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第一史學家司馬遷,在失去了最重要的器官之後,決心繼承父親的遺志,專心修史。
史家絕唱的《史記》直接繼承了《春秋》之道,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這個節點不僅體現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要解答。
漢武帝劉徹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交出了答卷,而司馬遷在《史記》中給出了他的答案。
這個里程碑式的問題就是帝王身份的合法性,司馬遷接受了時代賦予他的職責,通過對“三皇五帝”中黃帝身份的改造完成了這一問題的解答。
黃帝作為上古時期的傳說人物,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他的真實存在性。
司馬遷比對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量資料,經過考證和互補,確立了一個作為人而存在的黃帝。
春秋時期的黃帝,是一個為了符合當時的讖緯之說而提出的人物,“五行”、“五色”、“五方”分別對應“五帝”和“五德”。
這一時期的黃帝,僅僅是“五帝”當中的一員,關於他的描述也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
司馬遷站在儒家的角度,摒棄了大量神話傳說,以孔子披閱的《春秋》為藍本,參照《國語》等當時可以找得到的史料,對黃帝的身份進行了一次大改造。
“五帝”的傳說到司馬遷時期已經流傳了300多年,裡面怪誕的故事太多,頗具道家色彩。
司馬遷在參考了大量典籍之後,將五帝塑造成為一個典型的接近堯舜的儒家明君形象。
從司馬遷開始,作為神仙的黃帝消失了,作為人間皇帝的黃帝出現了。
這兩個有著鮮明對比的形象,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承載的是漢代帝王身份來源的合法性和帝王權力的範圍。
秦朝的權力來源非常清晰,秦始皇開創了皇帝制度,將春秋戰國時期哲學家們的帝國構想付諸現實。
但是漢朝建立的合法性是不足的,劉邦建立漢朝並沒有權力的合法來源,漢武帝必須要解決這一問題,而司馬遷也必須回答這一問題。
漢代初期的帝王將權力的來源歸結於“天命”,採取的是“無為而治”的態度,漢武帝也通過神化的黃帝來印證這一說法。
漢武帝曾經數次舉行“封禪”儀式,目的就是加強黃帝信仰,進而強化“天命所歸”這一觀念。
而司馬遷則不同,他更多的是看到了現實,站在儒家的角度去闡述皇帝權力,他認為是“眾望所歸”賦予了皇帝權力。
司馬遷更多的是把帝王權力賦予給人,因此《史記》裡的黃帝形象是一個人間帝王,而不是一個神。
司馬遷和漢武帝在黃帝問題上的分歧,折射的是兩種不同的政治理念。
司馬遷強調“德”,而漢武帝強調“天”,兩者截然不同。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回答,造成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史記》自黃帝開始,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帝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仁德”是裡面的核心。
而漢武帝在封禪之後,不問蒼生問鬼神,窮兵黷武,將自己的慾望附會成為天的法則,儘可能地將天地人三者集中於自己一個人身上,強化自己的權力。
司馬遷在總結了秦朝覆滅經驗之後,用《史記》這本書給漢武帝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可惜的是,漢武帝並沒有把司馬遷放在眼裡,忽視了“人”這一關鍵所在,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頭。
自此以後的歷朝歷代,都不斷重複秦漢的歷史,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目睹這一切的司馬遷和黃帝,大概都會譏笑這些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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