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開眼界!一起看看清華大學新雅書院大一學生馮思源、武亦姝、邱瑞昆的寒假作業

2020年初的這個寒假,新雅大一學生原計劃分作三隊,去往英國牛津、希臘雅典、意大利羅馬進行訪學;甘陽院長給三個隊分別佈置了不同的閱讀材料。疫情打亂了原本的安排,於是這個寒假變得有些特殊。雖然海外訪學活動未能成行,閱讀材料可是少不了,新雅的同學們按照甘院長的要求認真閱讀了相關材料,還撰寫了讀書報告。新雅學子條理之清晰,思考之深入著實令人大開眼界。

本次為大家摘錄出希臘隊的馮思源同學羅馬隊的武亦姝同學以及英國隊邱瑞昆同學的讀書報告,供大家參考學習,下面就讓我們跟隨著“別人家的寒假作業”,一同領略三地的文化魅力吧~

01 希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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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對誰的審判?

——《奧瑞斯提亞》中神人關係的思考

馮思源

古希臘悲劇的強烈悲劇性,在於劇中人皆受到一個外在強大力量的支配,無可避免地走向復仇、流血與殺戮。“悲劇是把美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如果那個撕碎的動作可以被喝止,或是撕碎美好的那個人物出於基本的良知與理性而收手,悲劇也就不成其為悲劇。而古希臘的悲劇恰恰是最不可能收手的那一種,因為劇中的主人公不僅對自己面臨的事件和情況無法控制,對自身的動作和行為亦不負全責。神的世界整體凌駕於人間之上,神的旨意召喚著人出發,指導著人作戰,甚至命令著人謀殺。也正因如此,觀眾會對悲劇的主人公寄予最深切的同情,神或許有意作惡,凡人皆有被命運控制的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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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瑞斯提亞》三聯劇講述了復仇與反覆仇的故事,每一次復仇都有其無可辯駁的正當性,亦有復仇神的意旨為依託。《阿伽門農》以克呂泰墨涅斯特拉殺害其丈夫阿伽門農為中心事件,直接原因便是報阿伽門農殺害親女兒伊菲革涅亞作犧牲的血親之仇。克呂泰墨涅斯特拉的情人埃奎斯托斯也參與了這場殺戮,其父提厄斯特斯與阿伽門農之父阿特柔斯亦有殺子之仇。而阿伽門農殺害女兒則是為了獻祭女神阿爾忒彌斯,以在戰爭中穩定艦隊的航向,而戰爭本身,又是對特洛亞王子帕里斯劫走墨涅拉奧斯的妻子海倫的一次復仇。家庭世仇的陰影,選擇家庭還是國家責任的“雙重困境”,以復仇神組成的歌隊無時不在的背景聲,都讓復仇戰爭的勝利者阿伽門農逃離不掉被自己的妻子殺死在浴缸中的悲劇命運。而導致國王慘死的一連串悲劇,最初早已由眾神寫好:“當初眾神審判那不必用言語控訴的案件的時候,他們毫不躊躇的把死刑,毀滅伊利翁的判決票投到那判死罪的壺裡;那對面的壺希望他們投票,卻沒有裝進判決票。”[1] 被阿伽門農帶在身邊,並與他一同被殺害的侍女,來自特洛亞的女性先知卡珊德拉,就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不可違抗的命運,她最終走進她在之前兩次躊躇不敢踏入那扇門,摘下象徵先知的綬帶,被克呂泰墨涅斯特拉邀請去共享犧牲,而那犧牲正是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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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呂泰墨涅斯特拉殺死沉睡中的阿伽門農之前的猶豫不決》

(Pierre-Narcisse Guérin)

《奠酒人》講述奧瑞斯特斯從外邦回國後,拜謁父親的墓地,與姐姐伊萊克特拉相認,而後殺死阿奎斯托斯和自己的母親克呂泰墨涅斯特拉的復仇故事。弒母的行為畢竟屬血親相殘,奧瑞斯特斯在殺死阿奎斯托斯之後內心亦有惻隱和猶豫,因而諸神的意願在此處的作用更加明顯。朋友皮拉得斯說“你要相信,寧可招全體人憎恨,不要招神們憎恨”[2];復仇神的話語告訴他:“要是我就此住手,我怎能躲避那些替父親報仇的獵狗?”[3]當他站在母親的屍體旁宣告勝利時,他心中明確地知道“我的勝利是不值得羨慕的汙染”,卻又有諸神使者的話語提醒著他“我殺母親並不是不合法合理,她殺我父親,手上有汙染,為眾神所憎恨。”[4]在神意的指引下,“正義”的施行者在他被安排所做的復仇事件上勝利之後,便直接走向被複仇、被懲罰的命運,因為復仇的行為本身即是必須通過僭越的行為而完成的,而一切的僭越終將受到懲罰,如此冤冤相報,永無止境地走向悲劇,正是復仇神通過歌隊唱出的:“每逢家庭間的鬥爭害死一個親人,我們就顛覆那個家。”[5]

在“神的安排”和家庭註定的悲劇面前,人的意識並非毫無作用。伊萊克特拉在為父親尋求正義的祈禱時敏感地問出:“你是說開庭審判,還是報復?”她已明確地感知,報復,即用家庭成員的殺戮來完成的正義,其結果只能是下一場血案,而審判則會導向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可惜歌隊的回答只是“你明白地說,血債血還。”“對仇人以怨報怨,怎麼會不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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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審判這一行為對三聯劇的觀眾而言,是從伊萊克特拉那句清楚的問題以來的眾望所歸。神界對凡人行為的操縱,凡人被迫接受的不可違抗的命運,一切的矛盾在《歐門尼德斯》(《復仇神》)中雅典衛城的法庭上達到高潮。但劇中的審判並不同於城邦裡的審判,“審判”這一行為也由此構成了神與人之間矛盾的焦點。《奧瑞斯提亞》寫於公元前458年,此時雅典民主正處於鼎盛時期,陪審法庭的制度架構已經趨於成熟;而三聯劇原事件發生的時間則是“英雄時代”即公元前12世紀初葉,彼時的希臘社會對於何為民主,何為審判,恐怕並沒有確切的概念。埃斯庫羅斯將“審判”引入古代神話—英雄故事的敘事,可以算是以“現代”觀點重述歷史的鮮活例證。但這種敘事視角面臨的必然矛盾是:雅典直接民主的基本假設是每個公民皆有參與政治的能力,至少可以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庭也是由人構成,對人審判,理所當然地把個人作為全權對自身負責的行為主體;而對阿伽門農、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而言,他們的行為與結果大多由諸神所安排,正如克呂泰墨涅斯特拉所說“兒啊,事情一半怪命運”[7],他們在奔向“命運”不可違抗的終點時所做的一切,包括殺戮,是無需由他們自己全權負責的。而操縱這個家族命運從而接受審判的力量從不是抽象的,它是奧林波斯神阿波羅與古老的夜神之女復仇女神,他們背後的則是掌管一切、卻最為喜怒無常的宙斯。阿波羅在法庭上也說“我要親自為他辯護,因為我對殺母的事有責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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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神話譜系(馮思源繪製)

但不可違抗的命運,並不意味著凡人可以就此擺脫一切責任。“一半怪命運”、“分擔一部分責任”等等表述,都暗示著神與人之間共同的責任,歌隊在經過迂迴的敘述後,也走向了“造成人類悲劇的不僅是‘宙斯的計劃’,還有人自身的僭越行為”這一結論[9]。確認人類的責任,與人類祭祀、狩獵的行為相似,都在區分人與神、人與動物的界限:人將動物祭祀給神,祭祀者與祭品的區分正是人與動物的區分,是人之為人在世界上立足的依據;人須承擔責任而動物不需要,若將責任推卸,便與把人作祭祀一樣皆是僭越的行為了。對人類同悲劇命運一樣不可擺脫的責任的強調,使全劇的悲劇性走向深刻。

若審判發生在奧瑞斯特斯和克呂泰墨涅斯特拉兩個凡人的殺戮之間,無非是判定弒母的“血親相殺”和殺夫的“女人殺男人”哪個罪孽更深重,而對於一出悲劇而言,這樣的審判,即使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仍是無意義的。因此《復仇神》中的審判與其說是“正義”對奧瑞斯特斯和克呂泰墨涅斯特拉,不如說是雅典娜對他們雙方的保護神,阿波羅和復仇女神的審判。在法庭上,阿波羅的辯駁集中在對復仇女神的詆譭,僅有的邏輯竟是由男人對女人的絕對優越推之女人在生育與撫養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繁衍的工作無須女性亦可完成。復仇女神的控告則一方面抓住血親相殺為實有的罪孽,“以武力對武力”的復仇絕不能停止;另一方面以如果敗訴,對整個城邦強烈的詛咒為威脅。他們的辯詞中充滿了偏見和主觀片面的情緒,將希臘諸神“凡人”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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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複仇神追趕的奧瑞斯特斯》

(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所以對被賦予了人性真實的弱點,又無需承擔人類社會責任的阿波羅和復仇神來說,雅典娜對他們的“審判”與其說是為兩位神尋求“正義”,不如說更多屬於人對人的引導和勸說。在劇終,復仇女神被雅典娜說服,將詛咒變為善意的祝願,《奧瑞斯提亞》在無盡的悲劇之後擁有了完滿的結局,但在祥和的氛圍背後,神與神的根本矛盾並未解決。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在劇中複雜的象徵意義導致了他們複雜的人格與表現:“復仇女神既是宙斯的使者,又是阿波羅這個宙斯使者的對手;她們既是瘋狂的標誌,又是正義的維護者;既是為血案復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實例,又是社會秩序的守護者,復仇女神在這些對比間搖擺。”[10]阿波羅亦因為使得奧瑞斯特斯“用文明化的價值觀戰勝了血債血還”,也發出了“母親不是真正的親人”這樣違揹人倫的言論而獲得了善惡兩極化的評論。

看似情節簡單的悲劇,深挖下去卻是人類至今仍無法找到出路的痛苦和疑惑。如何理解正義、復仇、暴力以及人們對社會,對彼此的責任,仍需要三聯劇的每一位觀眾用一生的時間反思與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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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念生譯:《埃斯庫羅斯悲劇六種》,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頁。

[2] 同上,第246頁。

[3] 同上,第247頁。

[4] 同上,第251頁。

[5] 同上,第266頁。

[6] 同上,第229頁。

[7] 同上,第247頁。

[8] 同上,第273頁。

[9] [英]西蒙·戈德希爾著,顏荻譯:《奧瑞斯提亞》,三聯書店,2018.2,第92頁。

[10] 同上,第96頁。

02 羅馬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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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龐貝中尋找什麼

——讀瑪麗·比爾德《龐貝》

武亦姝

當現代的旅者前往參觀龐貝遺址的時候,是懷著怎樣一種期待的呢?龐貝是一座羅馬城市(正如本書副標題中所指出的那樣),因此我們當然希望在其中找到古羅馬的存在痕跡,力圖對其背後的大文明有所考量;但同時,我們暗暗期待一座城市在兩千年前被灰燼吞沒的瞬間的景象,渴望體味在漫長的時間跨度中它不同尋常的死亡發酵所得的神秘。

龐貝生與死的方式註定了它的二重意義。其他消失在漫長歲月中的古羅馬城市都擁有的城市歷史僅是它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則由現代人雜糅著好奇、懷疑、興奮等諸多情感進行的解讀與再現構成。由於後者摻入了現代人的想象力,這兩種身份間必然存在一道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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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學者瑪麗·比爾德以審視這道鴻溝的方式來理性地“思考這座古城是如何被轉化為'我們的'龐貝城的,並反思我們理解這些出土遺存的過程。”[1]換言之,在儘可能準確地讓過去重見光明的同時,尋找它在當下時刻的意義。

本書在引言部分對公元79年8月25日的災難進行描述時,選用了一種相當剋制的筆調。這樣的敘述並無市面上所見大多數作品在開頭近乎慣例式的對 “末日”的刻意渲染,反而使得作者對歷史細節充滿人情的關注和考量得以更清晰地被讀者感知:“我們也能理解那些在上路前懷著樂觀情緒把大門鑰匙塞進口袋的人們,雖然最終希望落空。”作者摒棄了人們面對龐貝的災難和屍骨時常有的憐憫與獵奇慾望,通過關注逃亡者口袋裡的鑰匙和錢幣一窺他們對生的希望,並以此來接近這場災難和它背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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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遺址出土《夫妻肖像》

瑪麗·比爾德如此平和而富有人情味的敘述貫穿全本;但她在開篇對這場災難的處理令人尤為印象深刻。

龐貝的龐貝和羅馬的龐貝

人們對龐貝的歷史身份通常也有兩種觀察方式。其一是從龐貝本身出發,縱觀從公元前6世紀城市範圍初步確定到公元79年8月25日在這裡發生的一切事件;另一種則是以羅馬為出發點,順著龐貝與羅馬的聯繫,側重於前者對後者文明的呈現。比爾德對選用哪一種觀察方式並不著急。她將龐貝城的歷史用時間順序排列——成為“羅馬的龐貝”自然是這一時間軸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行文至此時才徐徐道來龐貝與羅馬的聯繫。學者在其中展現出一種對龐貝本身歷史的尊重。

對於“羅馬的龐貝”,比爾德否定了考古學家以往對龐貝“無足輕重”的評價,並通過對歷史細節的考量(如馬克魯斯雕像上的銘文、龐貝與羅馬的相對地理位置、尼祿的第二任夫人的住宅等),在肯定龐貝是一個普通的“羅馬治下的意大利城市”的同時,證明其“和羅馬精英世界有十分密切的聯繫”[2]。她的說法非常精準:龐貝存在於羅馬城的“半影”之中;精準地把握其間若即若離的聯繫至關重要。

通過承認龐貝與羅馬的複雜關係,引導讀者不帶成見地在之後的章節裡“參觀”兩個時空的龐貝,是與比爾德考察歷史細節來重建過去的研究方式相符合的。

重建看法

在探討龐貝人的日常生活時,作者不斷地在做一種嘗試:通過整合歷史信息,儘可能地重建所有涉及到某個事件的不同身份的人對該事件的看法,再由這種看法對已有的歷史事實進行解釋。例如,在討論龐貝城中的競技比賽時,僅從觀眾和贊助者的角度審視這場表演是不夠的;角鬥士、鬥獸者和他們的管理者都理應是考察的對象。通過對整場競技的運作方式和利害關係的分析,得出頗有“人情”的結論:“當某個角鬥士失利時,大多數情況下贊助者都應該引導觀眾對其暫緩行刑,而不要當場將其處死。不消說,這也必定符合角鬥士的本能。他們一起訓練、一起生活,無疑會成為朋友,想必不會全力以赴相互廝殺。”[3]

作者雖然在書中提供了結論,但通過對一種平等探討語境的構建,依然為讀者保留了想象和提出問題的空間。例如,如果社會上對於“英勇的角鬥士”的追捧超過了一定限度,所謂因同吃同住而產生的友情是否能夠阻止一名角鬥士全力以赴地殺死同伴?如果絕大多數的比賽結果都是“暫緩行刑”,為什麼這一制度還要保留?那些被賦予角鬥場最前排座位的精英們,如果害怕鮮血四濺的場景,又該怎麼辦呢?(這些座位的設置既是貴族的特權,也反映著當時社會對精英群體的某種要求)就讀者而言,這些並不是毫無歷史依據的空想,而是跟隨作者進入真實的龐貝世界的嘗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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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一些無法被重建的標準——例如“卡伊基利烏斯·尤昆都斯之家”房屋上層的一隻木箱裡的文件是依照什麼被篩選而被保存下來的——作者將空白與缺漏保留,從已知的部分提取可以被知曉的歷史信息。這樣的敏感對全書的嚴謹性至關重要。

與古城的距離

但這樣的嚴謹和書中隨處可見的對歷史細節的描述並不是為了將讀者與古城的距離拉到最近;整本書中作者沒有絲毫做此嘗試的跡象。正如引言中所說的那樣,本書遵從著龐貝城作為“古代城市自身及其發展的歷史序列”和“逐漸在現代世界中重新出現的歷史進程”兩條時間序列,從頭至尾不曾將龐貝從現代語境中抽離;時時出現的現代人的觀察不斷地提醒讀者這是一本歷史讀物而不是一本描述性的小說。同樣地,她也並不嘗試用現代人的眼光強行解讀對於現代學者來說龐貝城中必然存在的諸多困惑。

這一基調使得文本的敘述中得以有未解之謎存在。當前文所提到的“看法”沒有辦法被重建的時候,人們往往會反過來質疑那些以明確的證據被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由於許多已有觀察和慣性思維的影響,即便龐貝城內各建築的功能已經大致得以識別,承認“龐貝城並沒有我們所預期的分區”[4]並不是一個容易得出的結論。我們現在非常難以理解,為什麼龐貝城內沒有清晰的按照建築社會功能劃分的建築群,為什麼精英與非精英的住宅區之間沒有明顯的差別?為什麼那些只能住在湖南的小房屋裡或在工坊裡生活的人,獨獨在洗浴這件事上能夠享受和富人一樣奢華的浴場裝潢呢?儘管“龐貝與現代西方城市存在差異”這一點毋庸置疑和非常明顯,我們在閱讀歷史時依然時時將它忘記。而瑪麗·比爾德告訴我們,承認上述差異的存在是現代人找到與古城對話時合適的距離的第一步。

在允許並鼓勵未解之謎的存在後,作者展開了對於龐貝人的娛樂生活十分精彩的描述與分析。舉龐貝城市中的妓院為例。作者首先闡明通過分析考古資料得到的龐貝的傳統上的規定:“妓女不允許穿著標準的女性服裝,而要穿男性的託加袍”[5]。這一規定是很難用現代視角進行解釋的:將妓女與男性的服飾統一,通過跨越性別的穿著來將其與可敬的貴婦人區分開來,其背後的性別、等級甚至是法律觀念似乎與我們習以為常的那些大不相同。這是一個屬於上文“未解之謎”範疇的問題,因此處理它的最好方式是將其完全復歸到公元79年之前的龐貝城裡去,而不是企圖為其尋找一個令我們現代人滿意的:“合理解釋”。在明白了這一點後,作者的觀點便更加容易被理解:“在龐貝尋找妓院根本就是一個範疇錯誤。在整個城市裡,通過性來賺錢幾乎就和吃、喝、睡覺一樣普通。”通過上述邏輯序列的梳理來把握龐貝城的歷史脈絡,是讀者與作者一起完成的一種有益又有趣的嘗試。

結語

比爾德對歷史事件中的缺漏是毫不掩飾的;也正因如此她的邏輯鏈條永遠非常緊湊,書中由多次猜測推出的結論少之又少。對空白恰到好處的處理反而造就了著作的完整性。她提供細節,溫和地破除許多現代人已有的成見,為龐貝“去扁平化”。現代讀者因此得以體味一個熱氣騰騰的真實的龐貝,同時本文開頭的兩種期待皆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滿足。

說“一定程度”,則是因為龐貝的遺址畢竟仍然存在,歷史真實的自我呈現永遠比文本更加有力。將以對古城更深的嚮往和未來的探訪表達自己讀完本書後對龐貝文明的欣賞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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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瑪麗·比爾德,《龐貝:一座羅馬城市的生與死》,熊宸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28頁。

[2] 同上,第61頁。

[3] 同上,第369頁。

[4] 同上,第849頁。

[5] 同上,第319頁。

03 英國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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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想象構建的英國

——傳統與變革的調和

邱瑞昆

“一個社會,並非單純是由組成它的大量個體、這些個體所佔有的土地、所使用的東西以及所採取的行動構成的,最重要的,是社會對自身所形成的觀念。”[1]《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一書著重強調的正是英國人如何看待自身。作者琳達·科利在追溯英國形成的歷史時,真正揭示的是“英國”作為一種國家認同如何被構想、“英國人”作為一個整體的身份概念如何被接受,以及這種統一認同的內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作者通過不同的切面展示出國家的複雜性——各種群體都有原本的身份認同,並且因此異質甚至對立,在此情況下如何讓他們都接受一種共同身份?兩種身份中,前者代表著深入人心的傳統、權威、已經成熟的想象;而後者代表的是未來的希望,兼具風險、新興的想象。英國最神奇的地方在於其驚人的調和,人們的多重身份並行不悖,在共同身份之下傳統身份依舊完好,讓英國在引領世界變革潮流之時,同時也最大限度地保存著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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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對穩定的大眾想象

作者琳達·科利在序言中已經展現自己的傾向:“接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被公認的,鬆散但因此彌足珍貴的定義,即國家是‘一個想象的政治共同體’。”[2]無論這種想象的構建者是誰,其最終接受者必定是組成國家的絕大多數人群,即大眾。這種想象也只有得到大眾真正自願地認同才能夠發揮作用並且延續下去,國家認同和國家身份才是真實的。

大眾想象當然處於變化當中,但是作者的描述“其建也勃,其崩也忽”[3]顯然是誇大其變化的一面。個體想象是敏感而易變的,但是大眾想象不同,它表達的不是簡單的個體想象的疊加,而是一種共享的思維方式,是社會整體對自身的思考結果,這一結果經受成千上萬的個體的思考檢驗,最終被認可和接受。所以在談及新教時,作者才會這樣寫道:“新教並不僅僅只是一種如同羅馬天主教那樣的宗教信仰。新教是界定他們是誰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也是一個框架,他們透過它來回顧歷史。”[4]新教正是構建英國身份這一大眾想象的基本工具之一,代表著無數個體的共同思維,所以才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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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對大眾想象發揮作用的必然是能影響大多數人的重要歷史事件,比如美國獨立戰爭,或者是整個社會的潛在變化,比如英國全國性商業體系的建立。實際上,大眾想象的改變過程是極其艱鉅的。從構建來看,英國構建各個群體對國家的共同想象的歷程可謂是道阻且長,作者列出的歷史就有一百三十年,期間數代人成長起來,才構建起基本穩固的認同,而且各個群體的原有身份依然留存。這也反映出改變各個群體原有的身份想象有多麼困難。

大眾想象的相對穩定不僅僅來自於改變集體意識的難度,還在於大眾想象經常藉助的非理性態度(非理性無法概括大眾想象本身)。非理性態度使得大眾想象對現實變化是可以選擇性接受的,也可以通過輿論歪曲甚至否定現實,或者是採取一些手段對支撐想象的依據進行修補、潤色,從而保持這種想象的影響力。換言之,對於大眾想象來說,符合現實、嚴守邏輯並不是其存在的必要條件,它可以憑藉人們強烈的印象或者情感偏好而維持生存。英國人當時強烈的自豪感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對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形象的扭曲之上的。“居於英國國家身份的核心地位”[5]的新教信仰能夠在遭受美國獨立戰爭的打擊之後仍然保持自己的地位,並且通過禁止奴隸貿易重新強化自己的影響,這一切與英國人強烈的宗教情感也是緊密相聯的。這種非理性態度在英國國內同樣可以被引導成集體狂熱,成為某種政治工具。民粹主義者約翰·威爾克斯正是利用底層英格蘭人對英格蘭身份的留戀和對蘇格蘭人的刻板印象煽動民眾,名噪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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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來之門》(William Hogarth,1748)

2 戰爭底色上的調和

我們已經說明作者琳達·科利著重展現的英國國家認同在歷史上是一種新的大眾想象,並且形成之後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狀態。但是這種新的大眾想象並沒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地方性的想象。各地自身的身份認同依舊保持著活力,甚至凝聚力有時超越了整體的國家身份認同。英國人保持著並行不悖的多重身份,讓傳統與變革共存。對比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傳統被變革的強力反覆碾壓,甚至變革本身也會被新一輪變革迅速取代。由此可見,英國此時傳統與變革間的緩和關係是多麼不同尋常。我們且不論英國人是否真的都具有對傳統的依戀或者對變革的恐懼,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一定具有非凡的調和能力和展現這種能力的契機。這與整個時代的戰爭背景是緊密相關的。

作者通過對名畫《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的分析揭示出:“戰爭,是英國得以形成的基礎。”[6]那麼戰爭對英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具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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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爾西侍從讀滑鐵盧戰役公報》(David Wilkie,1822)

對外戰爭意味著國內團結的加強。對外戰爭能夠轉移國內矛盾,在與異己激烈對抗的過程中,共同的恐懼不安和仇恨使得國內保持著最大限度的統一。(新教在此至關重要,其共同信仰和排外性是“異己”觀念形成並具有強大影響的關鍵)所有人都需要現有秩序良性運轉以應對外在壓力。這在無形中給國內各種力量都施加壓力,壓制了內在分歧的暴力性表達,迫使各種分歧以相對溫和的形式表現出來,至少都要帶上愛國主義的標籤。傳統與變革勢力即使要衝突,也必須維持一種底線性的團結。當然這和英國主動創造溫和的分歧表達方式也是有關的,向議會請願、組織群眾遊行都是公認的、具有一定效力的意見表達手段。但戰時團結在內戰中就難以存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國人內部意見的分裂對峙就是有力證明。

戰爭促使傳統讓步。戰爭,尤其是大規模戰爭,考驗著國家機器整體的能力,對居統治地位的傳統勢力來說壓力巨大。戰爭的失敗責任是統治者難以承受的,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國的失敗不僅僅導致諾斯勳爵內閣下臺,更導致社會對整個貴族階層統治合法性的質疑。個人、階層、體制都將受到公眾的責問,溫和釋放這種壓力的手段是傳統勢力的順勢改革。而戰爭成功雖然可以被作為統治正當性的證明,但是統治者也必須遵守規則——滿足參與戰爭的大眾的某些訴求,以此作為對其貢獻的承認,同時保證下一次動員的順利進行。在這種交易中,更加溫和的改革將由傳統主動發起,吸納新的因素,滿足一些新的要求,七年戰爭中的大規模徵兵的後果就是當局對男子政治權力擴大的許可。由於兩種改革都是由代表傳統的統治階層發起,改革便不會像革命一樣摧毀傳統。他們雖然會拋棄某些具體的傳統或者有選擇性地改造傳統,但這些細節的損益換來的是群體所代表的傳統生命在整體上的延續,就像王權和貴族權力雖然受到民主的限制,但是王室和貴族在現實和文化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

戰爭有效地促進社會流動。這種流動不同於當局正常給出的流動途徑,比如選舉或是公務員制度。戰爭促成的社會流動受到傳統的約束更小,成為邊緣群體向上流動的有效途徑。一定規模的邊緣群體通過參與戰爭,積攢軍功,被吸納入統治階層,成為新晉精英。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影響力,改變現有體制或者通過現有體制達成有利於邊緣群體的主張,最不濟也能夠減少體制中的阻力。社會上原本對立衝突的各種力量通過這個群體轉變成統治階層內部的溫和博弈。通過社會權力的重新分配,變革由對傳統構成外在挑戰轉化為在傳統內部進行重新建構,最終以妥協、融合而不是摧毀、代替的方式達成革新的目標。蘇格蘭人正是這一途徑的受益者,通過參與戰爭,部分蘇格蘭人躋身統治核心,甚至引領了英國政治風格向強硬轉變的過程。除了少數精英的崛起,大部分的邊緣群體同樣可以從戰爭中獲益,他們通過戰爭中突出的整體成績可以更加明確地表達自己對國家的貢獻與認同,使得傳統勢力和大眾更好接納他們。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解放與其在戰爭中優異的整體表現之間正是這樣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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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年英格蘭製圖學家John Speed出版的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地圖集

英國人的傳統與變革之中的調和關係不是對傳統或變革的情感傾向的簡單產物。英國人內部各個群體對傳統和變革的態度都是複雜的,彼此之間也不統一。這些在變革中倖存下來的傳統,是各種力量在戰爭的非正常狀態下相互妥協的成果。它們不是自然而然或者理所應當的,其背後是各個群體的主觀選擇和努力。

3 悲觀或樂觀

看到整個英國在戰爭中塑造自己新的大眾想象的過程之後,我們也就可以回到作者在全書結尾提及的約翰·麥克芬森爵士的預言以及作者自己在兩版序言中都展現出來的現實憂慮。他們都展現出對建立在“反覆進行的新教戰爭、商業成功和帝國征服”[7]上的英國國家認同在現代瓦解的擔憂。作者所列出的一系列證據:新教信仰影響力的衰弱、與歐洲的戰爭不再、小民族覺醒、學界熱門的“英國式分裂”等等,似乎都昭示著當初對英國國家身份的大眾想象如今已經岌岌可危。但是直接將1837年的大眾想象放在當下拷問,這種做法真的合理嗎?1837年與作者寫作時相差了一個半世紀,期間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英國同樣經受劇烈變革,從大英帝國變為一個后帝國時代的大國。1837年的大眾想象以及其支撐因素在這段時期內是否發生了某種變化,作者並沒有展示出來。由此,我們也無法斷言1837年之後英國人在大眾想象的塑造上沒有絲毫長進。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這種大眾想象的穩定性反而令人驚訝。當然,作者作為資深歷史學家,或許只是由於篇幅或其他原因,沒有給出自己的證據,只是直接展現結論。但這種悲觀結論的說服力不能僅僅建立在略去百餘年曆史而產生的落差感上。

正如涂爾幹所指出的:如果我們對傳統——那些讓先輩歡慶鼓舞的偉大事物——無動於衷的話,那說明“我們正在度過道德平庸的階段”[8],因為傳統已經太過平常或無法滿足我們的實際願望,而新的傳統還未產生。“任何信條都不是長生不老的,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人性不能再創造新的信條。”[9]涂爾幹對宗教的樂觀態度同樣適用於國家身份,因為二者本質上都是大眾想象的觀念產物。英國國家身份最初就是人為構建、與英國人長期磨合的新事物,如今同樣變為傳統,依舊具有生命力。社會的創造熱情還會繼續推動類似的大眾想象產生或者就是改頭換面的原有想象。當然,我們不能認為這種過程是自發的,而是需要社會主動去塑造。這才是約翰·麥克芬森爵士和作者所期待的:英國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大眾,都應該再次主動適應時代,向內部發力,讓國家認同變得更加深沉堅固,不負先輩遺留的偉大精神。

[1] [法]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東、汲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2017年版,第584頁。

[2] [英]琳達·科利:《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鵬,劉耀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0頁。

[3] 同上書,第30頁。

[4] 同上書,第396頁。

[5] 同上書,第442頁。

[6] 同上書,第440頁。

[7] 同上書,第449頁。

[8] [法]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89頁。

[9]同上書,第590頁。

各位同學讀罷,是否對新雅書院充滿好奇呢?本週iTsinghua雲學堂請到了新雅書院院長甘陽教授以及五位學長學姐,為大家“揭秘”新雅書院,以下為講座概要,感興趣的同學千萬別錯過!

專業認知—文理通識類

時間

3月20日(週五) 20:00

分享主題

新雅書院:創新中國本科教育模式

主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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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教授

甘陽,清華大學文理通識大類首席教授,新雅書院講席教授、院長,哲學系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西方思想史及大學理論等。著有《政治哲人施特勞斯》、《文明·國家·大學》、《通三統》等。甘陽教授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十餘年來大力推動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尤其強調以“經典閱讀,小班討論”為通識教育之核心,對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改革產生廣泛影響。

學生分享

——新雅六字班的書院體驗

時間

3月21日(週六) 10:00

分享主題

“吃螃蟹”:新雅六字班的書院體驗

分享內容

新雅書院是什麼?在四年前,這群六字班的學長學姐們就帶著這樣的疑惑,在他們的高考志願單上選擇了“清華大學新雅書院”。作為書院面向高考招生的第一批學生,或者某種意義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們將在本期直播中呈現新鮮出爐的書院體驗。從挑戰硬核的通識課到自發組織各色興趣社團,從搬入男女生同住的書院大樓到進行交叉專業背景的學術交流,從書院獨特的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專業(PPE)到智能工程與創意設計專業(CDIE)……希望這些六字班的書院學長學姐們能給大家帶來第一視角的全新體驗!

主講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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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哲妮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2016級本科生,自動化專業;高中畢業於長沙市雅禮中學。愛好志願公益與音樂創作,同時也在各類社工崗位上發光發熱。即將擔任新雅書院2020級新生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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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麗晨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2016級本科生,專業方向為經管學院經濟與金融,即將成為新雅書院2020級零字班新生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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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浩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2016級本科生,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中學畢業於北京市十一學校。喜歡音樂、彈鋼琴。即將擔任新雅書院2020級零字班新生輔導員,同時做一棵襯托兩位輔導員花的輔導員草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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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瑞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2016級本科生,一個理科出身的PPE人,現為新雅九字班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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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宇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2016級本科生,目前就讀於智能工程與創意設計(CDIE)專業。

“我喜歡自然科學簡明的規律,也喜歡藝術世界動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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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微信公眾號

封圖 | 康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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