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明朝灭亡表示诸多的不解与深深的遗憾。汉唐君以为，这里最大的责任应属崇祯，他对明末“三害”的失当处理，使本已处于悬崖边缘的大明战车彻底坠入万丈深渊。下面是详细分析：
明末“三害”已将政权推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我们知道，明末时期，摆在崇祯面前的主要有三个大的矛盾：
1、后金努尔哈赤领导的八旗兵骁勇善战，屡犯边境，多次进入大明腹地——京畿附近，是头号劲敌，是大患；
2、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屡屡与崇祯唱反调，削弱皇权，掣肘之力大到不可想象；
3、农民军叛乱，借由天灾人祸，势力扩散极快。
一、后金威胁来去如风，但很难撼动内无忧患的大明
a、后金军队多骑兵，善于突袭，远距离奔袭作战；
b、以大明屡次对峙，一个善攻，一个善守，双方大体相当；
c、后金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相似，机动灵活且比较能打，很难短时间消灭；
d、让大明很烦恼且忌惮，打不退，随时面临敌人的游击侵扰。后果，边境被袭扰，京畿可能出现危险，双方长期对峙，短期内无虞。
二、文官集团掣肘政令不行
再说文官，明朝文官的权力与个性是历代之最，为了一个礼仪，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敢跟皇上拼命，最要命的是，皇帝还得“虚心”接受，好几位皇帝被他们管的“服服帖帖”，而皇帝除了能够廷杖几个出头鸟出出气，真就没啥威风可耍了，这一点不必再赘述。他们顽固，他们忠心耿耿，他们一心为皇上好。但是，皇上想做点什么，他们不点头，皇上在他们眼中就变成“没长大的孩子”甚至是“昏君庸主”，他们赞同的，皇上又变回英明神武的万万岁。着实烦恼，这种危害，对于崇祯来说，好比是不会武功的鳌拜之于康熙。无论这些文官们是出于什么好意，歹心，总之，在客观上都阻碍了皇权的正常释放。
三、农民起义军是被崇祯朝庭再三的懈怠逼反的
最后，再来说农民起义军的事。当然，事后我们知道崇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逼死，但不能就这样事后诸葛亮说，农民起义军危害最大。我们试着从崇祯的角度分析：
1、崇祯元年，全国发生大灾荒，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同此可知，灾荒在很早就发生了。崇祯3年，在起义与饥荒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是大灾荒的第三年，在广大劳动人民最最需要赈济的时候，崇祯加派“辽饷”153万余两，合原“辽饷”共计680万余两。由此可以看出，在崇祯看来，饥民的生死是次要的，饥民的战斗力也应该是比较弱的。千万不能让北边的金军过来。
2、派大军对农民军剿抚并用。崇祯6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大面积围剿农民军。如此一来，农民军上有天灾，下有官军追杀，将农民军逼上绝路，从此，农民军同仇敌忾，愤极而变，由乌合之众变身为一股无坚不摧的可怕力量。
冷静面对问题应该让“老虎”恢复体力
摆在崇祯面前的三害，打个比方：一只生了重病的且爪牙俱损的老虎，背后追着一只瘦小但很健壮的恶狼。
面对这种情况，真正凶险的不是病虎能否斗得过恶狼，最要命的是这只病虎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崇祯皇帝就是这只无知的病虎：他以为，恶狼是首敌，我的体格大，爪牙锋利，即使生了病，打一只恶狼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他不知道，重病的意义：不治是会死人的；他更不知道，大明的军政体系腐败（爪牙不灵），一爪拍下去，对手一点事没有，自己却累得半死。而且，抵御后金这种骑兵为主的部队，根本就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你打他跑，你回城，他又来骚扰，这仗怎么打。别忘了，背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等着你开仓放粮，救济性命呢。你在这边与后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优哉游哉，百姓早已游离失所，每天死成千上万人，不造反就反而不正常了。
简单来说，崇祯就是以百姓更惨为代价，试图解决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后金问题。这是崇祯大战略错误的根本所在。相反，如果将后金的问题先压下来，去找后金和谈，即使像宋辽的澶渊之盟一样，后金多半会答应，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吃饱饭嘛。如果后金民众得以安抚，试问，谁还愿意提着脑袋与努尔哈赤去卖命？
然后，转过头来，制订详细规划，招安农民义军，给他安排屯田任务，国家出钱或者赊借地方上的钱粮，把数量众多的民众遣返原籍，种田养家，减免租税，待年景好了，大家能够安家之后，再逐渐恢复税赋，相信有地种，有饭吃，没有几个人愿意造反。
当然，对待那些顽固不化的军队，可以杀鸡儆猴。
总之，对内，对外，都以和为贵，目的有两个：治“老虎”的病，恢复力气，整顿吏治、军队，修好“老虎”的爪牙。这两个，完成一个，就不是后金这样的小角色可以撼动的了，完成两个，必然再振大明风华。
所以，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法可能是这样的：先停掉外战，通过讲和，赔款安抚，加强边关防务一系列手段达到此目的；然后，内抚百姓，出粮出钱，安置和遣返大量的流民，使其回乡种田，免租免税，同舟共济，达到百姓安身活命，进而藏富于民，使国家蓄养足够的财富；接下来，整顿官吏，加强皇权，达到政令通达，如此一来，民心所向，百官贤达，不就是传说中的盛世风华吗？
崇祯“三失”，罪不可恕
然而，本来大占优势的崇祯却被猪油蒙心，连出昏招，最终一棵歪脖儿树了此一生。
第一失，对于劲敌后金。明朝可以与之抗衡的将领本就少之又少，但只因崇祯3年永平四城失守，京畿被围数日。崇祯将怨怼泄在来京驰援的袁崇焕身上，将其凌迟处死。可谓自毁长城，让原本平衡的局面向后金一方倾斜；
第二失，对于朝臣。众朝臣本是一片好意办了坏事，即使有时贻误国事，君臣双方并无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重要的是，这群大臣，铁板一块，相当的团结，你一旦得罪，就是一大群人，而不是个别的，小的团体。所谓朋党，就是这个朋党有自己的利益，说白了就是私利，当然与崇祯坚守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崇祯长期的与这群大臣较劲，最终落得个大臣对其三缄其口，能躲的躲，能溜的溜，落得一个光杆司令。这些朋党固然可恨，难道不也突显出崇祯驭臣无术吗？
第三失，对真正能要命的百姓大加打压，无异于火上浇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崇祯没有搞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何况，农民军这边，天灾在前，官军围剿在后，这是逼着兔子咬人的节奏。
广大受苦受难的民众，他们信奉的最最根本的信条是——能够活下去。无论是哪个朝代，无论是哪个皇帝，还是政治家，只要谁违背这个原则，他们就会跟谁拼命，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柔和，只要把他们当人看，能够吃上饭，有条活路，他们就会从心往外拥护当权者。
然而，崇祯一系列的逆势而为，反而让更多的民众一心跟着闯王造反。
最后，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受到拥戴，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就是农民出身，就是带领穷苦农民一路推翻的大元，这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无法抹去。大家都觉得，朱家能做到的事，换作别人一样也能做吧！总之，崇祯把农民起义军看成羊，他可能真没有领悟李世民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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