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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其实是焚诗书，坑术士。
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的背景是天下一统后全国百姓在思想上并不能完全依附中央王朝，全天下的人并不能人尽其力为国家效力，甚至有反叛，分裂国家的倾向。秦始皇在泰山封禅期间儒家对封禅的礼节有好几套，而且一再违背秦始皇的意愿，这使秦始皇对儒家坐而论道的礼治天下嗤之以鼻。秦始皇修秦直道，开灵渠，大建阿房宫等等举措有对有错，而儒家却只评价秦始皇的暴烈，不能为国家的政策提出真正的改革意见，这使秦始皇感到儒家的舆论束缚自己的手脚，惑乱了百姓的思想。所以采取了焚天下诗书以愚黔首的措施。焚书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文化浩劫，它使从三皇五帝时代到秦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被摧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秦始皇的初衷并不是加剧中央王朝和天下士子之间的矛盾，而是统一思想。且秦始皇对这些被焚的书都有留存，汉初萧何从秦宫殿搬出许多秦代律法等书籍便是明证。
再来说一说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由此可见，秦始皇坑的是骗他钱的江湖术士，这些术士虽然有的从学于儒家，但他还是骗了始皇帝，所以被杀。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思想所采取的措施，其实与汉武帝在思想上采取的罢黜百家，表儒家五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秦始皇采用的是暴力手段，而汉武帝采取的是怀柔手段而已。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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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准确的说是“焚私书，坑方士”。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焚书坑儒”区别还是很大的。
先说焚书，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秦始皇扫清六国，一统中华，开始大力改革，凡改革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制，其中抵制最严重的就是影响千年的“郡县制”，民间很多文人引古论今，抵制秦始皇的改革，因此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禁止私学，焚毁民书。其中注意一点，焚书一事存在有李斯的私心。这就是焚书的简单经过。另外天下书籍，官方仍有存档，并非全部焚毁，至于今天为什么大部分书籍都没有了，主要还是由于秦末战乱，咸阳皇宫又被项羽烧了，书籍流失较多。
坑儒就比较简单了，坑儒并不是坑杀文人，这是后世误传，坑儒主要坑的都是方士，因为秦始皇想长生不老，因此派了很多方士除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丹药，结果这些方士不断敲诈秦始皇的钱，多少年都没有结果，还有的骗过就跑，气的秦始皇开始抓捕方士，坑杀处死，导致很多与此事无关的无辜方士也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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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1．始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避免战国时群雄并起，动摇皇权。
2．一些儒生经常引用儒家经典书籍，来批评和嘲笑皇权。
焚书和坑儒分开来讲
1.焚书
在秦始皇统治的第34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位叫淳于越的齐人，公开反对当时始皇帝实行的郡县制，始皇帝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造反势力。但是丞相李斯不同意淳于越的主张。始皇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决定统一思想，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各国史记，为防止民间继续传播，于是禁止私学。此事为“焚书”。
2.坑儒
在秦始皇统治的第35年，也就是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人替秦始皇求仙无果后，还到处私下评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和求仙等，尔后又携带求仙用的钱逃跑。始皇帝知道后迁怒方士，下令搜查审讯相关人员，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影响：
1.加强了思想控制，避免动摇其统治;
2.摧毁了许多文化古籍，造成文化断层；
3.使儒学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打击；
4.虽维持了秦朝的统治，但也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
真实性
第一种意见，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是书生的杜撰，加罪于始皇帝。证据为司马迁《史记》无记载；
第二种意见，确实烧了书，杀了读书人，大多数皇帝都干过，为什么要拿始皇帝说事。
再忆历史
首先，焚书是由丞相李斯倡议的。秦朝自公元前221年建立，灭六国，一统天下，表面上真正一统了天下。但暗地里呢，六国的遗民真正支持秦政权吗？在新生的秦王朝里，六国氏族无时无刻不想复辟，各种力量扭曲涌动。最好的例子就是，秦二世胡亥乱政，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六国瞬间复辟。
其次，丞相李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提倡，不法古，不修今。早在商鞅变法时就被抛弃的言论，现在的李斯更加厌恶。更何况，秦现在正在推行郡县制，而儒生倡导的古代的分封，建议废除郡县制。这与秦王朝是背到而行的。秦始皇作为一个雄才霸主，他怎么会不知道儒生的背后就是六国势力在作祟，这些儒生只不过是他们复辟的探路石。倒不如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最后我想说的是，秦焚书坑儒，导致儒家文化从此断层了吗？导致儒生灭绝了吗？并没用。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再无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说焚的也是口舌之书，无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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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世的儒家公知扣在秦始皇头上的屎盆子：首先焚书应该是禁书，禁止在秦国的国境内传播除了法家以外的书，这个政策也不是秦始皇发明的，而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历代秦王都实行的政策，真正焚书的应该是打进咸阳的项羽。其次坑儒坑的并不是有文化的大儒，坑杀的是那些术士，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理解为类似算命先生的角色。而且离秦最近的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从未提过“坑儒”两个字，这么恶劣的重大事件，如果真的发生过，司马迁不可能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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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秦始皇寻求长生之法，以派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四处寻求仙山，但这四人骗了他
历史真相：根据越来越多的史书出土，并无记载坑杀了那些人，哪些书，哪些类目。可能坑杀的是方士，就是那些瞎几把乱扯的道士和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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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反对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建议，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限期收缴民间私藏《诗》、《书》等书籍并烧毁，私下谈论《诗》、《书》的人均处死，同时禁止民间私学。次年，秦始皇将卢生、 侯生等方士、儒生四百六十人坑于咸阳，史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暴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历代史学家们对秦始皇的“焚书”争议不大；但是秦始皇是否真的“坑儒”，则有不少异议。有不少人认为“坑儒”与“焚书”是两个独立事件，“坑儒“也不是针对儒生，而是主要坑杀那些方士。
“焚书坑儒”的性质
“焚书”和“坑儒”是一前一后的两件事，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秦始皇进的焚书坑儒，是文化政策转变的结果，也是秦始皇保障君主专制的必然结果。“焚书坑儒”事件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法家文化。秦国实行的法家文化是以等级、秩序等为价值目标的君主专制集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专制的源头。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行政体制、文化政策和经济领域等方面都进行了统一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 促进了君主专制制度的 进一步发展。而一些儒生提出效仿西周古制，实行分封制的做法，无疑会阻碍中央集权的巩固。为了保障秦朝的大一统，秦始皇有必要在国内实行思想的统一和核心价值观念的统一，所以“焚书坑儒”也有积极的一面。
“焚书坑儒” 的手段虽然很残忍，但是这种做法也打击了复古的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 的国家制度。
“焚书坑儒”的原因
秦国原来只是处于西方的一个小诸侯国，文化并不发达，山东六国将秦看成戎、狄之国，都很看不起秦国。随着秦日渐强大，秦国也开始思考其文化方略，如何借鉴以齐、鲁为代表的文化。所以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很大，商鞅、张仪、范雎、李斯等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秦国都得到了重用。最终成就了帝业。
当秦最终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文化上的先天不足，秦国也采用了以文化怀柔为主的政策。秦国设置了许多博士，都是当时精通经术之士，里面即有儒家，也有其他诸子百家的成员。在秦国政权如何建构上，儒生一再坚持西周的分封制是最“仁”的治国之术，希望秦朝向周朝学习，分封天下。
但是法家代表李斯认为：“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这种分歧是儒家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的分歧，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法家的做法。但是儒家对此视为“异说”，总是不停的嘲讽，挑战了秦朝的政治权威。
更加过份的是，一些方士还借用谶语诅咒秦朝和秦始皇。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等，都是方士和儒生炮制出来的谣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的在于双方价值取向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儒家秉承西周政治的礼乐之说，认为政治的基础是道德，而不能通过严刑峻法去维护。这些人用谣言去质疑和威胁皇权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对专制皇权的无上威权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权力在受到挑战时，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李斯为什么提出“焚书”？这是因为秦朝遭到了研读经书者的质疑和批判。秦帝国面对这种批判时，必然会做出反应，将批判者和批判的依据一起消灭，所以才有了以“焚书”这种极端举动，对诸子百家的经义进行文化专制。“焚书”是制度之争，“坑儒”是对文化怀柔政策下背叛的惩戒。焚书坑儒的重点并不是焚了多少书，杀了多少人，而是向天下昭示，秦帝国文化政策坚定不移的发生了转变。
春秋战国时，诸侯纷纷礼遇宾客，目的是为了获得士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秦进建立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后，士人们已经失去对秦国政策和文化进行批判的土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以国家暴力夺取舆论控制权、统一意识形态的一个举动，宣告了儒生用王道政治理想规 范政治现实的失败。
“焚书坑儒”的后果
法家崇尚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说过“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但是管子并不反对德治，韩非子也认为“刑德”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刑德是什么？“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商鞅也主张重刑厚赏、德法并用，以法律的威慑力来防止违法现象的发生。
与法家相比，儒家对“德治”有些过于片面强调了。儒家把“利”与“义”对立起来，并认为只有精神的“利”才是值得追求的，而精神的“利”就是“仁”和“义”。这种不切实际的片面强调伦理道德而忽视物质利益，导致了儒学很容易沦落为空洞的道德说教。
儒家学说厚古薄今，把尧舜禹时期的道德和制度美化成千古不变的“华夏道统”。这种“道统”只是奴隶社会道德和制度的代名词，早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反对厚古薄今，反对以过时的礼仪对抗现实的法治的作法，坑的只是厚古薄今的文学方士，焚的只是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人文类图书，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得以保留。后来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重视的是稳定统治，强调的是“周礼”和复古，只重先辈遗留下来的“经书”，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把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的指导，只有五经四书才是正业，科学技术被视为 “奇技淫巧”，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受到严重阻滞，对封建社会末期中国落后挨打有着相当大的责任。
儒家醉心“克己复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礼呢？“周礼”实际上是中国奴隶制时期的宗法政治。与王族血缘关系亲近的，便可以得到越高的政治等级，这种以“亲亲、尊尊”为主要内容的“礼”，在秦朝建立时已阻碍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商鞅就说过：“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他提出“治世不必一道，国不必法古”的思想，才是符合历史进步规律的。
综评“焚书坑儒”
今天我们从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上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当时最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焚书坑儒”巩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也是秦始皇必然的选择。“焚书坑儒”虽然是一种文化专制政策，是秦朝的暴政之一，但它在促进秦朝大一统和君主专制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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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虽然经常连起来讲，但其实是两件不相干的事。
焚书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原本是一场普通的宴会，却引来了千百年间的学术公案。当时，秦始皇嬴政在咸阳宫设宴会，与会的七十多名博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郡县制和分封制孰优孰劣。
秦始皇并未当场表态，支持哪一方，而是将这件事发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他说，五帝的政治措施不相重复，三代的国家制度不相因袭，各自根据当时的需要来进行治理。陛下开创了万世基业，建立了流传万事的功勋，这不是那些愚儒所能理解的。儒生不效法当今，而学习古代，用来非议当世，容易搞乱百姓的思想。李斯还指出，由于私家之学非议法令教化，这些人往往用各自所学，任意解读评论朝廷的政令，对朝廷造谣诽谤。这样容易导致君主威势下降，臣子结成朋党。于是，李斯建议，史官把除《秦记》意外的史书都焚毁。不是博士官的职务需要，天下若有人敢于隐藏《诗》《书》、百家典籍的，都应该将这些典籍交到守、尉等地方官府一同焚烧。如果有人相聚议论《诗》《书》要被当众处死；用古事议论当今要被灭族，官员知道而不检举的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后仍不烧书的，要发配修筑长城。不烧的书，是有关医药、卜筮和种植的书。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了，于是中国文化史上迎来了一场浩劫。这件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非常详细，时间、地点、人物，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特别是李斯上书的内容，非常具体。而且也是还提到，秦始皇同意，不是简单的口头同意，而是下达了制书，是官方下达了文件。可见焚书这件事确实存在。而且《史记》作者司马迁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因为秦始皇焚书，造成秦以前历史的缺乏，给《史记》编纂带来了困难，在《六国年表》中抱怨，秦始皇烧掉天下的《诗》《书》，诸侯各国的历史记载烧得更加严重，只有《秦记》，但是又不记载日月，文笔也比较简单。当然，司马迁也指出，虽然秦始皇焚书，受到的损失最严重的是因为藏在官府，而《诗》《书》大多藏在平常人家。
所以，在这里也需要澄清的是，秦始皇焚书是有范围的，主要是山东六国的史书，以及民间的《诗》《书》、百家典籍，有关医药、卜筮和种植这些实用类的书是明确不烧的。而民间的《诗》《书》、百家典籍并没有完全毁灭，在秦王朝官方的博士馆还有留存，而且在百姓中也有很多私藏，这在西汉后也是多有发现。但是，各国史书因为都是官方的，就无法逃脱厄运了。焚书无疑给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对秦王朝刚刚结束几百年的分裂刚刚统一的现状来说，还有统一思想的一面，从这方面说，焚书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手段更加惨烈一些。
坑儒
“坑儒”这件事大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焚书”后的第二年。这件事情，起源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爱好。他派去寻求仙人仙药的方士相互议论，认为秦始皇天性刚烈狠毒，自以为是，为所欲为，残忍好杀，贪恋权势，于是相约逃走。秦始皇听说后大怒，并派御史审问诸位方士，各位方士相互告发相互牵扯告发，从中查出违犯禁令的有四百六十多人。于是，秦始皇下令，把他们全部活埋在咸阳，让天下人都指导，以此警示后人。
“坑儒”之说历来就有争论，谈的最多的就是秦始皇活埋的那些并不是儒生，而是术士。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就被称作“坑术士”。也就是说，秦始皇坑杀的其实是术士，而不是儒生。整个事件中，侯生、卢生他们都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术士。而且，“坑儒”事件起因，也确实是因为方士们欺骗秦始皇，惹得他大怒，才大开杀戒。所以，“坑儒”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经过专家考证，在西汉大多数人没有把秦始皇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采用比较客观的“坑术士”。
直到东汉卫宏《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焚书坑儒”一辞，而且卫宏的故事，也与《史记》记载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讲秦始皇担心自己将小篆改为大篆，读书人不同意，于是，把读书人都招到咸阳，大约700多人。然后，暗中命人在骊山温泉处种西瓜。由于地温，冬天西瓜成熟后，便派这些读书人去实地考察。在这些人正在考察争论的时候，秦始皇命人从山上往谷中填土，将这700人全部活埋在土中。无疑这样的故事跟富有传奇性，而且人数也从460多人增加到了700多人。但是，这样的说法在唐代却广为流行。无疑，“坑儒”事件虽然残酷，但是却被人为的放大了，本来是秦始皇一件个人行为，却被后人解读为钳制思想、文化专制的铁证。
一壶清茗品春秋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千百年来围绕在他身边有着数不清的谣言，他的家室被描绘的污秽不堪，他本人也被描绘成一个暴君，说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当我们仔细去阅读秦始皇这一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历史似乎被刻意掺杂了一些东西。就拿“焚书坑儒”来说，他确实干过“焚书”的事情，也“坑杀”过一些方士，但是他没有刻意的去打压儒家，甚至于“焚书坑儒”。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当时宫廷上发动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推动“郡县制”的改革。当时的博士们认为应该按照历史经典的记载，修改“郡县制”，甚至于仿照周朝的“分封制”。而李斯等人则认为当下的情形已于上周时期完全不一样，应该全面实行“郡县制”，之后他向秦始皇建议应该薄古厚今，将一些古典书籍焚烧，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这便是《史记》中秦始皇“焚书”的由来。
而“坑儒”事件的由来也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所记载，它说的是当时秦始皇沉迷于长生不老，安排方士侯生、卢生等人外出寻仙问药。这些方士在花费了大量钱财之后，便偷偷溜走了，这下惹恼了秦始皇，于是把咸阳城中的方士们抓来治罪。这些方士为求保命便相互攀咬，最后因此获罪的大约有460多人，这些人的下场便是被活埋。
我们所了解到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描写便是从《史记》中得到的，然而我们会发现一个疑点，那就是在《史记》之前的书籍中都没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描写。汉文帝时期著名的政论家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批判秦朝实政过程中的得失，他也曾多次批判过秦始皇“焚书”这件事，但却对秦始皇坑杀方士一事完全没有提及。
淮南王刘安著作的《淮南子》一书，为道家所推崇，提出“罢黜百家”的董仲舒更是被奉为儒家代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也是被称为儒家经典。这两人都比司马迁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要早，但都没有提到秦始皇坑杀方士的事情。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迷恋方术的时候，本来是英明神武的汉武帝，此时却要抛家弃国，去寻找成仙之道，一时间弄得是家国不宁。司马迁看不惯汉武帝这样荒唐的举动，但又无法对汉武帝明说，便在《史记》中用秦始皇寻仙坑杀方士这样的故事，来讽刺汉武帝不该像秦始皇那样迷信，又警告汉武帝身边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们。
王莽之乱后，汉朝则对儒家推崇之至，儒家也就成为了国教，由此便开始了为尊儒而篡改历史的运动，于是《史记》中记载的“焚书”事件就成为了焚烧儒家经典，“坑杀”方士们也就变成了“坑杀”儒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记》其实不是司马迁本来写的那个样子了，经过东汉史学家和儒生的篡改，秦始皇背上了“焚书坑儒”的黑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儒家的经典变成圣经，儒生们变成殉教的圣徒。
贰马叁石説历史
秦始皇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关于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他横扫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他奠定了我国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格局，他自认为他的功绩超越了“三皇五帝”，所以他取“三皇”中的皇字和“五帝”中的帝字，自称为“皇帝”，自此后世帝王皆以此为号。
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总体上来说还是功远大于过，虽然秦始皇喜欢做穷兵黩武，大肆兴修土木，搜罗奇珍异宝等事，也确实极大地破坏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致使民不聊生，但是秦始皇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为后世带来了巨大的积极意义，他是将旧的制度全部打破，然后再重新组装，尽管其中做了很多满足自己的私欲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不能给予其全盘的否定，毕竟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时期，秦始皇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些事情也无可厚非，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比秦始皇残暴、奢靡的君王大有人在，但论功绩可是谁都比不上他啊。
言归正传，问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背景和影响是什么？这些事情确实存在吗？
先来回答，这些事情的确存在，只是有些许出入，我们习惯上认为“焚书坑儒”是一件事情，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是先有的“焚书”继而发生的“坑儒”，不得不说这两件事对于我国的古代文化破坏性是很大的，但是这两件事都是事出有因，并且其事情的真相也是众说纷纭，后世学者对此有很大的分歧，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致使很多先秦时期的典籍丢失，而坑儒杀尽了天下儒生，还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并未将重要的典籍烧毁，坑儒只是坑了一些方士和儒生，天下的饱学之士没有什么损失，大多数人更认可后一种说法，下面咱们分别将这两件事梳理一下。
一、“焚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公元前213年，在秦朝堂之内的一次宫辩中，博士官淳于越公开反对已经推行了的郡县制，他大力提倡恢复周朝时候的“分封制”，他的理由是，不借鉴古人制度而能够国运长久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恢复分封制，国家早晚要被权臣所篡，到时候连来救难的都没有。 
于是秦始皇就把淳于越的想法交给群臣讨论，坚持法家思想的李斯强烈反驳，并上陈奏议，李斯认为淳于越的思想很要命，历史应该是向前发展的，而国策也应该因时而变，尤其是分封制非常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是倒退的历史行为。
因此，李斯建议统一思想，非秦记录的史书全部销毁，而其他典籍除了官方博士官准予收录外，民间不许流通，但是一些技艺类和法家的书籍是可以流通和收藏的。
这次焚书事件就这么发生了，但是并没有后世所言那么严重，秦始皇并没有焚尽一切典籍，而是有选择性的，并且大量的古籍还是保存了下来，收录在秦皇宫内，只是不允许在民间百姓中流通，同时一些日常生活技艺类的图书，比如医书、农书等都可以流传。
由此我们看出，焚书事件其实就是大秦王朝的一次文化管制，先秦时期是一个文化灿烂的时期，诸子百家流行，各种学说诞生于世，这对于文化而言，是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确是大大不利的，各种思想充盈，难免会有碰撞，而且，此时已经到了秦始皇晚年，国家虽然一统，但是由于长年的大兴土木，随意征召民力，使得百姓不堪其负，而国家也逐渐积贫积弱，此时距六国时期也不遥远，六国时期盛行“养士”之风，整体的社会思想就是渴望建功立业，“焚书”事件的发生就是为了让百姓们统一思想，所以说，这是以法家为核心思想主导的一次事件，同时也是巩固秦王朝统治的一次文化管制运动。
题外话：
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死后，天下逐渐大乱，灭秦战争开始后，刘邦率先进入关中，当时很多将领都大肆搜刮钱财，只有萧何没有所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图书，尽其所能将秦朝时期的各种典籍拿走，但是由于战事紧张，项羽咄咄逼人，也并没有来得及全部收入囊中，不过也算抢救了一部分。
而真正将大量古籍和文献都损毁的人不是秦始皇，而是项羽，项羽大火连烧咸阳数日有余，将这座昔日繁华的国都焚烧的一干二净，其中也包括秦皇宫内收藏的大量典籍。
二、“坑儒”事件值得推敲
“焚书”过后一年有余，就发生了另一件文化管制的大事，那就是“坑儒”，根据《史记》记载，这个事件的导火索是秦始皇非常信任的方士外逃，嬴政做了皇帝之后，贪恋人世间生活，渴望长生不老，于是他开始迷信方士，并且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钱财，让他们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可是这些方士把钱财挥霍了却没有找到，出于害怕的心理，就出逃了，秦始皇一下子大怒，这就有了“坑儒”事件。
明明是方士惹的祸，这关“儒生”什么事啊？原来这外逃的方士在走之前曾经说过诽谤秦始皇的话，而他们尽管是求仙问道的方士，可是说起话来确是十足的儒生口吻，可见他们有一定的学识，或者说他们既是儒生同时也是方士，于是就有了“坑儒”的说法。
秦始皇“坑儒”事件只是将咸阳周边的“儒生或者方士”坑杀，而且死的这些人中主要是方士，几百人而已，全天下当时大部分儒生没有在此次运动中受害，并且如果秦始皇真的坑杀儒生的话，那么秦皇宫内有很多的博士官等文官，都是儒生，为什么一个个都活的好好的呢，所以说，“坑儒”这事值得推敲。
总结：
“焚书坑儒”这两件事的确称得上是文化史的犯罪，其负面影响就是先秦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受到了束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文化的发展。
但是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存在，并且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当时天下刚刚一统，整个社会也需要新的价值观，而核心就是“一统”，封建社会需要加强中央集权，而“焚书坑儒”的做法就是其集中权力的一种表现，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有利于统一思想的行为。
一种制度能够长盛不衰，首先要确保的就是思想的统一，所以说“焚书坑儒”事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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