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的舆论场令人不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他们装作理中客，在西方文明前自我矮化，实际上早就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看到这些所谓的公知，我不由得想起百年前活跃的那位先生。
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谁都能将中国这个“破茅草屋”踹倒，一批知识分子号召“全盘西化”，而他则大声的高喊：“世界未来在中国文化的复兴！”
那也是一个民族救亡的年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探寻着这个暂时衰弱民族的未来，而他则将目光放到了中国最无权无势、被人遗忘许久的乡村社会，他号召在知识分子应当加入“乡村建设”的活动中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还说，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农民养活的，都欠农民的债。
因此，他辞掉了北大教职位，扎根农村基层长达十余年时间。
他就是梁漱溟先生，一位有着“妇人之仁”的知识分子。
儿时的梁漱溟和他的父亲
1893年，梁漱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祖先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梁王忽哥赤。元朝灭亡后，该家族改姓梁，后迁居到广西桂林，后梁漱溟在北京出生长大。
梁漱溟的父亲名为梁济，为清朝举人，官至民政部员外郎，但他在儿子的眼里只是一个天资平常的普通人，只是为人正直、有古道心肠，在教育子女的时候秉着尊重子女个人意愿的原则，用“循循善诱”引导子女独自作出判断，塑造了梁漱溟独立求真的人格和对社会问题的使命感。
彼时正是中国风云变换之际，辛亥革命那年他刚刚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中学毕业，时年十八九岁。但他在思想上受到了革命派的熏陶，甚至开始从事各种秘密的革命活动。
当革命成功后，梁漱溟并没有进入大学进行学习，而是和甄元熙、孙炳文一起办起了《民国报》。他的职务是外勤记者，这时他的笔名还叫“寿民”、“瘦民”，而“漱溟”这个名字，则是孙炳文给他所取，他用了一辈子。
但梁漱溟性格上却始终没有那种果敢和勇毅，他时常抱着少年般的温润和对众生的悲悯。见革命后，世态仍然昏暗，他在1912年两度在绝望中自杀未遂，此后一心遁入空门，辞去了记者职务，研究起了佛法。
数年的时光里，他曾想出家却被寺院拒绝，只好自己在西安当起了“带发头陀僧”，吃斋念佛。直到1916年，梁漱溟受时任内阁司法总长张耀增（亲戚）的邀请，就职司法部秘书。
1918 北大哲学系毕业生 前排右二为梁漱溟
当年夏秋时节，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可谓“一炮走红”，后来梁漱溟谦称“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
这位年仅23岁的年轻学者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其中就包括刚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蔡元培见到梁漱溟后，就对梁漱溟提出了邀请，“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
要知道，梁漱溟正经来说只有中学文凭，况且也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他何德何能能做中国最好学校之一的教师呢？
就连梁漱溟本人也十分惊讶，他推辞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就这样看似非常“随便”的情况下，梁漱溟答应了下来，直到次年张耀增先生因时局有变去职后，梁漱溟才北上就任北大教师，在此度过了6年的时光。
梁济
儿子当北大教师，自然是可喜之事。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却在1918年60大寿前夕跳湖自尽，留下了万言遗书，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自杀前几天，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呀！”
这个传统的卫道者以身殉道，他希望能给这个社会一点警醒，连陈独秀也对他评价道：“（他）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倡导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坠落。”
这个世界真的会好吗？梁漱溟穷尽一生，用自己的学识和实践，努力的让世界一点点的“往好里去”。
在北大6年，他最为耀眼的成就，便是192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里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文化三路向说以“意欲”为切入点，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印度文化“意欲向后”，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何意？即在遇到人生和社会的实际问题之时，中西印三种文化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
西方文化理智客观，追求实际，故物质生活高度发达，产生了科学、民主的观念。
印度文化只追求在精神上获取满足，对现实的问题视而不见。
而中国文化则是两方的持中，改变自身精神转而和现实妥协一致。
中、印文化暂时的没落他归咎为“过于早熟”，目前只是不合时宜而已。
对于未来，他认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无法解决目前西方社会物欲横流、精神沦丧的现状，未来一定会走向以中、印为代表的精神文明。而由于印度文明太过极端，所以
“世界未来的文化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为何梁漱溟会有这般思考？诚然有其个人的努力，但也有历史进程的影响。
五四运动后，除却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在中国传播之外，各种学派互相交融，蔚然成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知识分子在看待“先进”的西方文明陷入如此大的浩劫之后，因而集体的陷入思考。
梁漱溟和他的学生
自1915年开始，东西方文化论战就围绕着《东方杂志》开展。辜鸿铭撰写《春秋大义》，旨在用中国儒家文明可以用来拯救西方文明，影响甚远，导致德国一些大学都组建了社团学习儒家文化。
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号召“全盘西化”。
正是在如梁漱溟、辜鸿铭等传统文化的卫道者的号召之下，民国的知识分子在认识上慢慢合流，形成了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共识。
于是乎，像胡适一般曾经号召“全盘西化”的文人，也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意在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
不过，梁漱溟所言在当时人看来也犯了“笼统”的毛病，胡适批评他：“要想把每一大系上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地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
把庞大的东西方文化，归结至“意欲”这一个切入点，显然相当的局限，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梁漱溟在那个年代看到了“民族文化”的优势和继承的必要，也算是难能可贵。
除却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外，他更为突出的贡献，则是他成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以及在乡村建设上付出的数十年的努力。
很多人指责，指责，但他没有为他指责的内容做任何有益的事，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陈庆丰（为武汉捐出20万副护目镜的温州老板）
1923年，曾经立志要为“释迦牟尼和孔子说个明白”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毅然决然的辞去了北大教授的职位。俗话说三十而立，说的其实并不是在三十岁那年事业有成，而是在三十岁那年终于找到自己毕生努力的方向，梁漱溟便是。
民国建国后，西式的宪政民主并没有给国民带来飞跃的进步，因军阀混战、灾害频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几度退到前清水平之下。
当梁漱溟看到农村的贫穷和落后的情况，又看到在这情况之下难以实现“民主政体”之时，他断言“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他先到广东办起了乡治讲习所，却因李济深被蒋囚禁，数年的努力近乎泡汤。1929年，他离开广州一路北上，同时考察农村。到北京后，他遇到了王鸿一等一批志同道合搞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
王鸿一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交往甚笃。在阎锡山的捐赠下他创办了《村治月刊》、还建议冯玉祥办河南村治学院。正是在这层关系之下，梁漱溟接办了《村治月刊》，并筹划河南村治学院。1929年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大约400名学生，可谓“开门大红”。
不过，河南村治学院和梁漱溟之前在广东搞得乡治讲习所一样受困于时局。因中原大战，被迫搁浅，学生草草结业。
1933 山东乡村建设院留影
尽管受困于战争，但人心没散、“部队”没散，梁漱溟带着原班人马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原河南省政府主席，在中原大战中投靠蒋介石）的支持下，重新在山东邹平县“东山再起”，这就是后来知名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彼时，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在抗日战争之前，全国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各团体、机构达到600多个，先后建立了1000多个实验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派别，包括米迪刚、米阶平兄弟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等等。
一大批知识分子抛弃优渥的生活，主动的扎入乡村的泥土中去摸爬滚打，滚了一身泥巴，无论他们的实验成功与否，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精神都值得后人敬佩。
梁漱溟本人也号召知识分子加入乡村建设中去。梁漱溟说，知识分子到底选择呆在城市还是农村，不是简单的选择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欠着农民的债，农民辛辛苦苦的纳税种地，才养活了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分子。
乡农学校部分学生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扎根”长达6年时间，可谓呕心沥血，他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吸纳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又在农村建立乡农学院培训农民，教授农业知识和识读汉字，又开辟了上千亩的农场、引入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并且建立农业合作社、联庄会训练（军事训练）、邹平县卫生院，促进移风易俗，建设乡村基础设施等，多年下来也算有数万人受益。
梁漱溟还将他的一系列理论实践，总结成了一本数百万言的煌煌巨作《乡村建设理论》。山东的邹平县从原来的贫弱县城，到抗战前夕的欣欣向荣，梁漱溟功不可没。
但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针有相当大的问题，建设伊始，对他的批判就铺天盖地的袭来。
梁漱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从他的教育理念出发，他希望打造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通过教育功能和行政功能的合流，促进“社会学校化、学校社会化”，然后以“道德”为基点撬动整个农村、农业的发展，然后再带动工业，实现工业化。
这也正符合他自己的“文化三路向”学说的基本判断，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如今最大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因而他主张通过乡村建设应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实质上是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复兴再加上西方科学技术，重新建立新的文明构造。
这样的发展路径，在他的眼里就能摆脱工农业、城乡剪刀差的出现，但经过马克思主义训练和经历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我们一眼就看出，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
所以，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中最“得人心”的，是他对本地的经济建设运动，而梁漱溟本人重视且耗时最大的文教活动，却被村民经常冷眼相待。
佛儒两家的道德熏陶，让梁漱溟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宗教式的知识分子，既有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却也忽视了重视客观现实的精神，因而被李紫翔批评为“顽固的保守者和投降者”、“自欺欺人的谎言”；张志敏的批评更为露骨，称梁漱溟是用“去眼前事实太远的理想建设，来抵制革新运动，以掩护旧的势力”；平心则赤裸裸的指责梁漱溟
“是一股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根本利益一致的逆流”、其行为是“延长了腐烂社会寿命”。
1934年的梁漱溟
其实对于梁漱溟的批判，许多都是在理的。民国二三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困窘的生产力条件和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几乎都没有得到成功，梁漱溟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建设农村从而实现民族救亡的愿望，皆化作了泡影。
尽管他们真的付出了他们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但从结果来看，乡村建设派的实际效果可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正如孙治方所批评的那样“一点点小小成绩是经不起大兵们一天的光临的”。三农问题也成了困扰中国人将近百年的重要难题，直到如今。
建国以后，这位拥有“反动唯心思想”的“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晚年，直到1988年病逝，享年95岁。人民日报随后用他自己说过的话对他评价“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算是他一生的写照。
看到这里，你有可能感叹梁漱溟先生的真知灼见，或者批判他的“妇人之仁”、书生意气。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他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和积极投身实践的热情。
先生已逝，精神犹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时隔多年后的今天“死灰复燃”。2004年，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正式成立，这个公益组织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分支机构。刘老石、温铁军、周立、张兰英等一大批专家学者以及许多优秀中青年前仆后继，再加上数百万支西、支农、支教青年，使得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蔚然成风。
和曾经梁漱溟所处的民国内忧外患的时局不同，如今的中国已经整体稳定、互联网5G生态农业等新兴技术正在运用、农村三通问题已得解决，故农村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新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否能取得跨时代的成就，本人对此较为乐观。
图片转自百年乡建展
所以，朋友们，当你们为网上的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气恼的时候，请同时想起，从百年前到现在的中国，仍然有一批知识分子前仆后继的投入乡村建设运动中去，仍有更多的优秀青年在为人民服务。
他们虽然不太会说话，但他们已经足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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