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
摘要:從民族地理學的角度,通過對大量的民族語地名(用民族語命名的地名)材料進行分析後認為,任何一種民族語地名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其深刻的歷史地理基礎和文化背景,都客觀上內隱或外顯與民族的生態環境分佈、地緣分佈、跨境分佈相關的大量的文化的信息,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某一特定區域內民族的聚居、雜居與散居程度,歷史地折射出區域內的民族構成和空間分佈的動態變化。
關鍵詞:地名;民族;生態分佈;空間分佈;跨境分佈
民族的地理分佈作為一種區域內特定的地理現象,在地理環境方面表現為生態分佈和地緣分佈,在空間組合方式上呈現出聚居、雜居與散居的特點。而地名作為一種特定的象徵符號,以具體的民族語言作為表達方式,顯示出歷史上各種不同的人類群體同相關地理區域之間的一種特定的聯繫。從民族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對民族與民族語地名之間富有歷時性的對應關係進行一定的梳理,就會發現地名是探討民族歷史地理分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為此,本文將從地名對民族地理環境的客觀反映,地名與民族的聚居、雜居、散居分佈,地名與跨境民族分佈等幾個方面,全面揭示地名與民族地理分佈之間的內在複雜聯繫。
一、地名對民族地理環境的客觀再現及其生態意義
地名是人類認知活動的產物。原始人類在從事採集和狩獵等社會生產勞動時,必須瞭解周圍的自然環境,知曉什麼地方可以採到野果、哪個山坳有野獸出沒、何處可以取到生活用水等。在外出採集狩獵時,則必須區別地理方位、辨認方向,以確保能夠返回駐地。正是出於生產與生活之需要,地名就產生了。
地理現象是十分複雜的。處於不同生態環境之下的各民族,在通過生產勞動與自然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過程中,慢慢地學會用自己民族的語言,給周圍的山川湖海、草原平地、坡崖溝坎、溪水河流等各種不同的地理實體起上一個名字,以便於他們加深對周圍環境的識記與瞭解。然而,由於各民族生活在千差萬別的自然環境中,環境提供的可資命名的依據並不完全相同。故而,處於不同生態位上的民族,各自形成一套對自然環境命名的地名系統。這個以反映自然地理特徵的民族語言為基礎的地名系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各民族所處的生態環境這一客觀條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族形成和發展演變之區域地理環境的特點。
在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地名系統中,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客觀再現該民族所處自然環境的地名語言。這些屬於自然要素類的地名,如果再細分的話,一般有以下四個大的類別:地緣形貌類的山嶽體系地名、江河湖海類的水域體系地名、方位里程系列的地名和反映動植物區系特徵的地名。
地緣形貌類的山嶽體系地名,是自然要素地名中最為豐富的地名,它顯示的是人類活動對自然地理環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關注和依賴。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在對周圍自然地理環境的感覺與感知中,幾乎都不約而同地以自然地理實體中的地緣形貌所呈現出來的外表特徵,加以恰當的聯想、想象而賦予一定的地名。如在青海省境內德令哈地區的“柴旦”,因地處鹽鹼地而得名;“戈壁”則因該地北部有茫茫戈壁而得名;“織合瑪”(藏語意為“紅色山岩”),因山岩呈紅色而得名;“達爾那”(藏語意為“馬耳朵”),因附近兩座山呈馬耳狀而得名。在蒙古語命名的地名中,直接源於地緣形貌的地名是甚為典型的。如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其地形以海拔800～1800米之間的高原為主體,在蒙古語中,“錫林”就是高原平原之意,而“郭勒”,指河川,“錫林郭勒”,意為高原河川;阿拉坦額莫勒,蒙語意為“金馬鞍”,以其附近有一座狀如馬鞍的小山而得名;呼倫貝爾得名於呼倫湖和貝爾湖。從國外的地名中,我們也同樣發現有很多源於地緣形貌。譬如,有著積雪山峰的歐洲中部山脈稱作阿爾卑斯(Alps),意即“白色的”;北美的落基山脈(RockyMountains),原意為“岩石重疊的山”;美國州名中,愛達荷(Idaho)在印第安人語意為“高山上的亮光”;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意為“大山崗”。
人類在適應自然環境的過程中,選擇自然環境條件比較優越的水網地區居住,向來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居住模式。與這種近水而居的習慣相適應,幾乎所有的民族在自己的地名文化系統中都包含著大量的與居住地周圍的江、河、湖、海等水體,甚至是水體的顏色、流向、大小、深淺等相關的地名。譬如,在我國水網密佈的珠江三角洲,粵語一般稱小河為湧、津、濠,故珠江三角洲水網地區多帶這些詞,如車陂湧、東壕湧、龍津路、寺貝通津、西濠等。水邊地多稱浦(埔或圃),如黃埔、東圃、江浦等;堤圍稱為基或圍,如新基路、水松基、同德圍、永安圍等;河灘地或海灘地稱沙,如雞抱沙、大沙頭等。生活在茫茫大草原上的蒙古族,由於水源對於畜群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所以蒙古族人每當遇到清澈的湖泊,都要稱它為“查干諾爾”。於是乎,查干諾爾這個地名,在蒙古族廣闊的遊牧區內比比皆是。青海的藏族多以遊牧為生,他們的畜群同樣離不開水源,其地名中有很多與水體相關。如青海藏語地名中的“直曲”,意為母犛牛河,形容長江源頭像母犛牛鼻孔中流出的兩股泉水;“約古宗列曲”意為流經炒青稞淺鍋形狀盆地的河;鄂陵湖的“鄂陵”二字,藏語意為“青藍色長湖”;查靈海(即扎陵湖)的“查靈”,藏語意為“灰白色長湖”;青海地名中的“曲麻萊”是藏語“曲麻萊雲”的簡稱,意為“紅色的河,寬廣的灘”,縣名由境內的曲麻河(又名楚瑪爾河)及其東支流萊雲河而得名;“格爾木”原寫作“噶爾穆”,又稱“郭裡峁”、“高魯木斯”等,蒙古語意為“河流眾多”,以市區周圍小河眾多、沼澤密集而得名。
方位里程系列的地名,主要是指自然環境要素中的地形、山川河流、地理方位作為參考座標而命名的地名。如山的左右前後、河的東西南北、距離之間的遠近,常常成為參照點。這種地名是人類對周圍環境認識逐漸加深的產物,它的產生同樣很早。在我國古代,始傳於戰國、成書於西漢的《穀梁傳》曾明確提出了“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的論點,並且為後世普遍接受,成為古代地名命名的一個基本原則。譬如,“洛陽”、“汾陽”之得名,因其分別位於洛水、汾水之陽(北面),“湯陰”,則源於該地處於湯河之陰(南面),“沂源”,指的是其在沂河源頭一帶,“衡陽”在衡山南麓等,就是這一命名原則下的產物。我國省名中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亦是如此。在少數民族語地名中,雲南“德宏”因處於怒江下游而得名,傣語稱下游為“德”、怒江為“宏”;潞西縣因地處“潞江”(怒江另一稱謂)之西而得名。內蒙古的“烏蘭哈達”(Ulanhad)系蒙古語紅頭山的意思,以顏色命名;“伊胡塔拉”(Ihtal)蒙古語意為大草甸子,以其地理特徵命名。蒙古語的上下用“德爾”(Der)、“道爾”(Door),遠近用“浩勒”(Hal)“敖伊爾”(Oir)來表示。提到標誌性的地名,我們這裡順便要提的是,在古代蒙古族的遊牧區,常常能夠看到帶有“敖包”的地名。敖包在蒙語中是“堆子”的意思,最初是用石塊堆積而成作為道路和境界的一種標誌物,後來衍生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動的地方。
在任何一個地理區域內,動植物的生長各自顯出不同的區域特點。生活在相異區域環境中的各民族,在對周圍動植物資源的識別和利用過程中,他們要麼以某種植物生長的地理環境特點,要麼根據植物群體的外貌特徵,要麼以植物的用途、審美意趣命名地名;有的則是根據某一地理區域內有特徵性的動物作為地名命名的依據,這樣就形成了很多源於動植物的地名。典型事例如壯族的不少村屯是以動植物命名的。靖西縣的“果隆”,意為大榕樹,因村前有棵大榕樹而得名;“古求”即楓樹,因村附近多長楓樹,村以樹名;“枯柑”是因為該屯種植柑果樹多而得名;“巴練”因從前村前路口有棵大苦楝樹而得名。在南壯地區,馬多的叫馬屯,猴多的叫憐屯,老虎成群的村叫“泗邦”(“泗”意為老虎,“邦”是多的意思),魚多的村叫“板壩”(“板”意為村,“壩”意為魚)。又,青海格爾木地區的“托拉海”,因該地生長著成片胡楊而得名;青海地名中的“尖扎”為藏語音譯,本義為“猛獸出沒的地方”,因古代當地人煙稀少、山林茂密、猛獸較多,故名。
如上四種不同類別的自然要素命名的地名,大體上反映了各民族以自然地理要素冠名的一些特點,代表了自然地理地名命名的一些基本方向。由於自然地理要素複雜多樣,反映在地名構成上也是比較多樣的。在許多民族的自然要素地名中,尚有許多雙重或多重地理要素疊加在一起的蘊含著更多地理信息的地名,所以我們的分類是不可能周全的。儘管如此,由於自然地理地名是對民族居住環境客觀而又直接的描述,分類梳理之,其最基本的學術價值是:透過這些自然地理地名,我們可以對某一個地區、某一個民族群體的自然地理環境狀況有一個歷史的動態的瞭解。從更高的層面——自然地理地名的生態意義上而言,以自然生態命名的地名,隨著社會的急劇變遷,有些地名已經是名不副實了。著名的草原鋼城包頭,北依陰山,南臨黃河,曾經是水草豐美的草原,晨昏之際,常有鹿群出沒,所以名為“包克圖”,蒙語即有鹿的地方。鄂爾多斯市的虎石樑,原意為“樺樹多的地方”,現在已見不到樺樹的影子了；朝堖梁,意為“有狼的地力”,狼也已經不見蹤跡。又如雲南南澗彝族自治縣拉媽苴,彝語意為有大老虎的地方,使人聯想到當地歷史上森林茂密,有老虎出沒,生態環境很好;富民縣羅免彝語呼為羅梅白,羅梅為老虎,白為山,意為老虎山,歷史上也是林海茫茫、虎豹出沒之地;開遠市小龍潭鄉螞蟻白村,彝語螞蟻為馬櫻花,白為山,意為馬櫻花多的山,歷史上生態環境也很好。上述地名使人們認識到:人類活動使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身;人必須與自然和諧相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二、地名反映出民族的聚居、雜居和散居分佈狀況
在當今民族的地理分佈中,聚居、雜居與散居是三種最為常見的狀態。而這三種民族分佈狀態,是長時期歷史發展演變的結果。就各種民族共同體的聚居而言,無論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聚居,還是血緣與地緣並重的聚居,只要他們較長時期地聚居在某一地,自然會在該地的歷史地名中留下反映該民族聚居狀況的一系列地名。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該族體於該地居住的時間越長,對該地自然與人文環境影響越久,留下的民族語言地名就會越多。即是說,族體的居住時間以及對居住環境塑造、刻畫的程度,與所留下的民族語地名是成正比的。如在今天的廣東、廣西,有一些地名出現“那”、“都”、“古”、“六”等字,據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考證》,均為壯語的古代地名用字。如廣東新會的那化、陽江的那嶽、番禺的都那、南海的古糟、三水的六塘、台山的六合,廣西武鳴的那白、容縣的都結、貴縣的都六、柳江的古練、上思的古都、博白的六務、百色的六那等。由此可以推斷,古代壯族人很可能長期住在廣東、廣西地區。至今,廣西仍是壯族的集中聚居區。又譬如內蒙古的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作為達斡爾族的一個傳統聚居區,在該區域的86個地名中,以達斡爾語命名的單語固有地名80個,約佔該地區地名總數的93%,達斡爾語、漢語雙語地名6個,約佔7%,沒有外來語單語地名。
在一個民族歷史地理區域內,多民族之間的相互雜居、散居,往往造成兩個方面的民族語地名錶現。其一是,凡是歷史上在這個區域內生活過的民族,或多或少都為這個區域內的民族語言地名寶庫中添加了自己民族語的地名。透過這些地名,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到該地區歷史上民族地理分佈的一些變遷。如青海地區是藏、蒙、回、漢等民族雜居相處的一個重要地理區域,無論州縣地名,還是山川、河流、盆地、湖泊、草地等地名,都大量地包含著藏語、蒙語及其他民族語言,尤以藏語和蒙古語的地名偏多。“據1979年青海省測繪局編印的《青海地名錄》統計,青海高原的山山水水和行政地名共8200餘條,其中以藏語稱謂的達60%以上,以蒙古語稱謂的約佔20%左右,漢語稱謂的約佔17%左右,土族語、撒拉語、哈薩克語和維吾爾、羌、鮮卑等語稱謂的則不足3%。僅以縣名來說,全省37個縣中,屬民族語的就有22個,約佔全省37個縣的60%,其中除`祁連縣'一名屬古鮮卑語以外,藏語有17個、蒙古語有4個。至於縣以下的鄉鎮名稱和自然地理實體名稱的比例則更大。”譬如我國東北的長春地區,由於歷史上居住著大量的滿族和蒙古族,所以在當地保留有不少的滿語和蒙古語的地名,“其分佈範圍大體上以清代柳條邊為分限,柳條邊外之西地域如長春、農安、德惠(部分)等市縣境內,多有蒙古語地名。柳條之東即邊內如九臺、雙陽、榆樹等縣境內,多有滿語地名。德惠縣境處於蒙古族和滿族銜接地帶,滿語蒙古語地名兼而有之。民族語地名分佈形勢,與歷史上的民族源流、民族活動範圍大體是相一致的。”又如北京,由於自元明清以來有大量的滿族和蒙古族的遷入,所以在北京也能夠找到受這些民族語影響的地名,如昂邦章京胡同、沙剌衚衕和如今北京西郊的藍旗營、西三旗、鑲紅旗等地名,均系滿族地名。而什剎海、中南海、西海、後海、海子橋等帶“海”的地名,其“海”字來源於蒙古語。說明蒙漢長期雜居相處,因而產生了蒙漢語結合的這些帶“海”字的地名。又內蒙古扎蘭屯市境內達斡爾族居住區,作為達斡爾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的一個典型代表,反映在地名上是在該區的50個地名中,以達斡爾語命名的單語地名為15個,約佔30%;漢語、蒙古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等語言地名的數量及比例分別是2個(4%)、6個(12%)、16個(32%)、1個(2%);達斡爾語、漢語雙語地名為9個,約佔18%;蒙語、漢語雙語地名為2個(約佔4%)。
表現之二是,在多民族雜散居地區的地名系統中,由於民族的地域性和地域的多民族性,常常出現同地異名或異地同名的地理現象,或者出現大量的混合語地名和雙語地名。所謂同地異名,即同是一個地方存在著多種民族語言命名的名稱,或者說多種民族語言為某地命名的名稱,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同時被繼承下來。如青海湖,藏語稱“措溫布”,蒙古語稱“庫庫諾爾”,漢語古稱“仙海”、“西海”、“鮮水”、“鮮水海”、“羌海”、“卑禾羌海”等,這反映了歷史上青海湖地區多民族居住的格局。異地同名指的是,同一個名稱在不同的區域內重複出現,所指的並不是同一個地方。這一般是一個部落或部族從原居地移到甲地、乙地或丙地居住時,要麼直接把原居地的地名部分地移到甲地、乙地或丙地去使用,要麼仍按照本民族固有的命名方式給新的居住點命名。如在蒙古語地名中,據1976年出版的《內蒙古自治區地名錄》統計,以“查干”(意為白色)開頭的地名,達204處。又據197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在吉林、甘肅、寧夏也能夠看到不少以“查干”打頭的地名。“原來,蒙古族生活在白雲之下,養的是白綿羊,喝的是白奶,獻的是白色哈達,白色是吉利的標誌,所以意為白色的`查干'成了地名中常用詞。把帶`查干'的地名連成一片就不難看出蒙古族同胞歷來活動的地域了。”混合語地名,是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民族語言混合而成的地名。像崑崙山中支的伊拉博羅山(即阿尼瑪卿山),清代稱“阿木尼瑪勒佔木松山”,亦稱“阿木尼麻禪母松阿林”。此山名系由藏、漢、阿爾泰語混合構成,其中“阿木尼”、“瑪勒佔”(麻禪)、“阿林”為羌藏語,其意分別為“祖先”或“聖祖”、“大孔雀”或“河源大山及洲”;山為漢語通名;“木松”(母松)為阿爾泰系語,意為冰,其山峰神奇而多冰雪覆蓋,故有此謂。黑龍江地區的綏芬河市,河市為漢語,綏芬為滿語,意為“錐子”。金阿林,“金”為漢語,“阿林”為滿語,意為“山”。木蘭縣的大木蘭達河,其中“大”、“河”為漢語,“木蘭”為蒙古語,意為“江”,“達”為滿語,意為“源”,譯成漢語為“大江源河”。雙語地名,是指一個地方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語言的名稱並行使用,其中,主要是當地少數民族有一個叫法,漢族又有另一個叫法,兩種叫法之間,既不是意譯,也不是音譯,也即這類地名中的漢語文和少數民族語音義不同,各有各的名稱,混合使用。像青海地名中,(漢語)同仁(縣),藏語叫“熱貢”;(漢語)東溝(鄉),土語叫“西吉郭勒”;(漢語)瓦匠莊,撒拉語稱“霍孜阿格西”。
民族的地理分佈是個異常複雜的動態變化過程,今天某一地區或者某一民族的聚居、雜居與散居狀態,它既是長期歷史發展演變的結果,也尚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以我國民族的聚居、雜居與散居最為典型的雲南省為例,從遙遠的上古時期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區域,歷史上分屬於氐羌、百越、百濮和九黎三苗系統的各民族,都在這塊土地上留下過他們的印跡。現今雲南大雜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民族分佈態勢,是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反映在雲南地名的整體發展趨勢上,在明以前,雲南地名中主要是以民族語地名、地貌地形地名以及體現地方性、民族性的地名為主;少量的漢語地名主要集中分佈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城鎮、交通要道和軍事開闢居民點等地區。明以後,隨著漢族移民的大量湧入,漢族聚居區逐漸由交通沿線、城鎮、壩區向山區、半山區擴散開去,反映在地名上,幾乎在任何一個地區都能夠看到漢語命定的地名,而且漢語語義地名與漢族姓氏地名逐漸成為雲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然而,雲南畢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無論漢語地名如何增加,民族語地名始終具有廣闊的分佈面。“全省127個縣及縣級市中,絕大多數都有民族語地名,全為漢語地名的僅東北邊緣的綏江、水富兩縣。西北隅的民族語地名比例最高,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佔97.23%,德欽縣佔96.28%,維西傈僳族自治縣佔76.3%,中甸縣佔76%。西部、南部邊緣的各縣民族語地名比例也高。瀘水縣佔51.7%,瑞麗市佔80%,畹町市佔65%,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佔49%,滄源佤族自治縣佔83%,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佔92%,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各縣市佔80%,綠春縣佔90%,紅河縣佔80.9%,富寧縣佔64%。再靠內,還有一些民族語地名在30%以上的縣,如師宗、廣南、丘北、雙江、墨江、元謀、蘭坪、新平、峨山等縣。”而在雲南眾多的民族語地名中,彝語地名最多,有17074條,其次為傣語地名12774條,壯語地名4365條,白語地名4330條,哈尼語地名3813條,藏語地名2852條,傈僳語地名2694條,納西語地名1829條,拉祜語地名862條,景頗語地名和佤語地名各600多條。其中,彝語地名分佈最為廣泛,幾乎雲南全省都有分佈。“西北的寧蒗、永勝、中甸各縣;西部的大理州除劍川、洱源以外各縣,臨滄地區北部鳳慶、雲縣、永德、鎮康各縣,最遠達怒江邊的瀘水和龍陵;南部思茅地區的瀾滄江以東各縣(景谷除外);以及楚雄、昆明、東川、昭通、玉溪、紅河、文山、曲靖等地州縣,皆有彝語地名。但是,有的縣只有幾條彝語地名,有的縣彝語地名僅集中在其邊緣的某一小範圍內,都只能算彝語地名的邊緣區。綜合分析彝語地名的數量、密度和重要地名比例,則彝語地名集中的範圍,西北至金沙江以東,西部包有洱海以東、以南各縣,以瀾滄江為界,南部以紅河為界,幷包有紅河以南的景東縣,東南部包有文山州的文山、硯山、丘北、馬關、西疇諸縣。”這與雲南彝族的地理分佈大致是吻合的。
在雲南少數民族的地理分佈中,隨著海拔高度的變化,不同的民族分佈在不同的生態位上,即民族分佈呈現出立體分佈的特點。這種獨特的民族分佈,隨之帶來了民族語地名的立體分佈。一般傣語地名往往在低海拔的壩子或河谷,哈尼語地名在有水源的山上,傈僳語、苗語地名在高山上。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有哈尼語地名274條、彝語地名223條、傣語地名100條,其中傣語地名多集中在低熱的元江河谷和甘莊壩子,哈尼語地名在南山區,彝語地名則在其北山區。
三、民族遷徙與跨境民族分佈在地名上的反映
歷史上的各種民族共同體,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主動或被動地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到他方尋求新的家園。這種民族空間位置的頻繁移動,一個最為直接的結果是,不僅在民族遷徙的重要通道——民族走廊沿線,我們會看到許多民族留下的歷史印跡,就是在某一個民族變動急劇的地理區域,也能夠尋覓到曾經生活在這個地區的民族留下的許多不可磨滅的歷史遺蹟——民族語地名。所以,在民族史學的研究中,通過全面梳理民族語地名,揭示歷史上某一地區或某一民族的遷徙情況,向來是人們關注的一個點,且有許多成功的範例。如歷史上的“昆明”一詞,秦漢時為族名位於滇西大理,三國時滇東北也出現昆明,隋唐五代在貴州西部、四川南部都有稱昆明的地名,唐代昆明變為政區名,在今四川鹽源設昆明縣,元代昆明作為政區名才轉移到今址。朱惠榮先生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多個“昆明”,系因民族語地名隨著該民族的遷徙而多次移動位置的結果。而吳光範先生則通過對西南歷史上出現在各地的多個“昆明”之稱的考說,認為古時有昆明部落或昆明族,他們是彝族的先民,是“大種強夷”,又是遊牧民族,遷徙於滇川一帶,所到之處,族名就演化為地名了。昆明之稱的變遷演變情況,反映了古昆明族的遷徙情況。屬於氐羌系統的拉祜族,歷史上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漢文資料中關於拉祜族的記載也甚為缺略,所以要從有限的文獻資料獲取拉祜族在西南歷史地理區域內的空間變動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有的學者嘗試著從民間口頭傳說資料——拉祜族古歌謠中的地名資料尋求切入點,在認真梳理古歌謠中地名後,認為拉祜族的始祖“必低必修”起源於甘南一帶,活動在漢水河畔,江洛與武都之間,成為史籍中“武都羌”的一個組成部分。後來他們逐漸向甘青交界的河湟地帶遊動,來往於青海湖畔並在青海湖北岸、祁連山南麓的“托拉山”狩獵過。這時的拉祜先民是“河湟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後來,在先秦王朝征伐羌人的戰爭中,拉祜族的先民又隨同其它古羌人一直向南遷徙,大致通過三條道路進入四川,之後又經過三條道路遷居雲南。
地名反映民族遷徙的例子還很多。如“以景頗族、阿昌族歷史上的遷徙為例來說,在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帶,至今還保留著許多阿昌、浪莪(景頗族自稱)的村寨名稱。據史書記載,古代浪速(或浪莪)地在今雲龍縣瀾滄江西岸的表村、早陽一帶。而清代以後浪速地則在片馬以北,兩地東西相距數百里,中間隔著怒山山脈、怒江和高黎貢山山脈。連接今日帶有阿昌、浪莪村寨的地名,就可以劃出阿昌族與景頗族操浪速方言的一部分人,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帶遷徙的路線。再以怒族的遷徙為例,雲南麗江縣九河鄉的龍邑、大格拉、小格拉,劍川縣的儻郎村,蘭坪縣的彌洛衣、恩照村等地名均為怒語,都是怒族先民居住過的村寨的名稱。這些地名說明了古代怒族是居住在麗江、劍川一帶的,後來逐漸遷移到蘭坪的瀾滄江兩岸,最後又進入怒江地區居住的。”又在廣東、福建等省區,有不少的“畲”字地名分佈。1984年,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漢字處對廣東省31.5萬條地名調查時,共整理出帶“畲”字的地名793處。司徒尚紀也說:“以畲或為首尾地名多分佈在山地、丘陵和臺地地段,尤以內陸客家人地區至為普遍。例如平遠有歐畲、下畲、季花畲、良畲……河源有橫畲等等。”在福建,據陳龍統計,全省帶畲字地名有231處。這些“畲”字地名,顯然與畲族的早期分佈有關。“畲既是族名,也是他們`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奇怪的是,現今的畲族居住地(閩東、浙南)倒是未見帶畲字的地名。因為他們遷居到閩東、浙南時,當地已經早有其他地名了吧!從以上分佈可以看出,畲族在福建早期聚居地主要在武夷山區自北向南延伸。這就為史學界的爭論提供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證據,看來,居住在武夷山區的閩越國人與畲族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兩個民族。”畲族早期居住在閩粵交界處,後來自閩西遷經過閩北逐漸往閩東和浙南。
上面,我們是從地名看單個民族地域空間的變動情況。從一個具有相似文化的民族集團在一個相對寬泛的地域內所留下的民族語地名,也可以看出這個民族集團的變遷情況。如周振鶴、遊汝傑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通過對秦漢時期吳越與古嶺南地名的對比研究發現,這兩個地區有很多地名不僅冠首字類同,而且都屬於齊頭字,由此表現出來的相似性。他們推斷,在周秦以前,江、浙、閩、粵一帶為百越族群所居,後來這些民族大規模遷居兩廣、貴州、雲南一帶,自然會把一些地名的命名習慣帶到新的居地,所以我們在秦漢時代的吳越地名中發現一些與古嶺南地名相似的地名。
在當今世界民族居住格局中,由於歷史上的民族遷徙、移民和國家領土的贏縮等因素的影響,使某些在歷史上同屬於統一民族的群體分屬於不同的國家,呈現出跨國境分佈的狀態。這種跨境而居的民族,由於歷史的或居住地彼此相連等因素的影響,他們雖然分屬於不同的國度,但在歷史傳統、文化特點等方面,有著諸多的相似性。反映在民族語地名上,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民族語地名在不同國度的重複出現,或者說民族語地名亦呈現出跨境分佈的特點。如我國南方及東南亞的一些地區,以“那”字冠首地名的區域性分佈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據相關研究資料顯示,“那”字冠首地名的分佈範圍,其東界中國廣州灣東珠海市的“那洲”(沙洲的田),西界緬甸撣邦的“那龍”(大塊的田);北界為中國雲南宣威市的“那樂衝”(“衝”為漢語方言,意為山衝谷地的田),南界至泰國宋卡府的“那他威”(意為成雙的田)。這塊弧形地帶,包括中國的廣東、海南島、廣西及雲南南部及越南北部、老撾、泰國、緬甸撣邦地區。“那”類地名在上述地理區域內的集中分佈,說明此區域內的土壤、雨水、氣溫、日照等都宜於水稻栽培,而操壯泰語的諸民族群體,他們以稻作為生,稱水田為“那”,在水田的周圍聚族而居。而且,隨著稻作民族的流動遷徙,含“那”字的表示水田名稱的地名,隨之也擴大成為一村、一鄉、一鎮、一縣以至府城的名稱。就是在這樣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首字冠那的地名,不僅成為壯泰等民族稻作文化的一種鮮明標記,還逐漸的成為融地域性、歷史性和民族性的獨特的地名文化景觀。
不同國度同一地名的重複出現,實際上與民族的跨境而居也是不無關係的。如在東亞大陸的北部草原地帶,同一民族雖然分居多處,但他們由於按照相同的方式給聚居地命名,故而在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出現了許多相同的地名。如“蒙古國扎布汗省的吉布哈朗圖、南戈壁省的敖包圖、中央省的克爾倫、肯特省的達爾罕、科布多省的阿勒泰、東方省的查干敖包、巴彥烏拉蓋省的查干諾爾等地,分別在中國內蒙古新巴爾虎左旗、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新疆阿勒泰地區、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阿巴嘎旗等地,多次重複出現。尤其蒙古國東方省的巴彥烏拉這一地名,在中國內蒙古新巴爾虎右旗、新巴爾虎左旗、巴林左旗、西烏珠穆沁旗等地出現。蒙古國巴彥洪戈爾省的巴彥查干這一地名,在中國內蒙古克什克騰、西烏珠穆沁、扎魯特、新巴爾虎左旗以及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等5地重複出現。在同一國內,各地區之間也有這種現象。如巴彥塔拉一名,竟然在扎魯特、科爾沁左翼中、乃曼、巴林右、西烏珠穆沁等5個旗縣出現。白音和碩一名,也在東烏珠穆沁、西烏珠穆沁、巴林右、科左右、鄂托克等5旗重合。達斡爾族地名,也有同樣的規律。雅克薩城,在俄羅斯境內,位於提威河灣,阿爾巴金城東。在中國則稱雅爾斯屯,位於齊齊哈爾市城北,嫩江右岸。同是由達斡爾族先民所建。多金城,也在俄羅斯境內,位於黑龍江支流盤古河口東南,達斡爾敖拉氏所建。在中國有多金屯,位於嫩江上游左岸,同是敖拉氏所建。博爾多村,也在俄羅斯境內,原江東六十四屯之一。在中國的博爾多,位於嫩江左畔,今黑龍江省訥河縣城,古稱博爾多。鄂倫春族地名,也有同類情形。俄羅斯境內的布利亞河,原是鄂倫春人居住之地。中國黑龍江省遜克縣鄂倫春族居地,也有一個畢拉河之名,與布利亞河同音異譯。這說明跨國居住的民族地名,既有國際之間的地名重合,又有一個國度內各地區之間的地名重合,這是歷史地名文化的一種普遍現象。
綜合以上三個部分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任何一種民族語地名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其深刻的歷史地理基礎和文化背景,都客觀上內隱或外顯與民族的生態環境分佈、地緣分佈、跨境分佈相關的大量的文化的信息,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某一特定區域內民族的聚居、雜居與散居程度,歷史地折射出區域內的民族構成和空間分佈的動態變化。
來源：《貴州師範大學報（社會科學報）》
2007年第3期
選稿：常宏宇
終校：黃舒馨
審訂：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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