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白壽彝史學論集》（以下簡稱《論集》）上下兩卷本，是為白壽彝先生親自選定的史學論集。該書包含8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歷史教育”彙集了作者的有關文章、談話記錄稿共20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4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16篇）。許多史學家都關心歷史教育，但像白壽彝這樣，把關於歷史教育的論述幾乎貫穿於自己的全部史學活動中的史學家，並不多見。唯其如此，我們可以見到，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陸續有一些學者發表關於白壽彝與歷史教育的研究論文，對推進歷史教育的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論集》（上）“歷史教育”這一部分文章中，我們讀到這樣一些篇目：《歷史工作者的光榮職責》《從六十年來的史學發展說到對青年的教育問題》《關於歷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學遺產的整理》《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談歷史教學在教育上的作用》《要發揮歷史教育應有的作用》《和青少年朋友談學歷史》《面臨偉大的時代》《讀點歷史有好處》，等等。讀到這些篇目，自然會聯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白壽彝的研究工作，如史學史研究、民族史研究、中國通史的編纂與研究等，都是和歷史教育研究同步進行的，從而進一步感受到歷史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一個方面是對歷史教育事業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另一個方面是對歷史教育的根本有明確的指向，即一是人本身，二是民族、國家、歷史前途。這兩個方面，是白壽彝歷史教育思想的兩個特點，也是他的歷史教育思想體系中的兩個重要環節。具體說來，它們表現在以下幾個問題的論述中。
歷史教育是要講做人的道理，從歷史中看到人與人的關係，看到怎樣做人
白壽彝多次談到歷史教育與講做人道理的重要性，他強調說：“歷史教育目的的第一條，我看，是要講做人的道理。這一條，大概已經有兩千幾百年的傳統。《易經》上說‘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這就是要從歷史知識裡面學到做人的道理”（《在歷史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書面發言》，《論集》上，第209頁）。
所謂“前言往行”，古人解釋為前人的嘉言懿行，指的是積極的、正面的言行，故有益於“畜（蓄）德”。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說，學習歷史，可以“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史通·史官建置》），這是說從正反兩個方面得到啟示，受到教育。白壽彝認為，《易經》上說的“畜德”的“德”，不只是指品德而言，還應包含見識和智慧。歷史教育從《易經》說起，表明中國人關注歷史教育有久遠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
歷史教育與學會做人，還有更深層的含義，白壽彝指出：“從歷史裡面，我們可以學到極其豐富的人類生活……學歷史的應該從歷史中看到人與人的關係，看到怎樣做人，哪些事情、哪些人應該表揚，哪些人物的活動在歷史發展中有一定的作用。我們這樣講，不是把歷史變成一部倫理學，不是拿倫理關係衡量歷史人物，而是從歷史發展長河裡面估計一個人的作用。這個人可能是歷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人物，但歷史上也有一個一個的普通人。沒有一個一個的普通人起作用，大人物也就起不了作用。歷史是一門非常豐富的學習做人道理的一門學問。”（《關於歷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學遺產的整理》，《論集》上，第228頁）這方面的“學習做人”，一是學習如何判斷歷史上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一是更清晰地認識到自身在現實社會中怎樣做人，兩方面的啟示都很重要。
歷史教育與學習做人，還有進一步的目標，這就是白壽彝說的“通過歷史的闡述，講清楚做人的道理，做一個社會主義新人的道理”。這個道理“包括正確理解個人與群眾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個人與黨的關係、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等；正確認識對時代擔負什麼歷史任務，要具有歷史感和時代感，這關係到國家建設大計”（《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論集》上，第342—343頁）。
上述三個層面的“學會做人”，都與歷史相聯繫，都與歷史教育密切相關，這些認識給人們留下很多的思考。
歷史教育與闡述中國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成因
早在1950年，白壽彝就撰文指出應當在中國通史的課程中講授少數民族史的具體內容，他寫道：“在歷史系課程裡，必須重視國內少數民族史的研究，必須提倡國內少數民族史的講授。少數民族史的研究和講授，逐漸地進步了，中國通史的內容也就可以逐漸充實了”（《對於大學歷史課程和歷史教學的一些實感》，《論集》上，第156頁）。他認為，理論上提出類似問題是必要的，但只有落實到具體內容上的講授，才能使中國通史成為包含了各少數民族歷史在內的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史。當然，在新中國成立之際，大學歷史系的中國通史教材還難以做到這一點，不論是研究，還是編寫、講授，都有待時日，但白壽彝較早提出這個問題，反映了他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豐富內涵的深刻認識，而這一認識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十年後，當白壽彝再次講到這個問題時，他從理論上作了這樣明確的論述：我們史學工作對於民族團結的教育有很大意義。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之間有差別，也有共同的地方。沒有差別，不能形成不同的民族。沒有共同的地方，我們幾十個民族不能建立這麼偉大的祖國（《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論集》上，第245頁）。
在這個總認識的前提下，他從幾個方面闡述了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成因。一是地理原因：“我們中國的幅員廣大。但在地理形勢上，形成一個獨立的地理區域。”“這樣一個地理形勢，就為我們祖國的統一提供了一個自然條件。”二是不同民族間的互相合作、互相依存的關係，如西北民族需要內地的鹽、茶、鐵器，內地需要民族地區的皮毛、皮革、肉類、馬匹、藥等。這種歷史的聯繫是天然的，割不斷的。三是中國各民族有一個“向心力”，這是因為：“漢族地區主要是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得天獨厚，發展比較早，生產水平比較高，文化水平也比較高。因此，長期以來，中原地區是我們邊疆少數民族所向往的地方。這一點很要緊。這就是中國各民族一個向心力的所在。”四是歷史上民族關係的主流發展趨勢所致。中國歷史上各民族間關係的主流是友好、合作，還是矛盾、衝突？當時史學界存在不同的認識。針對這種情況，白壽彝著眼於歷史發展趨勢看問題，指出：關於民族關係問題，不能只看到某一時期的情況就下結論，而要考察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從幾千年來民族關係發展上來看，民族之間互相影響越來越大，互相之間的團結越來越密切，對祖國的共同貢獻越來越顯著，我看這才是民族關係的主流，這才叫全面。”“我看咱們歷史工作者，在闡述歷史的時候，要全面闡述民族關係”（以上見同書第246—248頁）。
總括以上四個方面，白壽彝從不同的視角闡明，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其地理的、歷史的、人文的原因。這給人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自強，自有其歷史的淵源和歷史的必然性。
歷史教育要講歷代治亂興衰得失之故
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治亂興衰得失之故，是白壽彝歷史思想中最受關注的重大問題之一，也是他關於歷史教育講得較多的一個方面。他認為：“歷史教育的目的任務”之一，“是要講歷代治亂興衰得失之故”。他在一些文章、講話中多次講到，漢初人提出秦何以亡、漢何以興；唐朝人提出隋何以亡、唐何以興？秦漢、隋唐都是大朝代，具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四個朝代的興亡極具代表性，是歷史上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這不僅是希望今人瞭解和認識歷史上人們的有關真知灼見，而且還另有一番深意。
在歷史教育中論述歷史上歷代治亂興衰得失之故，白壽彝強調討論這個問題的現實意義：第一，“過去人講這個，是為了提供當時統治階級參考、借鑑”。“今天我們這樣做，為的是觀察國家命運。一方面要從過去的歷史上培養我們觀察政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培養我們對政治的興趣。擺在現實生活裡面，就是要當好一個主人翁，關心國家命運，關心國家前途，關心現實政治，提高辨別能力”（《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論集》上，第249頁），這是就實踐意義而言。
第二，“歷史工作者的任務，要從歷史上闡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已經做出來的科學結論，這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很重要的光榮職責。經典作家做出了總結歷史經驗的典範，卻並不是把歷史經驗都總結完了，而且歷史還在不斷地前進，需要不斷地總結歷史經驗，歷史工作者有無窮無盡的工作需要做，這也是必須擔負的光榮職責”（《要發揮歷史教育應有的作用》，《論集》上，第267頁），這是著眼於理論而言。
歸結上述看法，可知史學工作者對歷代治亂興衰得失之故的闡述，不只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還具有鮮明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
歷史教育具有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豐富內容
白壽彝認為，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也都是歷史教育的重要內容。1951年，他在《開展歷史教學中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一文中指出：“我們在歷史教學中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具有特別方便的條件，那就是說，歷史課程比許多別的課程，更具有適合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豐富的內容。”我們通過這樣的內容去教育我們的青年和少年，使他們“認識中華民族的高度的智慧，中國人民的優良的、高尚的品質，因而得以培養他們對於祖國曆史的熱愛、祖國人民的熱愛，培養他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論集》上，第161頁）。這裡強調了這樣一個觀點，即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植根於對祖國曆史的理解和熱愛，對人民的熱愛。
歷史的發展推動著史學家思想的發展，三十年後，白壽彝把愛國主義同歷史前途結合起來論述，指出：“史學工作在教育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意義，是進行愛國主義、歷史前途的教育。”（《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論集》上，第250頁）對此，他作了這樣的闡述：通過學習、研究歷史，更瞭解我們的祖國，這是很重要的。我們應當看到這幾千年的成就，更應該看到我們的未來。一般地講，歷史是過去的事情，我們搞歷史基本上是搞過去，但為的是瞭解過去。瞭解過去幹什麼呢？是為解釋現在。解釋現在幹什麼呢？是為了觀察未來。“這樣一個任務，歷史工作者恐怕比旁的教育領域的擔子還要重”（同上）。顯然，在這種歷史教育觀念指導下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它包含著對祖國的過去、現在的深刻認識，包含著對未來的觀察和信念，包含著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發展的方法論看待祖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白壽彝在講到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還講到革命傳統教育，指出：“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還在於“進行革命傳統的教育”。他在引用毛澤東同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所說的“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23頁）後，這樣寫道：“我們闡述這一長期的革命傳統，既要講中國人民革命傳統的頑強性，又要講清楚中國革命成果的得之不易。我們要用生動、豐富的史實，飽滿的熱情進行這種教育。”（《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論集》上，第244—245頁）這是把歷史教育中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性、歷史感、路徑、方法和態度都講到了，足見作者對此思考之深、用心之切，讀來令人感佩不已。
歷史教學、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關係
這個問題的提出，是白壽彝歷史教育思想中關於歷史學本身自我反省的表現。在他看來，歷史教育的開展，要以歷史教學、歷史研究為學術基礎和理論基礎，它們之間的關係至為密切：“歷史教學，可以說，只是歷史教育的一部分。歷史教育，在歷史教學以外，還可以有各種方式。但無論歷史教學或其他的教育方式，都是為歷史教育總的目的任務服務的。離開了歷史教育的目的任務，歷史教學的目的任務是無從談起的。”（《在歷史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書面發言》，《論集》上，第209頁）他進而強調指出：“歷史教育是為了培養下一代，為祖國作出貢獻。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都是手段，都是為了達到培養下一代的目的。”（《談歷史教學在教育上的作用》，《論集》上，第253頁）在闡述了這種關係的基礎上，白壽彝作了幾點具體的論述。
第一，認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歷史教學、歷史研究中，強調培養學生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以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都是重要的。在改革開放以後的歷史教學、歷史研究中，仍然應該堅持這幾種觀點的教育。他還著重指出：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都體現了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是做人道理中很重要的部分。”努力理解這兩個觀點並在實踐上向前邁進，這就可以說，是走上了人生的正確道路（《在歷史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書面發言》，《論集》上，第210、211頁）。在他看來，歷史教學、歷史研究中如果缺失了基本觀點、缺少了理論，就談不上有完全意義的歷史教育。
第二，要培養下一代人的時代感。白壽彝指出，“培養下一代，要使他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或逐漸明確的歷史時代感：正確認識對時代所應擔負的歷史任務。這就要大家認識到現在是什麼時代，從歷史看現在是什麼時代，從世界各國總形勢看，從發展形勢看，我們處在什麼時代？這一條是關鍵，是教育工作中最核心的一條。要明確地提出來，使大家都能很嚴肅地思考：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肩上擔負著什麼重大的責任。……歷史教學、歷史研究，總要解決這個問題”（《談歷史教學在教育上的作用》，《論集》上，第254頁）。以筆者之淺見，史學工作者具有自覺的對於時代的認識有兩個方面意義：一是可以站在時代的高度去看待歷史，使歷史研究達到符合時代學術進程的高度，而不會落後於時代的要求；二是可以明確這樣的歷史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務於當今的時代，發揮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履行史學工作者的時代使命。所謂“這一條是關鍵”的真諦，是說到了史學工作者的責任。
第三，歷史教育“要採用、創造各種形式，把歷史知識、歷史理論傳播給廣大群眾。採用，是說我們已有的形式。創造，是說要想出新的形式去推廣歷史知識、歷史理論。我們總結歷史經驗，總結文化遺產，不是為了自我欣賞，而是要產生社會力量，要產生社會的效果”（《要發揮歷史教育應有的作用》，《論集》上，第270頁）。歷史教育離不開一定的形式，既要採用已有的形式，也要創造新的形式；當講到“傳播”“推廣”“社會效果”這些問題時，白壽彝真誠地寫了這樣一段話：“歷史工作者寫歷史書，寫歷史文章，當然很專門的除外，一般地講是要讓更多的人看得懂。讓更多的人看得懂，並不表示你的水平低了，在一定意義上反而可以說是水平更高了。因為這表示你能深入淺出。深入不一定能淺出，而淺出則必須是隻有深入……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淺薄，而是既有事實、正確的內容，又要能看得懂。”（同上，第270、271頁）把文章寫得讓人“看得懂”，或寫得“通俗”一點，提高到歷史教育層面來認識和要求，這是把歷史教育落到實處的一個重要方面，自應得到充分的重視。
還有一點也值得史學工作者深思：在歷史教育工作中，白壽彝同時提到歷史知識與歷史理論，認為它們都在“傳播”“推廣”範圍之內。這是因為：歷史知識告訴人們歷史是怎樣的，而歷史理論是告訴人們對這樣的歷史應作怎樣的判斷和評價。只有把歷史知識提高到歷史理論層面來認識，才是真正瞭解了歷史、懂得了歷史，才能做到“學歷史是為了瞭解過去、解釋現在，觀察未來”（《談歷史教學在教育上的作用》，《論集》上，第255頁）。顯然，瞭解、解釋、觀察，都需要理論的說明，因此，推廣歷史理論是必要的。
此外，關於歷史教學、歷史研究本身，白壽彝還講到史與論、精與博、重點與系統、普及與提高等專業問題；講到“通史”要努力做到“通”，改變“通史”不通的現象等，認為這都與歷史教育的總目標相關聯。
白壽彝的歷史教育思想具有豐富的內涵，除本文所述幾個方面外，他還講到人類史和自然史的關係，講到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問題，等等。關於如此豐富的內容，他歸結為一個核心問題，這就是，“歷史教育從根本上說，是歷史前途的教育。我們的祖國前途怎麼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途怎麼樣？這是學歷史的很重要的大問題。”“像這樣的大問題，歷史上的知識對幫助我們瞻望我們歷史前途，同時感染我們青年一代，提高對祖國前途的信心，樹立革命理想，都是很重要的”（《歷史工作者的光榮職責》，《論集》上，第220—221、222頁）。歷史教育具有豐富的內涵，又有崇高的目標和追求，理應成為歷史工作者的光榮職責。在新時代，白壽彝歷史教育思想仍有其借鑑意義，尤其是其中蘊含的莊嚴而熱烈的使命意識，對激勵史學工作者踐行這一光榮的職責，仍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附記
今年3月21日，是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逝世20週年紀念。白壽彝生前十分關注歷史教育，及其對青年、民族、國家歷史前途作用的研究。為繼承、發揚這位史學家、教育家的歷史教育思想，筆者撰為此文，以志緬懷、崇敬之情。
（作者：瞿林東，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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