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建國時間短，內憂外患，內憂是諸侯林立，外患是匈奴虎視眈眈。在這種情況之下，統治者奉行，無為而治，穩定社會經濟，此舉也被歷朝極力倡導。

隨著北伐相繼失敗，雙方勢力也旗鼓相當，宋朝統一計劃便被擱淺，關注點逐漸轉向內部。北伐失利後的宋廷就面臨尷尬局面，政治宣傳與形象塑造是王朝不可忽視的重要使命。面對宋初局勢，統治者分別在確立皇儲，任命官僚，約束宗室，遵守禮制以及對外國的態度方面，採用休養生息的治國理念逐漸使國家政治經濟得到發展。

宋初提倡“修養生息”的治國策略，將自身發展與前朝進行對比，並根據時勢調整統治策略

• 確立皇儲

皇儲關乎王朝未來，宋廷多位皇儲的確立久經波折。宋仁宗子嗣凋零，群臣建議及時選取賢德之人早立皇儲：

“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 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宋史》

漢文帝早立太子，國祚長久，而後唐明宗接受不了早立皇儲，才國破家亡。兩相對比，歐陽修希望宋仁宗能以史為鑑，以朝廷為重，早立皇嗣。無獨有偶，宋英宗身體不適， 敢於直言的劉庠建議: “太子，天下本”。

圖 | 宋英宗

漢文帝早立太子之事被重提，宋英宗深知自身狀況，遂接受群臣建議，及早確立了皇位繼承人，確保權力交接的順利進行。可見，在立儲問題上，漢文帝故事已經成為宋人效法的依據。

• 官僚制度

“天下安，注意相; 天下危，注意將。”——《漢書》

太平治世側重於內政的自我修護。宋英宗居潛邸時，王廣淵便受其青睞，宋英宗即位後，便提拔其直集賢院。司馬光卻認為王廣淵善於逢迎，品行有失，建議 對其罷黜。

“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 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司馬光進諫

司馬光此舉便是穩定時期人事選擇標準的細化案例。太平時期，治國安邦的重點是穩中求進，維護王朝長遠發展，

相比之下，亂世用人的主觀能動性更大。兩宋之交政局動盪，李綱雖有報國之心，奈何屢被讒言所擾。他曾借漢文帝與季布事坦言作為“聖君”的漢文帝，也會因疑慮與賢人失之交臂。

這無疑從反面暗示當朝君主要知人善任，重用良才。漢文帝尚且如此，更何況兩宋之交風雲變幻的局勢。李綱宦海沉浮多年，對此深為了解，雖有一番報國之心，奈何君王無意。

與此相反，宋孝宗卻是難遇良才。孝宗將自身處境喻為艱難的創業期，意在進取。王十朋每見孝宗就奏陳恢復大計。王十朋欲借周成王、漢文帝、漢景帝發揚祖業的事蹟，向宋孝宗傳達開拓進取、克勤克儉、固守祖業的思想。

圖 | 宋孝宗

借前代故事，言當代之事，漢文帝、漢景帝事蹟充分應用到孝道盛行的宋朝，宋人更希望文景故事能真正深入帝王心，付諸實用。

宋朝治國之策隨時局變化而定。戰亂之時，帝王倚靠武將，提拔人員不拘一格，主觀性較強。太平治世，宋廷貫徹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崇文抑武明顯，更要求官員德才兼備。可見，宋廷在人事任用方面借鑑前代故事，順應時勢及時調整統治策略。

宋朝統治者對前朝興衰經驗進行總結，依託漢朝時期“文景之治”的思想，發展符合自己統治的理念

• 約束宗室

宋廷借鑑歷朝治亂興衰經驗，採取各種措施防患於未然，“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極力防止內禍產生。儘管如此，宋神宗時期卻發生了趙世居案。趙世居為宋太祖之後，趙宋宗室成員。

神宗時前餘姚縣主簿李逢被人告發謀反，經調查其與宗室趙世居過從甚密，且皆有謀反傾向。最後趙世居被逼自殺，其家屬雖免死罪，但皆從皇室中除名。

漢景帝時期，同為劉姓宗室的“七國之亂”爆發，七國宗室遂除其籍。漢武帝即位後選定七國後人繼任諸侯王，延續宗族命脈。

圖 | 七國之亂

王巖叟將趙世居案與七國之亂作對比，將宋哲宗與漢武帝作對比，強調若無七國之亂，漢武帝的仁義之名便不能與哲宗相提並論。這其實是從側面進諫，希望宋哲宗能夠寬待與趙世居案相關聯的人員。

趙世居案件本就撲朔迷離，殺一儆百已起到震懾作用，不必再對相關人員趕盡殺絕。王巖叟此舉是為保全趙姓宗室、維護家國同構統治秩序而進諫，由此可見宋人對待朝政的現實功用態度。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歷史宗室鬥爭數見不鮮，傲視諸國的王朝背後滿是血腥殘酷，唐宋王朝也不例外，在遇到重大宗室謀反案件時，“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做法如出一轍。

待時局穩定，又會便宜從事，一方面意在維護宗室團結，另一方面也有為當朝統治者樹立仁義形象的目的。

• 謹守禮制

中國自古崇尚禮制，雖朝代更替，但基本禮制未廢。宋初祭祀歷代帝王，以太牢之禮。宋人眼中漢高祖和光武帝享有第一等級的待遇，漢文帝次之，而赫赫有名的秦皇漢武則與漢景帝享用同一等級。主要是因為漢文帝、漢景帝穩定漢廷之功。因此在宋人眼中文景二帝可以和秦皇漢武相媲美。

宋寧宗即位後沒有謁太廟，浙東提舉李大性言:

“自漢文帝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過太廟 門而不入，乞早擇日，謁太廟。”——《宋史· 禮志十一》

但是帝王繼位，都必須舉行告廟儀式，以此昭告祖宗，此舉是彰顯帝位合法性的必要程序。宋寧宗即位後，屢經太廟卻未告廟，而漢文帝剛即位就謁廟，及時向祖宗、向全國宣告自己繼承大統。

圖 | 宋朝百姓

宋寧宗能以漢文帝故事為鑑，及時告廟行禮，這不僅是對祖宗的尊重、孝道的傳達，而且也是確立宋寧宗合法統治的最終程序。可見，不管是對前代帝王還是本朝祖先，宋室延續以往慣例，並依本朝理念重新劃定祭祀等級，謹守禮制。

• 減輕刑罰

漢文帝、漢景帝的重要功績之一是減輕刑罰，“文景之治”的讚譽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如此深入人心的德政在宋朝卻出現了爭議。自文景之後，恢復肉刑之議一直持續，宋神宗時期更加白熱化。

主張恢復肉刑的官員認為漢文帝當年廢除肉刑，主要是考慮德政為先，保存民力，但如今普通刑罰早已不適應現實需求，刑罰鬆懈導致犯罪成本變低，經濟發展使人口流動加快，常刑漸失懲治之效。

自東漢後，恢復肉刑的聲音就一直存在。但從人性及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廢除肉刑確實是仁政的重要表現，這與儒家思想十分契合。歷朝也在極力營造善行德政、愛護民力的形象。

宋神宗傾向變法，變法派則主張恢復肉刑，時人將漢文帝廢除肉刑的仁政與眼前恢復肉刑的討論做對比，質疑統治者執政的人道主義。

宋神宗雖力主變革，但在此事上，還是慎之又慎，最後恢復肉刑之議也不了了之。宋人對於漢文帝、漢景帝，並不是無條件地一味讚揚，而是針對具體事宜不斷討論。

圖 | 王安石

宋人王安國剛回京述職，宋神宗因其為王安石之弟，便主動召見他，問其如何評價漢文帝。將漢文帝提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神宗認為漢文帝缺乏改革進取的勇氣，這種認識與神宗時期所處的大環境——王安石變法有關。在爭議中探索符合自己道路的統治理念，這就是宋朝獨特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思想，資治勸誡理念突出。

宋太宗後期，守內虛外政策逐漸定型， 宋廷對內政的關注逐漸提升。面對新情況，宋廷在積極尋找應對之策。具有相同境遇的文景時期成為資治、勸誡的關鍵。因此，在關乎國運的立嗣、選人等方面，文景故事成為參考的典型例證，並影響到實際的政務決策。

在對外政策上，宋朝參考文景之治的示例，逐漸形成崇文抑武理念，奉行內修政理、外患漸彌的方針

雖然收復燕雲十六州一直為宋人之志，但在 北伐失利後，宋廷便果斷放棄收復計劃，改轉內政，逐漸形成崇文抑武理念，奉行內修政理、外患漸彌的方針

漢朝、宋朝同樣面臨北部強敵威脅，漢朝宋朝面對不同的外部威脅，分別採取 針對性策略。漢文帝時期，南粵國的威脅不足為懼，之所以對其首領尉佗優撫，漢文帝欲化干戈為玉帛，促成南粵轉投大漢，這是最大的仁政。現今契丹勢力與宋朝旗鼓相當。

對宋而言戰事 只會兩敗俱傷，而和平之策不僅免除戰亂之苦， 還可傳播仁政，這是互利互惠之事。可見勝負雖 重，但宋人更欲達成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其 實是勢均力敵的結果。宋人理性判斷，審時度勢，保守祖業，這點與文景時期的形勢如出一轍。因相似境遇，宋廷在具體對外政策上參考了文景故事。

“晁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 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宋史》

蘇軾所言正是晁錯之策———“徙民實邊”。此舉不僅增強了對抗匈奴的力量，還開發了邊境，有效穩固了漢匈邊境局勢。宋仁宗時李元昊反叛，朝廷在宋夏邊境屯兵四十餘萬以應對戰事，但都沒有成功。

圖 | 宋朝軍隊

之後范仲淹等人建議遷徙部分人口以充邊境，要求家家熟習弓箭等，組建抗夏武裝社團，整裝待發，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蘇軾欲藉此傳達御夏之策。

即使到南宋，漢文帝御邊之策還被視為典範。南宋面臨更為嚴峻的邊境威脅，但時人仍奉守祖訓，御外必先安內。和戰與否視敵方情況而定， 對方若望和平，則用漢文帝之策，若取武力進犯， 則效唐太宗故事。

結語

宋朝對“文景之治”的施政策略、治國理念做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討論，緊貼現實，經世致用，資治、勸誡的務實性突出。“文景之治”主張黃老之道，休養生息。而宋廷面對難以取勝的現實，希望效仿漢文帝、漢景帝故事，積攢實力，恢復社會秩序，逐漸形成“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的治國理念與守內虛外的政策。

宋廷嚴守祖宗之法，正是孝道理念的實際體現。宋人多次引用文景故事，是遵行孝道、維護家國同構的統治秩序的必要手段。宋朝卻是要將歷朝經驗應用到現實統治中，真正解決困境。“文景之治”在宋朝的應用， 反映了時人探索統治秩序的熱情。後世隨著統治方法的成熟，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類的盛世符號，終成為治世楷模。

參考歷史文獻：

《漢書》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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