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知榮辱

當然有，而且為數不少，歷朝歷代都有。

比如明朝，就有方孝孺、黃子澄、史可法等等眾人。

忠臣誤國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錯誤的時間坐上了錯誤的位置從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比如大明忠臣史可法。

1644年，崇禎北京殉國後，李自成、吳三桂在又和又打，忙得不亦樂乎。但大明這邊，即便崇禎自縊了，明朝也並沒有滅亡。

沒有皇帝的京城

明朝有兩個京城，北京和南京。

北京，是明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南京是經濟和文化中心。

當然，有多個都城的不是隻有明朝，唐朝也有兩個，北宋有四個，遼國更是有五個之多。明朝特殊的是，雖然皇帝從來不在南京辦公，更不會住到南京去，但兩個首都的地位是一樣的，而且南京也有全套的政府班子，北京有的官，南京一樣不缺，相當於是個朝廷的備份。

這時候，雖然李自成佔據了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湖北等地，但誰要敢說明朝現在已經滅亡了，那是要挨抽的，不是一兩個人，所有人都會抽他：“你不是做夢還沒醒就是穿越過來的，睜開你的眼睛看看地圖。”

從地圖上看，是這樣的：

明朝名義上控制的地區，比南宋還要大上很多，名義上的軍隊，也還有很多，尤其在還有南京這樣一個京城的情況下，無政府的狀態絕不會持續太久。

在皇帝突然掛掉，北京百官大部分投降的情況下，兩套班子似乎是個天才的主意。你李自成再牛，也無法同時攻克北京和南京，隨你打哪裡，另一邊我都有全套班子，隨時可以辦公，讓國家機器恢復運轉。

傻眼的是，機構、人員都齊全，可是缺一個皇帝...

早在北京還沒有失守時，南京官員就預料到大事不妙，並做好了迎接太子朱慈烺前來南京監國的準備。

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北京失守十天之後，也沒等來太子，收到的最後一封詔書還是崇禎“命天下兵勤王”的勤王詔。

一直到了四月初八，才從淮安傳來確切消息，京師失陷。

該領導拿主意了。領導是誰呢，雖然南京六部俱全，其他官員卻多是擺設，權力集中在三個人手裡：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勳臣。

這三位大佬，分別是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提督南京軍務勳臣忻城伯趙之龍、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

主意其實很好拿，前提是有人能名正言順繼承帝位。

這偏偏是個天大的問題，大家眼巴巴等了半個月，連傳說中太子的影子都沒看見，這可如何是好？

政治正確，在歷史上始終是第一要務，否則，縱然強如於謙，也免不了在英宗復辟後被殺。

大家都是官場上的老兵油子，對規則都心知肚明，北京雖然陷落，崇禎和三位皇子還沒有確切的消息，沒有一個人敢妄議此事，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到議事堂上互相打聽，枯坐終日，每天拿靴子尖在地上劃圈圈，靴子都不知被磨破了幾雙。

磨了九天靴子，四月十七日，從北京逃出來的大學士魏炤乘終於帶來確切消息，北京朝廷已被一網打盡，崇禎殉國，三位皇子都被李自成抓獲，已經沒有直系的帝位繼承人選了。

帝位成了空缺，有人心急如焚，有人暗自歡喜，更多人束手無策。

大佬史可法

自古以來，一個朝代的帝位出現空缺，必然意味著朝廷內部將有一番明爭暗鬥。好比一個公司的總經理職位出現空缺，各位董事會成員必然想辦法安插自己人，以獲取利益。

史可法、韓贊周、趙之龍就是三位最有權力的董事會成員。其中，尤以史可法威望最高，號召力最強。

主要人選有三個，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朱由崧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親堂兄，朱常瀛是朱由檢的叔叔，朱常淓是朱由檢的堂叔，無論從藩位高低、兄終弟及的繼承順序還是距離來看（朱由崧一路逃亡，此時就在淮安，朱由榔卻遠在廣西），都應該輪到朱由崧過一把皇帝癮，當時朝廷的有識之士也這麼認為。

但是在東林黨的抵制之下，人選遲遲無法定議，這時候，正需要大佬一錘定音。

最大的大佬史可法不是東林黨人。

他是東林黨人的得意門生，他的老師，是著名東林黨人左光斗。

這一層關係，決定了他的政治傾向必將偏向東林黨人。

但同時，史可法又是個正直的人，根據順位，他認為理應迎立神宗一系的子孫。

正直的準東林黨人史可法，左右為難，計無所出。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優柔寡斷。

正直的、優柔寡斷的準東林黨人史可法，在深思熟慮之下，還是無法做出決斷，於是史可法去找了馬士英商量。

馬士英是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州、鳳陽等處軍事，他不是東林黨，所以史可法才會去找他商量，想在桂王和福王之中選定一人，更重要的是，馬士英身為鳳陽總督，江北三鎮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正是直接受他節制，也就是說他掌握著軍隊，這一點無比重要。

兩人關起門來秘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這是個和稀泥的決定，既不得罪東林黨，也排除了血統過遠的潞王朱常淓。

自以為決定了一件大事的史可法，第二天就告知了南京的高官們，連名頭都想好了，迎立桂王，潞王則仿效古制，給他個天下兵馬大元帥的頭銜，這個折中方案，南京的官紳們也都表示比較滿意。

誰知馬士英轉頭就把史可法賣了。

他從浦口趕回鳳陽，卻發現風向變了，於是他聯絡了高、黃、劉等總兵，做出了相反的決定：迎立福王。

馬士英反悔出賣史可法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個人的私慾。

有史料記載，馬士英回到鳳陽後，得到情報，說朱由崧派出太監私下聯繫三總兵，想要獲取他們的支持來爭奪帝位，自己將要被架空，所以改變初衷，迎合了朱由崧，迎立福藩。

不管是真是假，在這件事上，馬士英首先考慮的，必然是自己的利益。

南明的禍根，就此埋下了。

史可法的昏招

馬士英與四鎮總兵的勾結，意味著史可法的全面失敗。馬士英和江北四鎮憑藉擁立之功順理成章掌握弘光朝的文事武備，原先的大佬史可法則將被不斷排擠，直到他人生謝幕。

不過這時，老好人史可法還被矇在鼓裡。不光這樣，史可法還給好同志馬士英寫了封信，裡面羅列了福王朱由崧的“七宗罪”，分別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倒與天主教的七原罪有異曲同工之妙，根據朱由崧即位之後的表現看來，史可法未卜先知，裡面的指控也有一大半是真的。

收到這封信的馬士英心理可想而知：史可法啊史可法，正愁怎麼治你，你現在主動送上門來，授人以柄，這下你就是隻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

馬士英玩弄政治的手段跟史可法比，那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拿到史可法的投名狀，當即以鳳陽總督和四鎮總兵的名義邀集南京群臣和另一位大佬：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

馬士英宣佈，已與四鎮總兵達成一致意見，擁立福王朱由崧。

群臣有不少是東林黨人，一聽不對啊，這跟我們事先說的不一樣啊。有人提出，史可法之前的方案是擁桂，大家也皆大歡喜，如今揹著史可法，馬士英卻擅自主張，改弦更張，是何道理？

這當然早在官場老油條馬士英計算之中，他冷笑一聲，拿出史可法的親筆信給眾人傳閱，這封信的份量完全擊垮了反對派，史可法的政治前途，已經斷送在這封信上。加上南明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四鎮手中，馬士英既然宣佈已得到四總兵支持，軍方的力量顯然已經站在他這邊，自己的意見已經無足輕重，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

迎立福王，是崇禎殉國後明朝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弘光朝隨後文事武功的崩壞，皆出自這裡，直接延伸到隨後的隆武、紹武、永曆等政權，後果無可挽回。而這一切，要說最大的責任人，就是史可法。

南京的最高級文官，正直的、優柔寡斷的非東林黨人、東林黨弟子——史可法昏招迭出，證明了他能力其實有限，他在錯誤的時間坐在錯誤的位置上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使得自己也一路走低，失去了政治生命，雖然最後在揚州殉國，落得了個民族英雄的好名聲，但實際上揚州的被屠，他也有不小責任。

福王即位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達南京城外燕子磯，南京官紳均往朝見。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謁孝陵然後從朝陽門進城，駐於內守備府。

朱由崧給迎接的眾大臣的第一感覺，是個挺隨和的人，他戴著半舊的帽子，手裡搖著白紙扇，彷彿個容易接近的鄰家公子，許多人根據第一印象，覺得他似乎有明主之相。沒辦法，逃難逃了這麼久，已經接近丐幫了，誰又想到能一步登天，實際上，朱由崧隨後會讓他們大跌眼鏡。

五月初三，朱由崧就任監國。為什麼不直接稱帝，是因為崇禎的三位皇子還生死未卜，萬一有人倖存，恐怕又將發生法統之爭，所以先稱監國。

就任監國的朱由崧，先是按部就班，任命了內閣：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馬士英加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銜，仍任鳳陽總督。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左侍郎，與原禮部尚書王鐸，二人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這個任命，看似中規中矩，似乎沒有夾帶什麼私貨。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這只是做給人看的表面文章。

擁立首功的馬士英和定策無功的史可法，在朱由崧心中怎麼可能一概而論，換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再信任史可法。

史可法原先的威望，隨著那封信的曝光，也已經跌落到谷底。甚至原先奉他為旗幟的人，都開始上疏攻擊他。比如魏國公徐弘基，甚至建言史可法“勤王無功，可殺”。

被攻擊得滿頭是包的史可法，當然沒可能安穩，他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南京。

如果史可法不受到排擠，能留任內閣，主持朝政，弘光朝的局面會不會比之後好很多呢？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時，武將擁兵自重的趨勢已非常明顯，無人可以對其進行制約。機會事實上有一個，就是史可法在擁立中的立場和決策，如果他能果斷把握時機，不讓四鎮總兵有投機機會，那麼他們將無功可錄，授人以短，或許還能有所顧忌，但等到武將得到擁立之功，成為定策元勳後，就再也沒有辦法了。

史可法確實是忠臣，也確實是好人，可是能力也確實不行，在擁立之爭中失敗後，他自知大錯已經鑄成，還想以一己之力挽回，可惜，他已失去了支持，原先的最高文官，這時候已是牆倒眾人推。

史可法在五月八日上疏，請封四鎮，並建議弘光帝以馬士英出鎮督師，監督節制。這是想要挽回，爭取四鎮的支持，同時不讓馬士英進入內閣參與國事。

他的建議，得到了弘光帝的批准，只是人選稍微換了一下。

五月十七日，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也進封為寧南侯。

這些與史可法的建議大致相同，派重臣出鎮督師的建議也得到了批准，只是人選，由馬士英換成了史可法。

雖然朱由崧跟明君一點邊都沾不上，不過這事兒，實在怪不得朱由崧，換任何一個人，也會做出類似的任命，如果放著自己的支持者不用，偏偏要用反對派，那是隨時可能會被做掉的。尤其這反對派還曾經寫信列出自己七宗罪，萬一哪天跟自己不對勁，再把我廢了也有可能。明英宗朱祁鎮，奪門之變復辟後，明知道于謙的正直也才幹，也必須殺了他，不用說當時是明朝，就是放到哪朝哪代，乃至現代，套路都是一樣的。要怪，只能怪史可法自己。

至此，史可法宣佈徹底涼涼。

總之，明末的時局，需要的是一個于謙或者王陽明類型的大臣，或是朱元璋、朱棣一樣的帝王，才有可能力挽狂瀾，可惜史可法只是史可法，于謙、王陽明幾百年也不出一個，朱元璋、朱棣，一個王朝有一個已經不錯。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為皇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第二天，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史可法於二十日渡江往淮揚。弘光朝，就在這樣的局面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小院之觀

有，而且還有不少。

比如北宋的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

客觀的說，論才學、論人品，司馬光都可以說是北宋中期大臣中的一股清流。童年時期，司馬光就曾勇敢的砸缸救友，留下了“司馬光砸缸”的典故。而出仕後的司馬光，更是一位心繫天下，憂國憂民的正直官員，為官多年，頗具政績。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忠臣名臣，最終卻誤了大宋的國運，讓大宋錯失了難能可貴的改革振興的機會。

因為，司馬光是保守派的官員，他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片面的認為只有愛惜民力、輕徭賦稅、遵循舊制才理想的治國方式。但是，司馬光卻漠視了當時大宋積貧積弱的弊病，缺乏大膽變革的魄力和眼界，並且一再反對以王安石為首的變革派官員的變法主張。

宋神宗在位期間，頂著壓力支持王安石推行變法，力圖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事實上，王安石的變法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變革派官員王韶的努力下，宋軍接連擊敗西夏，讓大宋得以在西北拓地疆土3000裡，並且實現了對西夏的戰略包圍，史稱“河潢開邊”。

然而，司馬光卻以“節省民力”為由，主張放棄新開拓的河西六州。要知道，這些疆土都是無數宋軍將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結果，司馬光卻將之如數歸還給西夏，讓其有了起死回生的機會！在今天看來，司馬光的這種做法，無疑是在誤國的。但站在司馬光的立場上，他還是堅持自己這麼做是利國利民的。

還有明初的黃子澄，以及明末史可法，他們都可以說是忠臣誤國的典型！

黃子澄就不用多說了，這位明初著名的大儒，最後成功的把建文帝給坑死了。平心而論，黃子澄和齊泰兩人當初主張削藩是沒錯的。但是，他們就錯在缺乏對削藩行動的妥善安排和充足準備。

而且，黃子澄比齊泰更坑，面對燕王朱棣的起兵，他極力主張以曹國公李景隆接替初戰不利的老將耿炳文。結果，李景隆是不負朱棣所望，屢戰屢敗，把建文的數十萬大軍都坑沒了。後來，就連黃子澄自己也說自己誤國，他對著建文帝哭訴：“大勢已去了，我舉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同理，史可法也是一個坑國的忠臣，他在揚州之戰中的表現，生動的詮釋了什麼叫書生誤國！

不可否認，史可法忠節是可嘉的。但他以一介儒臣坐鎮揚州，指揮明軍抗清。最終的結果是，他成功的把守軍給坑沒了。

不懂軍事的史可法坐鎮揚州，不僅不聽從手下將官的合理建議，而且還胡亂指揮，朝令夕改。舉個例子：揚州之戰前，有一部明軍本來駐屯於高郵。結果，史可法卻一天之內連發三令，上午令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其“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到下午卻又改令其“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

經過史可法的一番“神操作”，使得本就混亂的明軍，變得更加的不堪一擊。最終，偌大的揚州城，沒幾天功夫就被清軍給攻破了。而此戰的慘敗，史可法應該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如今，對於史可法當年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我們自然應該敬仰。但關於他的才能和功績，可就不敢苟同了！

這些歷史要讀

忠臣，在新華字典中的意思是，忠於皇帝的臣子。既然是忠於皇帝的臣子，聽從的也是皇帝的意志，何來誤國之說？忠臣誤國，奸臣誤國，紅顏禍水等，都是在給昏庸的皇帝背鍋。畢竟皇帝是天子，上承天的意志，怎麼可能犯錯？都是皇帝身邊的人誤導的!而有了功績後，都是君主聖名的功勞，從來都不提臣子的功勞！唉，這忠臣就是個背鍋俠！

而說到誤國，滿清誤國豈止三百年。雖說有所謂的康乾盛世，這也只不過是清朝人自己哄自己的。滿族入主中原，階級的滿清便開始了留辮子、纏足等慘無人道的改制運動，為了壓制漢人，規定無論年紀長幼，遇見滿人都得行跪拜，後來又延伸到社會各領域，這其中隱含的奴性思想卻也是影響了漢民族近百年。還大興文字獄，這簡直就是變相的愚民政策。

唉 ，這隻能用一句詩來感嘆: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再談閉關鎖國，乾隆皇帝一方面以天朝上國自居，一方面又擔心開口通商會危及自己的統治。這就是一種盲目的害怕，那就是這種盲目的害怕，讓中國和世界開始脫軌，從經濟文化，到政治體制，以及民族的心理，人的世界觀，都開始落後於西方，清朝末期完全落後於西方。

而最終帶來的，是一百多年的恥辱，和險些亡國的屈辱，這才是真正的誤國!

白衣少年趣談歷史

很有趣的一個問題，自古忠奸不二立，若說忠臣誤國的還真有這麼幾位，漢景帝時聽信大臣袁蠱之言，削藩推恩導致了七國之亂，秦丞相李斯貪戀權力導致了大秦帝國二世而亡，唐朝的李績(即徐茂公)在立武則天為後時言，那是皇家自己的事，導致了李唐易主改周，大宋的王安石，司馬光為改革史治，產生黨爭，導致新法半途而廢。大明王朝的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養虎為患，壯大了努爾哈赤。令大明王朝一敗塗地，還有崇禎朝一文官獻計，裁撤了官道驛站，其中就有李闖王，得不償失，晚清時宰相翁同和與李鴻章不和，六年不撥交銀與北洋水師，見接導致了北洋水師覆滅。民國元老程頌公，向蔣介石獻計，炸開花園口大壩，導致三省八十餘縣，九十多萬人死亡，也是禍國殃民，程潛，(直接淹死的日本軍人約八千餘人)。真是罪惡滔天，無以言表，民國國民政府次長何應欽上將指揮空軍轟炸西安，想炸死蔣介石取而代之，以及中條山大戰，何應欽為了權力巔峰爭奪，排積衛立煌將軍，導致了中條山太慘敗，還有民國上將唐生智因多年不撐兵，堅守南京無總司令，旱鴨子上駕臨危請命為總司令，軟弱無能指揮無方，自己和高官們早早跑了，扔下七八十萬軍民於不顧，導致了害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

94310417小云

明朝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浙江紹興名儒劉宗周考中進士，恰逢母親病逝。

為母守孝三年後，劉宗周師從學者許孚遠，繼續求學。

天啟初年，劉宗周被朝廷任命為禮部主事，後升任右通政。

因為不識時務，彈劾天啟帝身邊的紅人魏忠賢和客氏這對狗男女，惹惱了皇帝，被削職遣送回原籍。

崇禎初年，朝廷用人之際，再度啟起用劉宗周，任職順天府尹。

可沒過了多久，劉宗周稱病辭職。

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朝廷再次起用劉宗周，授工部侍郎，後升任左都御史。

當時在東北大地上，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已經建立了後金帝國，覬覦大明江山，虎視眈眈。

明王朝外有強敵襲擾，內有農民軍為亂，可謂內憂外患。

崇禎帝很想力挽狂瀾，拯救大明帝國，只可惜時局已是強弩之末，為時已晚。

崇禎帝不死心，希冀大臣們能幫助他出謀劃策。

劉宗周雖然被譽為明朝最後一個大儒，但對於治國理政一竅不通，他的言行用迂腐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劉宗周多次勸諫崇禎帝革除前朝弊政，修德治心，近儒臣，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的慎獨境界。

劉宗周還希望每天“講求二帝三王之學”，給皇帝惡補歷史，汲取歷代亡國之君的經驗教訓。

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劉宗周如此勸諫皇帝無可厚非，問題是大明已經岌岌可危。

緊急公文，皇帝都處理不過來，哪有閒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這無異於在瀕死之人面前，大談特談養生之道。

對劉宗周的陳詞濫調毫無興趣，崇禎帝忙於籌集軍餉，增強軍力，平息農民起義、抵禦滿清。

劉宗周真是打鐵烤糊大腿——看不出火候。

還喋喋不休批評皇帝這也不對，那也不是。

崇禎帝最後忍無可忍，只好再次罷免了劉宗周。

崇禎十五年（1642年），局勢極度惡化，崇禎帝無奈之下，病急亂投醫，再度起用劉宗周，任職左都御史。

而劉宗周並沒有接受教訓，依舊固執己見，不曉得變通。

這倒也不奇怪，從天啟年間不就這樣嗎。

某日，崇禎帝急召大臣，商議退敵之策。

御史楊若僑向皇帝舉薦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聲稱此人精通火器製造，可以啟用他，鑄造火炮擊敗清軍。

這本來是崇禎帝一次難得的機會，但是劉宗周犯起了糊塗，他據“理”力爭，聲稱：“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 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

老劉頭這段話的意思是：臣聽說國家遇到了大事，應當以仁義為立國之本，以慎獨剋制為老師，不能僅僅依賴於老外鑄造的火器。我堂堂大明帝國，僅僅憑藉湯若望鑄造火炮尋求退敵之策，豈不是讓外國人恥笑嗎？

為了防止湯若望妖言惑眾，劉宗周強烈建議皇帝將湯若望“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

總體來說，崇禎帝急於求治，劉宗周卻說先治心；崇禎帝要求才望之士，劉宗周卻說操守第一；崇禎帝訪問退敵弭寇之術，劉宗周卻說仁義為本。

崇禎帝終於認識到，大儒劉宗周對於治國安邦毫無益處，隨即以“愎拗偏迂”的罪名，再次打發他回老家。

崇禎帝趕走了矯情偏執的劉宗周，感慨地說：“朕豈不知劉宗周之為忠臣哉？必欲我為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為堯舜？”

朕怎麼能不知道劉宗周是個忠臣呢，他想讓我成為堯舜一樣的帝王，這都火燒眉毛了，我怎麼做堯舜啊？

卿說

我是履和齋主。我來回答為什麼會有忠臣誤國的問題。

衡量一個人是否勝任某一個崗位，標準只有一個——德才兼備。

所謂“忠臣”，只是強調了忠心一個方面，屬於“德”的範疇。他有沒有才能呢？能不能勝任這攤子事呢？這是另一方面。如果選錯了人，忠臣往往好心辦壞事。

論軍國大事，選材更要細緻。不僅德才兼備，連脾氣秉性、格局大小都要考慮。當然，有的人將性格、格局之類也歸入“才能”之列。

齊桓公與管仲是一對完美組合。管仲病危的時候，齊桓公來看望管仲，並詢問誰可繼任相國。

齊桓公心想：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鮑叔牙給齊國立下過大功，而且當年是鮑叔牙舉薦了管仲，於情於理管仲都會推舉鮑叔牙為相。

想不到管仲卻舉薦了“公孫隰朋”。

管仲解釋說：“我那老朋友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他若為相，那是害了你們••••••”

管仲死後，公孫隰朋繼任。不想公孫隰朋是個短命鬼，沒幾天也死掉了。齊桓公還是想起了鮑叔牙，論人品、論功勞都該是鮑叔牙做相國的。

結果恰如管仲所料。

鮑叔牙上任，先要求齊桓公辭掉他身邊的三個小人，即易牙、開方、豎刁。這三個小人在齊桓公身邊慣了，少了阿諛奉承，齊桓公自然不高興。不久齊桓公又藉故召回了三個小人。可憐的鮑叔牙不久也氣死了。如此三個小人更加囂張，帶著齊桓公走上一條不歸路。

您看，鮑叔牙不僅沒有當好相國，反而激化了矛盾，國運衰敗，連自己的命也搭上了。相比管仲，鮑叔牙性格、格局、智慧都不足。

此類事情並不少見。北宋末年擄走徽欽二帝的那場戰爭也是一幫宋朝忠臣鼓動和指揮的，才能不足，判斷不明，直接斷送了北宋。

還是那句話：用人一定要德才兼備。

履和齋

提到忠臣誤國，那麼就不得不提到趙括，雖然趙括不是奸臣，但是他的所作所為確實對國家造成了不利影響，而且還淪為了後世的笑柄。趙括一生忠於趙孝成王，而趙孝成王的父親趙惠文王在位時期，他很看重的是廉頗和藺相如，趙惠文王和這些將領之間互相信賴，而且他經常隨軍征戰，對於手下的實力非常清楚，可以說趙惠文王是依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的。

可是趙孝成王卻不同，趙孝成王在登基之後只是享受著父王所取得的勝利果實，他沒有什麼作戰經驗，對於軍事的理解只限於書本文字，也因為趙孝成王缺乏實戰經驗，才讓他後期開始重用趙括。趙孝成王沒有在馬背上征戰的經驗，自然沒有趙惠文王身上的那種英勇和果敢的氣勢，這一點又和趙括很相似。趙括的父親趙奢曾經在瘀與之戰中擊敗了秦軍，趙奢因此一戰成名，因為當時的秦國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所以戰勝了秦國的趙奢獲得了君王的器重，趙奢一家從此成為了顯赫的家族，趙括作為趙奢的兒子也沾了光。

後來廉頗在參與長平之戰時卻和秦軍僵持不下，廉頗結合當時的形式選擇的是拖延戰略，但是趙孝成王因為年輕氣盛認為廉頗的做法不合適。廉頗雖然只是朝堂上的將領，但是卻曾經跟隨著趙惠文王征戰沙場，他是朝中的老臣，也是肱股之臣，所以廉頗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廉頗為人也很硬氣不懂得變通，所以趙孝成王並不怎麼喜歡廉頗。加上廉頗是趙孝成王父王一朝的將士，他在登基之後也急於想要培養屬於自己的忠臣，因此就開始尋找可以代替廉頗作戰的人。

後阿里趙孝成王就選擇了趙括，趙孝成王之所以開始看重趙括，是因為趙括在談論行軍打仗時頭頭是道，而且將作戰策略分析得很細緻，也合情合理，讓作戰多年的趙奢都自嘆不如。當時趙孝成王年紀不大，他因為缺少經驗而天真的以為趙括是有真本事的人才，雖然他知道趙括沒有打仗的經驗，但是卻認為經驗可以從作戰中去摸索，因此就讓趙括代替廉頗去作戰。趙孝成王的這個決定讓廉頗很是反對。趙括的母親還找到趙孝成王，她聲稱自己的兒子沒有那個本事，還請求趙孝成王，如果趙括去作戰失敗了不要連累她，對趙括十分信任的趙孝成王還答應了趙括的母親的請求。

後來對趙孝成王忠心耿耿的趙括帶著十萬大軍去和秦軍作戰，結果在長平之戰中大敗，後來因為趙括有了紙上談兵這個成語典故。

歷史小地主

有，比如說，東漢末年的王允。王允殺了董卓以後，獻帝又給加了“錄尚書事〞，是實質的宰相。呂布被封為溫侯，〝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王允派皇甫嵩為徵西將軍，到長安西南的郿塢，沒收了董卓的黃金兩三萬斤，白銀八九萬斤，還有其他的珍奇異寶。把董卓的九十歲母親，弟弟董旻等等全部親人〝夷三族〞。本來王允可以撥亂反正，重振朝綱，東漢王朝也可以續命。可是王營中心有餘，智謀不足，更沒有氣量。大學者蔡邕因為曾經親近過董卓而被他所殺。他派呂布消滅了董卓的女婿牛輔。牛輔的部下李傕、郭氾、張濟想投降，王允名允卻不允，這三個人一看正路走不成，索性造反，呂布抵擋他們不住，溜之大吉投奔袁術。王允是個大忠臣，不肯逃，成了李傕，郭氾的俘虜，王允全家被殺。王允忠誠有餘，才具不足，白白錯失了重振朝廷的良機，不但自己死於非命，全家遭難，而且東漢的滅亡不可避免，王允實乃忠臣誤國的典範。

再舉個例子，南明的史可法。在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盡，明朝覆滅。作為留都的南京，一躍成為明朝殘餘勢力的權力重心，兵部尚書史可法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中原板蕩，需要的是力挽狂瀾的能臣加忠臣，但于謙之後，大明朝再也沒有這樣的人物了。史可法一身生出身，雖然滿腔的忠誠，但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妥當，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清兵入關後對李自成窮追猛打，北京以南，河南、山東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史可法應該整頓內務，訓練隊伍，銳意北進，以江南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並不難恢復江山。然而史可法優柔寡斷，在擁立福王還是潞王問題坐失良機，後來乾脆出朝做了督師。江北四鎮怯於公戰，勇於私鬥，興平伯高傑被總兵徐定國設鴻門宴謀殺，許又投降了清兵。高傑妻邢氏耽心兒子幼小，不能服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這原本是史可法籠絡人心的絕佳時機，他卻因為高是草寇出身而拒絕，坐失了利用高傑部將的同仇敵愾之心，清兵無力南下時，穩定河南等地方局勢的良機，相反他卻失魂落魄，倉皇南逃。清兵終於騰出手來南下，揚州作為當時江南著名的大都市，防禦體系僅次於北京、南京，在史可法的指揮下，不到一天就陷落了，史可法被俘，英勇就義，享年45歲。隨後就發生了令人慘痛的揚州十日。史可法錯失良機，南明的弘光小朝廷陷落，之後隆武，紹武，永曆政權相繼掛了，大明朝落下帷幕。

蠻說歷史

奸臣，若是“僅僅不忠於皇上皇家”，是奸臣嗎？

忠臣，若是“僅僅忠誠於皇上皇家”，是忠誠嗎？

這隻符合於世俗標準。

而符合於哲學思想標準的，應該是“是否忠誠於百姓大眾”，是“是否以百姓心為心”，是“是否以百姓大眾為中心而治國愛民”。

只忠誠於皇上皇家，混得個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而光宗耀祖錦衣御食，花天酒地，功成名就～是忠臣嗎？

卜耐夫哲學

若是說起忠臣誤國，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明 建文朝”的方孝孺、黃子澄和齊泰三人。這三人皆是忠於建文帝的臣子，在南京城破後也不為朱棣所屈服，其中方孝孺更是被誅十族。那麼這三位一等一的忠臣是如何誤國的呢？

靖難前夕

懿文太子朱標去世後，朱元璋在一番琢磨以後還是選擇了朱標之子，自己的孫子朱允炆作為帝國新的繼承人。在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駕崩，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改年建文。繼位不久後，建文帝的寵臣“黃子澄與齊泰”便上奏建議削番，由此才引發了後續一系列事情的發生，直至朱棣靖難。

朱允炆的心思

太祖語太孫 曰：' 朕以御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以安'。太孫曰：' 虜不靖，諸王御之；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 汝意如何？' 太孫曰：' 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太祖曰：' 是也，無以易此矣'。

朱元璋曾將朱允炆召去，說：“我分封諸王在邊疆可以對付那些異族，你在京城可以安心做皇帝。”

而朱允炆反問道：“外族有異心，諸藩王可以對付他們，要是藩王們有異心，誰又能來對付他們？”

朱元璋聽到孫子這句話竟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沉思些許後，朱元璋問朱允炆：“那你準備怎麼樣？”

於是朱允炆便這樣回答：“先用道德來感化他們，再用禮法來約束他們，都不行就削減他們的封地，再不行就將其身邊的人都換掉，要是這些辦法都沒有用，那就只能舉兵討伐了。”

而朱元璋聽完朱允炆的回答後，好似預料到了什麼，只能嘆氣說出“是啊，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建文朝三大忠臣

1. 黃子澄 齊泰與方孝孺

黃子澄是洪武十八年的探花，被派去東宮伴讀，而朱允炆也很尊敬這位有學識的黃老師，特別是後來兩人的一次對話，更是讓朱允炆視黃子澄如肱骨。

皇太孫問黃子澄：“諸叔藩王皆擁重兵，如有變端，怎麼辦？”黃子澄答道：“諸王僅有護兵，只能自守，倘若有變，可以以六師監之，誰能抵擋？漢朝七國不可謂不強，最後還是滅亡了。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更相異啊！”皇太孫認為他說得對。後來，每次叫黃子澄，必尊稱他為黃先生。

黃子澄這番說辭使朱允炆心花怒放，可惜的是即使有七國之亂，誰又來做周亞夫呢？何況你黃子澄有這個本事來做周亞夫嗎。

而齊泰則是朱元璋託付的顧命大臣，先不說此人的本事如何，但他確實是一個勤勞努力之人，而且隨身攜帶小筆記，以應對各種抽查。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齊泰被提拔為兵部左侍郎。明太祖曾經詢問邊境將領的姓名，齊泰一個不錯地說了出來。然後明太祖又詢問各種圖籍，齊泰拿出袖中的手冊給明太祖，簡要而詳細地說出了各種圖集，於是明太祖很重視他。

所以在朱允炆登基後，黃子澄與齊泰就奉命參與國政，三人在一起談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削藩。三個人各自發表意見，提出了以下二種方案：

1. 齊泰方案：擒賊先擒王，先將藩王中最厲害的燕王朱棣拿下，再來解決其他藩王。
2. 黃子澄方案：先找其他藩王，特別是與朱棣交好藩王的麻煩，從燕王胞弟周王朱橚開始，而且其他藩王在太祖時期就經常犯法，先弄他們也是師出有名。

最終，朱允炆採取了黃子澄的方案，在我看來這主要是兩點原因。首先便是黃子澄與朱允炆的關係更好，可能黃子澄也以朱允炆的周亞夫自詡過；第二便是朱允炆有點畏懼燕王，不敢先動朱棣。

於是，削藩大計就這樣轟轟烈烈的開始了。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削周王。前面方案中已提過，因為周王是燕王同母兄弟，所以周王最先倒黴，被廢為庶人，遷往雲南蒙化。

建文元年四月，削齊、湘、代三位親王，廢為庶人。其中湘王不堪其辱，自焚而死。

建文元年六月，削岷王，廢為庶人，遷往漳州 。

這次削藩雖有方案，但無具體實施措施，一切都以黃齊二人的心意而來。這樣不僅導致人心浮浮，更逼藩王與朝廷決裂，特別是湘王自焚事件讓皇室的臉面都丟幹了，朱允炆更是無地自容。

第三位大臣：方孝孺

方孝孺是一個有大文化的人，他絕對會是一個很好的教書先生，但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好官，因為他不會做官也不懂做官。朱元璋很清楚這一點，所以讓方孝孺回老家待十年再來做官，結果方孝孺沒有任何長進。不過朱元璋很瞭解，但是朱允炆卻不清楚，而且將方孝孺視為國之大賢。

為何這一點要講君臣之間的分歧？就是因為建文帝太過於聽方孝孺的話了，兩人整日的談古論古、談周禮、論周制，並將認識高度重合，一致認為只有恢復周禮才能使國泰民安，所以兩人的下一步措施便是恢復“井田制。”

這個就有點開玩笑了，不光滿朝文武心裡不同意，就連建文帝的搭檔 黃子澄與齊泰也堅決反對。於是朝中文武心中也慢慢有了意見，而削藩的諸多意外也使藩王與朝廷分崩離析。

李景隆的悲哀

李景隆絕對不是一個忠臣，朱棣兵臨南京時就是李景隆開門將朱棣放進來的。那為什麼要提起李景隆呢，因為他是黃子澄舉薦的。

李景隆是明朝開國元勳、著名將領李文忠之子，早早的就承襲了曹國公的爵位，既然是名將之子，李景隆自然也是走的武將路子，可惜他爹雖然厲害，但李景隆在打仗方面卻是一個十足的草包。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黃子澄向建文帝推薦李景隆，建議讓他接替耿炳文。八月，建文帝任命李景隆為大將軍，讓他率五十萬大軍北伐，並親自在江邊餞行，行“捧轂推輪”之禮，賜“便宜行事”之權

上文中的耿炳文則是開國元勳之一呢，而且朱元璋殺了那麼多功臣，唯獨把他留下的原因就是耿炳文擅守，所以朱元璋特地將他就給朱允炆。

不過耿炳文被朱棣打敗之後就從主帥的位置被換了下來，換成了黃子澄極力推崇的李景隆，不過黃子澄也沒想到李景隆就是個草包，結果李景隆帶著五十萬大軍連輸兩陣，將朝廷的絕對優勢轉化成了劣勢，最後更是開城門將朱棣大軍放了進來，所以說朱棣靖難成功的一半功勞在於李景隆。

我們總結以上，為何說黃子澄、方孝孺、齊泰三大忠臣誤國：

1. 黃子澄與齊泰看準了建文削藩的決心，並順勢而上，但就如前面所說，即使有七國之亂，朝中也無周亞夫。而且黃齊之流只會空談，若是讓他們幹本專業的事情，做一個臣子應該還不錯，要是讓他們出謀劃策就不行了。
2. 黃子澄對李景隆的極力推薦導致了朱棣靖難成功，若是繼續用耿炳文，朱棣絕對不可能成功，畢竟一個藩王對抗不了整個朝廷。所以說書生誤國正是如此。
3. 方孝孺的空想，方孝孺就是一個真正的想當然的人，他的一句復興周禮，恢復井田制使建文帝心花怒放，但是卻使朝中大臣與朱允炆貌合神離，即使他最後因忠於建文而被誅十族，但也改不了他誤國之實。

總的說這三人並沒有誤國，他們只是誤君，只是誤了朱允炆而已，因為皇位總是老朱家的人來做，而且大明朝在朱棣的手裡更加壯大了起來，從這一點來看這三人還是於國有功的。

關鍵字: 錯誤 誤國 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