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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晚，河南郑州，教育部门家属院发生了一起让人心寒的事件。
物业让业主投票表决，决定让不让在他们那租住的医务人员回去。
教研室46号院业主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不准医务人员回去住。
得知这件事情，大家十分愤怒，医务人员在前方冒着生死为我们抗击疫情，他们下班后连一个休息的地方都不能有吗？
他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为什么能如此坦然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为什么认为只要群众投票就一定能决定些什么？
这是法治社会，一切都必须有法可依。
并不是说小区的业主凑在一起投个票，就可以决定小区的一切。
这里不是雅典，更何况这样全民公投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判处死刑，仅仅因为他有着跟大家截然不同的哲学主张。
小区物业以及业主这样的思考模式，像极了古时中国的宗族。
宗族中的拥有话语权的人决定的事情，少数派就必须要遵守。
物业就是带头人，暗示性的言语切中了业主的需求，业主们一拥而上，带着法不责众的侥幸与自以为是的大势，肆无忌惮地编写着规定。
可是任何一项规定能够实施的先决条件，是不与我们国家的法律冲突。
生死状，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违法条约。
就算事先两人已经签订过生死状，表示对对方造成死亡的情况不予追究；可是事情一旦发生，这就触犯了刑法，国家会对加害人进行诉讼。
你可能会说，我的生命我还做不了主吗？
你自己能做主，但是不能让别人替你做主；你自杀可以，但是别人杀你，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被允许的。
个人条约在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是有最大效力的。
而在这起事件中，完成医务工作的医务人员要回家休息，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所谓的毫无法律效力的“公投”来凌驾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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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以法律与道德来混淆视听。
这些可能会带着病毒的医护人员，他们回家休息，是对居住在这里的普通住户的一种威胁，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必须给以抵制。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他的《论自由》一书中这么提到：
人类被允许以个人或集体方式对其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防卫；对文明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不顾他的意志对他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阻止他伤害别人。
这些医护人员可能会对人们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入住。
这是多么完美的道德解释。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边沁功利主义的支持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功利地去考虑问题，自我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可是这种道德观念凌驾法律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满足自我的道德观念并没有一个普天之下共行的准绳，而且社会也并不需要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
这个世界上有违法却不一定违背道德的事，比如超时停车。
这个世界上有违背道德却不一定违法的事，比如出轨。
法律的难点，就是在不同的道德标准之中，寻找到一个能令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合理尺度。
个人利益是会遇到冲突的，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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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家属院中住客一方的态度，他们的要求是不要让医务人员入住。
可是这就与医务人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了，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法律进行调节。
法国著名的法哲学家郎·富勒认为法律需要有如下的形式标准：
一般性；公之于众；适用于将来而非溯及既往；明确性；避免内在矛盾；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稳定性；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
在富勒看来，他更加拥护的是法律的程序性，而非法律实际应该达到什么目标。
程序正义是很重要的。
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涉嫌杀害妻子与一名参观的侍应生，被警方以两项一级谋杀罪进行指控。
可是由于警方有几个重大失误，导致能够判定辛普森有罪的证据失效，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释放，仅在民事上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负责。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一起法律上程序正义的案子。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辛普森是凶手，可是因为证据的失效，辛普森只能被无罪释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物业以及家属院住客一方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对他们的诉求进行支持，而且他们这么做从社会层面上来说，也是并不道德的。
这基本不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这起事件由一开始的群情激奋，到大家的口诛笔伐，最后销声匿迹。
完完全全一出闹剧。
这里面透露出的法律观念的匮乏，功利主义的兴盛，传统宗族类的思考模式，是这个社会一个极为有代表性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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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应该支持，也必须要支持依法治国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疫情爆发，全民恐慌的时候，法律条款显得极为重要。
它能够约束那些想趁机大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也能够保护那些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普通民众。
法律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利器，我们要去理解与掌握它。
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这样说过：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当法律的观念真正在我们心中内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时，法治的时代才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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