决。有人告诉我，“现在的泵站抽水能力强多了，多亏了你爸爸。”此外，爸爸还帮一些受到冤屈的人代写材料或诉讼书，帮他们讨还公道。

为了养家糊口，爸爸和母亲做起了各种小生意：卖布，卖鞋，卖烟……80年代初期，他开始利用农闲时间到武昌大东门做菜贩。几年后发现，种地的收入比不上卖菜，于是转出大部分责任田，专门在大东门卖菜。

未成年的我开始逐渐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家里的饮用水，要到离家300米的一口大井里面打好，然后挑回家。家里的水缸可以装接近三担水，每次我都要往返三次。从14岁开始，这个活儿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每逢过年，我都盼望着父母能够尽快回家。但是，过年前几天城里人要存蔬菜，因此比平时能赚更多的钱。有时，他们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回家敲窗叫门，从睡梦中惊醒的我就会惊喜万分地打开大门，弟弟妹妹也会格外高兴；有时，他们过年也不回，万分失望的我只得在家带着弟弟和妹妹，过一个郁郁寡欢的年。

爸爸从小就被家里所有人娇惯，结婚以后又被妈妈惯着。但凡家里有好吃的，妈妈总是让爸爸单吃，我们几个孩子干看着。妈妈做饭的次序与别人家不一样：她总是先把菜炒好，然后叫爸爸先喝酒，理由是“等孩子们吃饭，菜就被抢光了”。而爸爸有时买的盐蛋、卤菜等，不许我们伸筷子，只有爸爸允许我们才能尝一口——而事实是，他很少让我们尝。时间一长，我也对此习惯成自然了。

爸爸妈妈开始做生意以后，农村家里到冬天一般会腌腊肉。有时，我家挂着的腊肉，我和弟弟妹妹都没有吃过，但腊肉却在不断减少，而且有刀割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妈妈经常给爸爸一个人开小灶，切一块腊肉，用小铁瓢在炭炉上弄熟了让爸爸一个人吃。有一年夏天，妈妈在屋后捡到一个大鳖，等我在外面玩够了回到家，就看到厨房的一个大碗里只剩下鳖壳。

到90年代，我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第一次到我家，她惊奇地发现，我爸爸一个人独吃最好的菜下酒，而我们都视若无睹。她后来对我说：“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家里原来也穷，但我妈从来不让我爸爸单吃好的，她总是担心孩子们缺营养长得不高大，你爸爸怎么这样啊？”

另外，爸爸从来不放过被农村人视之为享受、玩味（出风头）的事情。爸爸抽烟、喝酒很凶，而且贪杯，经不得别人劝酒。一旦有人奉承几句，他就飘上了云端，分不清东西南北。有时，喝得醉醺醺的他推着自行车在深夜强行撞击关闭的木大门，甚至将门栓撞断，将大门撞倒。有时，他在外面喝醉，到家后吐得一塌糊涂。

那时的农村风气很不好，冬天和春节期间常常摸牌赌博。爸爸曾经到赌博场所去卖煮熟的鸡蛋，但他却把卖鸡蛋的钱全部输光。上个世纪80年代回家过年时，爸爸经常参与赌博，有几次把整个冬天和妈妈在武汉卖菜赚来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妈妈就开始和他争吵，在家里号啕大哭。

尽管有这些不好，在大事上，爸爸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也努力为后人创造财富。1991年，他率先在张家坡盖起了两层楼房。村里人的恭维，让他很是高兴了一番。1997年我儿子出生后，他还帮我代缴了几千元罚款。

二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在家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脾气暴躁而且任性恣睢。他很少对我慈眉善目。成长年代，我一直很怕他，成年以后，经常觉得他不可理喻。

从小到大，我和弟弟都没有少挨爸爸的揍。有时，被他殴打并非我们犯错，而是因为他在外面受了气，或者与妈妈吵架而窝火。

在我三四岁时，一个刮着大风的深秋夜晚，不知道犯了一个什么错，爸爸让我跪在房里冰冷的泥土地上，他教书的同事来了也不让我站起来。我感到既羞辱又难受。跪了很长时间之后，爸爸又把我赶出家门。幼小的我既害怕又无助，同时满腔愤懑，朝家里的窗户里面扔了两把麦草碎末，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

有两件事，我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他。

那一年，我只有十一二岁，暑假期间被当作主要劳力干农活。天还没有亮，迷迷糊糊就被喊起来，拿着耙子去棉花地松土、除草，把一厢田薅草到头后，我回到家里，因为太疲惫，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久之后爸爸回到家里，一把抓住我的腿，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摔倒地下，然后一阵痛打，就因为我在薅草时挖死了几棵棉花。

这次殴打在我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原来我是如此轻贱，爸爸可以因为一件很小的事任意地殴打我。每每事后想起，都对他痛恨不已。

另一件事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我和妻子1993年结婚，不久，妻子进小学教书，我在家养了两年鸡。因资金不足及养鸡条件过于简陋，养鸡最终失败，亏掉了家里投资的一万多元。我的女儿1995年出生，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要生第二胎必须要间隔五年。因为养鸡失败及计划生育的缘故，1996年年后，我和妻子也到武汉卖菜。

有一天晚上我收摊回家到租住房屋的巷子口，爸爸突然对着我当众大骂，众目睽睽之下遭到爸爸的羞辱，我觉得无比难堪，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原来，爸爸因为下象棋忘了时间，收摊的时间比往常晚。到市场后，妈妈数落了他一阵，他在妈妈那里受了气，就不管不顾地把怒火一股脑儿全都发泄到我头上——在他看来，我沾了他的光，所以就应该受他的气。

我的弟弟张英一直痴迷文学，1990年代中期离开武汉，到上海读书，之后进入媒体。不久又到了北京，先后供职于《音乐生活报》《北京文学》等报刊。2001年，他又进入《南方周末》，后来成为几名高级记者之一。最终，他的户籍落到了上海，妻子和女儿也都成了拥有户籍的上海人。

四个子女中，弟弟在爸爸心里的分量更重——爸爸没有实现的作家梦，在弟弟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也让他在村里人面前有了炫耀的本钱。离家的大部分年份的春节，弟弟如果不去弟媳的老家东北，就会回家和家人团聚。每当此时，也是爸爸最开心的时候。

1997年，从湖北大学毕业的小妹离开武汉，南下广州打工。小妹很受爸爸宠爱，每次她回到家里，爸爸脸上总是露出难得的笑容。小妹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学学业并且找到工作，这让爸爸很欣慰。

1990年代末期，大妹嫁到了肥东，他们一家都成了合肥人。

在2000年初，我们夫妻来到北京，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就让爸爸妈妈在老家带着。这一年，小妹也从广州来到了北京，她做过娱乐杂志的记者，也在汪峰、李亚鹏的经纪团队工作过。2004年6月，我成为《新京报》记者。这既让爸爸感到很意外，又让他很惊喜。这一年年底，我们夫妻在北京买房之后，把一家人接过来，在这里度过了2006年的春节。

三

四个孩子先后离开身边，孙子女给了爸爸很大的安慰。尤其孙子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这让爸爸看到了他跳出农村的希望。他教会了孙女和孙子下象棋。有时春节回家，我会看到爷孙俩在家里拉开战局。每当满满一桌人围坐吃年饭的时候，父亲举着酒杯，似乎特别满足。

我们到北京后的前十多年，爸爸和妈妈总觉得他们是债主，我和妻子是欠债人。每年春节回家，总要对我们说些难听的话，或者做一些事让我们很生气。我们给爸妈留的生活费已经算是村里最高了，而且也给孩子们留够了学杂费和生活费。但是，爸爸公开对我说，除了吃穿和抽烟喝酒，“我还要打麻将”。在他们看来，以前我们在经济上依赖过他们，现在应该回报了。但我实际上做不到。

爸爸年龄虽然大了，但火爆的脾气依旧。因为经济状况不好，加上还要他照看孩子，他对我们夫妻总有些轻视。有一年家里来客人，因为一件小事，父亲当着亲戚的面骂我的妻子，妻子不甘受辱，马上和他争吵，我赶紧一把拉走了妻子。事后，爸爸还说我没有用，没有站在他那边一起打压妻子。

爸爸的任性也一直不改。他一天抽四五包烟，每餐都要喝酒。或许是因为在大饥荒时挨饿的经历过于惨痛，他现在只爱吃肉鱼、卤菜等等，极少吃蔬菜和米饭。回家里时，他在饭桌上左手端着酒杯，右手夹着香烟，恨不得长两张嘴。我希望他晚年能够健康长寿，总是劝他不要抽烟，酒也要少喝，否则对身体不好。但是，爸爸的逻辑却是：你们都想管我！

古代宗族内部家长制的残留，在爸爸身上很明显——儿子不能管老子，我想怎样就怎样。

爸爸中过一次风，他的语言能力受到很大影响，说话也不清楚。过了一年多以后，他才能清晰地说话。但是，他遭到一次不算严重的车祸，原来就耳背的痼疾更是加重了。

2015年，我的女儿和儿子参加了高考。女儿考入北京吉利学院，儿子超过当年湖北省的一本录取线110多分，被北京邮电大学录取，爸爸决定在家里请客，好好庆祝了一番。

孙女、孙子来到北京后，家里只剩下爸爸和妈妈。为了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我弟弟张英在县城环境最好的地方花了六十多万，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让老两口居住。爸爸一开始担心住不惯楼房，但2015年秋天住进去后，因为生活设施齐全、生活方便却又舍不得离开了。

2017年暑假期间，妈妈和大妹、以及她的一双儿女到我家住了近一个月。北京天气干燥，2006年到我家过年时，爸爸因为抽烟，曾经让垃圾筐燃烧，幸好及时发现，没有酿成火灾。我本来想让爸爸一起来，就让大妹告诉爸爸，来玩没有问题，但不能在室内抽烟。爸爸一听就火冒三丈：我在家里想怎样就怎样，还到那里受你的憋！于是拒绝来北京。

2018年春节我们一家没有回去，只有小妹一个人在家。小妹说，爸爸在家里哭，说我们都不回来。我听到以后心中五味杂陈，当即决定，以后每年春节一家四口都回去陪他们过年。

晚年的爸爸很孤独。以前没有手机时，我们都会给他写信。有了手机后，都是直接打电话。随着他的听力日益恶化，打电话根本无法和他交流。因此，一些话只能和妈妈说。

四

2018年4月，我就不得不和弟弟回到了云梦县城——爸爸因为又一次中风而住院，而老年痴呆让他表现不正常，这让我妈照顾他时备受煎熬。我赫然发现，母亲一直很好的身体，短短三年已经差了很多。

这年年底，我的女儿进入《新京报》，成为记者。我儿子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爹爹。爸爸知道后特别高兴，他未竟的事业，如今已经有了“第三代传人”。

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有某些先兆。

2019年春节之前，我和弟弟妹妹商量，爸爸从来不喜欢过生日，2019年农历正月初九是爸爸的70岁的生日，我们全都回云梦，给爸爸庆贺一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我们一家四口，弟弟一家三口，大妹带着女儿和儿子，还有小妹，都在春节前回到了云梦。因为大部分人都待不到初九，大家决定初五给爸爸贺寿。

罹患老年痴呆症却又拒绝配合治疗，爸爸的表现让所有的儿女都反对他，这可能让他觉得“众叛亲离”。生日宴上的爸爸神情落寞而木讷，脸上没有笑容。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庆生，但他并不开心。临走前，我和爸爸好好谈了一次，用嘴巴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让他配合治疗，吃医生开的药。终于，他答应每天服用半片抑制神经兴奋的药片。

回北京以后，妈妈在电话上告知，爸爸每天服半片药，精神稳定多了，妈妈照顾他也不用那么费力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弟弟和两个妹妹也觉得很欣慰。

在张家坡老家的院墙外面，有爸爸亲手栽下的桃树、板栗；院子里面，爸爸曾经栽过葡萄、梨树。葡萄前几年死了，那棵桃树以前长势很好，村里人说，结出的桃子很甜。而院内的梨树结出的梨子，每年都让各种鸟雀大快朵颐。今年夏天，母亲回张家坡时发现，桃树已经枯死了。

爸爸是怕死的。他病发去世之前的两三个小时，还对妈妈说，以后要把烟酒都戒了。但是，疾病没有给他机会。也许，是爸爸错过了太多。

爸爸走得突然、决绝而迅速，没有和我们告别。

11月6日那天，我走进家门，看见躺在遗体冷藏车里面的爸爸。透过透明的盖子，我极力想看清爸爸的模样。他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平静而安详，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做着一个甜美的梦。

我与弟弟和本家叔叔运明商量明天爸爸出殡的事宜。按照农村的规矩，老人去世后三天内必须下葬。爸爸活着的时候就选好了墓地，对我说要埋在我爹爹（即他的父亲）旁边。他想土葬。但是，云梦县这几年有了规定，死人一律火葬，不许墓葬。我找亲戚试图疏通，但没有成功。

7号清晨，我和村里一个长辈，去给爸爸买了一口十二圆环的棺材。

下午，殡仪车拉着爸爸的遗体到了云梦县殡仪馆，在遗体冷藏车被推进去的前一刻，我儿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大哭；我女儿和两个姑姑也都围着遗体冷藏车，哭作一团。我竭力想忍住，但泪水不由自主的流出了眼眶，我走上前，再看爸爸几眼。遗体冷藏车内，爸爸的神色依然安详。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爸爸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五

在同一代人当中，从自身来看，爸爸是一个失败者。他多次对孙女、孙子说，自己“怀才不遇”。

确实，爸爸没有赶上一个好时代。以他的天资，如果没有发生“文革”，爸爸继续上高中，参加高考，而不是在19岁就结婚……他的人生道路肯定很不一样，而他的文学理想也很有可能实现。当然，爸爸缺乏那种不管不顾一定要跳出农村的决心和坚定，错失了两次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

爸爸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得很卑微。在权力格局中，他不可能真正受到尊重；在社会上，他的影响配不上他的雄心；在经济上，他人生的前三十几年陷于贫困，为温饱而挣扎。

但从对后代的培养上说，爸爸又可以算是一个“成功者”：正是从小受到爸爸读书、写作、拉二胡等因素的影响和熏陶，我和弟弟养成了对知识的渴求，对于读书的热爱，这也是我们部分实现爸爸理想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女儿和儿子也通过高考，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和专业。

家庭的变迁，在物质上让爸爸妈妈能够度过无忧无虑的晚年，在精神上也让他们备感欣慰。在四个子女中，弟弟一家三口有了上海户籍，大妹一家有了合肥户籍。我们夫妇和女儿的户籍仍在张家坡老家，儿子迁到了大学，小妹也脱离了农村户籍。从职业上说，三代人中没有人务农；从户籍上说，只有我们夫妇和女儿是农村户口。总体而论，我们一家人基本实现了代际转移。

但在代际转移“成功”的背后，是骨肉的长期分离，亲情的扼杀和老年人的持续付出——我们夫妻和儿女分开达15年之久，父母年老且身体不好，但只能相互照顾。原本，制度的变革可以避免这样的人生悲剧。但是，户籍的藩篱、医疗保障制度的割据至今仍然坚固地存在，隔离着父母和子女的亲情。

时至今日，我们夫妻在北京工作近20年，先后两次买房，加上个人所得税和其他间接税，纳税已经超过一百多万，但我们都没有户口。而我的女儿，很可能遭遇与和我们同样的命运。

寒门子弟要想改变命运，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整个家庭还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爸爸没有成功，我们也仅仅只是跨出了一步。

发于2020年第1期《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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