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都使用著漢字詞。我們說它，寫它，用它議事，用它抒情，用它辯論，用它叫喊。我們的歡樂、痛苦、悲哀、激昂都依託著它得以表達，得以宣洩。依靠著它，我們將這人間的生活製造得轟轟烈烈，龍飛鳳舞。但是，有多少詞語，我們日用而不知其來路何在，源起何故，因何人而更新，為何事而創制。當我們靈活而有力地運用它們時，我們真的很少想過這世界唯一延續了幾千年的古老漢字是怎樣穿越時光隧道，綿延不絕，直到今天仍散發著它的無盡魅力。在它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能量支撐著它的繁衍更新，它的充足飽滿，它的日臻完美，以致世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悄然死去，惟獨它仍然充滿著強大的生命活力。對這一切，我常常懵然不去細想，直到新近讀了馮天瑜先生的《新語探源》（中華書局2004年版）。
這真是一本開智的書，它說的正是漢字詞背後的故事。
《新語探源》的副標題是“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但我們看到書內所涉及的內容，卻並非只是這些。透過漢語新詞的產生，我們看到的是整個漢字文化成長的過程中，歷史事件和文化思想這些有力的手掌是怎樣操縱著它的流變和它的擴容。
漢文字從五千年前的大汶口起始到三千年前的甲骨文逐漸成型，之後兩千多年來，漢文字一直以其獨立的姿態成長並活躍於這個世界。它在向四周幅射自己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它也借取各種外來詞彙補充自己。《新語探源》為我們陳述了漢字文化吸收外來語彙最主要的三個歷史時期：漢唐時期藉詞於中亞西亞，晉唐宋藉詞於印度，近現代則藉詞於歐美和日本。馮先生為我們勾勒了漢字詞得以繁衍的清晰脈線，但其論述卻並沒有停留在語彙的表層去對之作純粹語言學的專業解說，而是將語彙的成長植於一個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透過如此背景，我們看到在歷史流程和異文化互動之中，是什麼樣的事件什麼樣的人，出於什麼樣的目的，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使得漢字詞漸次演變，日趨豐富；也看到漢字語彙是以怎樣的姿態接受外來詞彙，使之充實自己，又以怎樣的方式修正外來詞彙，使之適應自己；更看到通過歷史的更替、精英的打造，文化的促進、思想的形成，那些新的詞語是怎樣醒目地凸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的畫卷之上。
當葡萄、胭脂、琥珀、琵琶、胡桃諸如此類詞語走進我們的生活併成為日常用語時，它的背景乃是張騫兩度出使西域，絲綢之路的暢通。自東方國和西方國有了這條固定的往來通道後，大量西域器物詞彙湧入中國，變成我們的日常用物，而與之同來的新詞自然而然融入於我們的生活。當眼光、剎那、翻譯諸類，成為我們的俗語，宿命、悲觀、境界、真理以及唯心、真實諸類，變成我們的觀念，它的身後乃是南亞佛教的傳入。這是比前一次更有影響力的借取。馮先生為此而說：“佛教入華後，與本土的儒家、道家相連，經歷了由依附、衝突到交融互攝的過程，最後形成兩大果實：中國化的佛教（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和吸收到佛學成分的新儒學——宋明理學，二者構成中國中古至近古文化的主體，並深刻影響近現代。”與西域詞語隨器物而入只停留在漢語表面所不同的是，佛教詞語的進入卻通過文化思想滲透到漢語的深處，它的迴響是在世人的內心。於是它便撒遍在漢語的各個層面，落地開花。
該書最主要最詳細的部分則是近現代藉詞於歐美和日本的過程。明末清初西洋傳教士進入中國，為了讓中國人能夠接受他們的基督教，他們藉助學術、教育、科學，試圖以影響中國人的生活來影響中國人的宗教，上帝、幾何、地球等新詞便隨著這新的宗教以及它的附屬物，進入漢語。及至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更帶來大量新語。使用漢字的日本，一向輸入漢字詞，而明治維新後則以其創制的對譯西語的漢字詞輸往中國。經赴東洋學習的中國人推介，來自日本的新語，密集地在中國報紙和圖書中呈現。其浩蕩之勢，甚至改變了漢語書面表達形式。漢語由文言文而白話文，正是在這個期間始見分曉。語言的革命並非無端地自革自命，它最終是依附著社會的革命之上。馮先生專門挑出一些重要的人文術語，如科學、民主、自由、革命、共和、小說等，列舉大量史實，對其如何從漢字舊名演為漢字新名，從而成為新文化之關鍵詞的過程，進行逐個研究論證，梳理其軌跡，釐清其概念，令人讀之頓有恍然大悟之感。
拉動一個新詞，便拉動一連串的人事歷史。漢字詞的背後，呈現出的其實是一部沉甸甸的、起伏跌宕的民族發展史、文化交流史以及思想成長史。我想，《新語探源》要對我們說的或許正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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