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業的冤屈肯定是有的。但這個冤情，不是在其死時而是在其死後。 楊業身為雲州觀察史，是一個五品官，按宋朝規定，正常死亡時，應賜"錢三百貫，絹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若戰場犧牲則賞賜更高，但一開始楊業只被"賜絹布各百匹，粟一十石"。兩相比較，楊業肯定是受了冷遇，否則他的待遇不會如此大打折扣。不過隨後，宋太宗親自下旨表彰，賞賜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幅提高了賞賜標準。
為什麼前後反差如此之大，其中緣由歷史上沒有留下記載，事實真相是如何呢？
一、申冤的情節
1.佘太君上殿為夫申冤的情節。此說源於清代地方誌，光緒年間編修的《岢嵐州志》，但《岢嵐州志》的可信度歷來招致懷疑，其短短的幾行記錄，事實交待含糊。最為明顯的是，潘美沒有被削職為民，只是除去了三個封官。潘美被削職為民是傳說不是歷史，《岢嵐州志》把故事傳說也當成史實一併記錄了。所以，佘太君為夫申冤一事未必可信，為楊業昭雪一定是要有證人的，她沒有前線親歷，戰場上的事她並不知情，空口無憑如何控訴？
2.當代學者李裕民提出了另一種說法，據他的研究，是一個叫劉吉的人搬動了歷史的"道岔"，洗雪了潑到楊業身上的髒水。他的依據是北宋名臣張詠的長詩《贈劉吉》，詩中有"冒死雪忠臣，讜言警貴侍"之句，作者在自注中稱這兩句詩與楊業有關，楊業忠貞但被奸臣所陷。
3.張詠與楊業、楊延昭為同時代人，歷經太宗、真宗兩朝，生於946年，死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楊業之子楊延昭去世後的第二年。張詠是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與寇準交厚。他中進士時楊業剛剛歸宋不久，《贈劉吉》一詩作於989年，在楊業死後三年。他筆下的楊業之事也許有一定的依據。
關於此事，李裕民先生也只是提供了一個線索，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與佘太君一樣，劉吉不是楊業一案的親歷者，他如何知道前線發生的事情，又如何為楊家雪冤呢？問題在最關鍵處缺失，因而沒有太強的說服力，劉吉所能做的也許就只是振臂鼓與呼，他很可能也這麼做了，並且冒了某種風險，受到了一些打壓。
2、 主持公道
如果楊業真有冤屈，要為其申冤，至少需要兩方面的證據：一是前線決策時的內幕披露，二是戰爭親歷者的證明，這些才是最重要和最有說服力的。但是要蒐集到這些證據談何容易，只有潘、楊、王、劉等幾個人合議的軍情機密，外人如何能得知真相。所以，楊業最後被厚賞，很可能是潘美和兩位監軍中至少有一位主持了公道。
1.楊業之死真相大白之後，他受到了高規格的賞賜。宋太宗在詔書中稱讚他"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同時認定潘美、王侁等人有罪，其中一條是"敗約，援兵不前"，致使"失吾驍將，陷此生民"。具體到王侁，宋太宗的措詞更為嚴厲，"墮撓軍謀，窘辱將領，無公忠之節，有狠戾之愆，違眾任情，彼前我卻"，最後將他除名發配金州，潘美則被削去了三個官職。
2.應該說宋太宗的處置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楊業傳》、《潘美傳》在涉及這一事件時，陳述基本相同，可見《宋史》是統一了口徑的。幾處史料都沒有就楊業一事的前後變化給出說明，這就給了後人無窮的想象空間。也許這件事根本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所以朝廷也就沒進行特別的說明。宋廷只是根據事實糾偏而已，這個糾偏是自糾而不是他糾。
無論佘太君還是劉吉，或者是別的什麼人，如果他們想要為楊業雪冤，首先得知道楊業有什麼冤，造成冤屈的原因和兇手是誰，然後還得著手蒐集證據。因為他們都不在戰爭現場，而要控告的又是監軍和朝廷高官，這不僅僅需要勇氣、毅力，還需要時間。
對於說故事的人來說，有英雄必然要有奸臣，這樣故事才會好看、好聽。楊家將英勇抗敵的故事口耳相傳，楊令公的形象越來越高大。澶州當時在遼國境內，離陳家谷口很遠，卻有人在古北口修了楊無敵廟。從宋人的角度看，楊業不過是北伐偏師西路軍的副將，算不上頂級名將。但從遼人的角度看，楊業是他們能夠俘獲的宋朝級別比較高的將領了，他們拿楊業說事，大肆宣揚，目的當然是宣揚自己的戰功，客觀上也為楊業揚了名。
總結：楊業身為偏將而在歷史中閃耀，跟遼人的造星宣傳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沒有楊無敵廟，如果沒有遼人的刻意宣傳，楊業之名很可能被塵封在歷史深處。楊業被譽為一代名將實在與他五品官的身份不夠相稱，他沒有顯赫的地位，甚至於連確切生年都不被歷史所載，他的民間口碑帶動了他的歷史地位，這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現象，非常值得人們研究與深思。
閱讀更多 琉璃不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