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悦/文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在中学历史课本中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章节，即“鲜卑慕华”，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鲜卑人对当时华夏文明的学习和模仿。
然而，所谓“鲜卑慕华”，北魏历任君主所谓的“汉化”政策，其本质是实现“集权”，用起于秦汉时期的统治之术来御民，打造一个鲜卑人的一君万民的高度集权的帝国，目的则是消灭南方的汉人政权，统一南北。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的“汉化”改革。
离散诸部
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之君，其先祖建立的代国被苻坚的前秦所灭。其时，拓跋珪年仅6岁。十年后，苻坚败于淝水，前秦覆灭，北中国大地再度陷入分裂和战乱，刚刚成年的拓跋珪被鲜卑诸部推举为代王。后定国号“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即皇帝位。
虽然自己是被各部落酋长推举为王，但拓跋珪登上王位的第一件事即是采取“离散诸部”政策，实现个人的集权。
在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其政治结构一般都是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中，牧民是部落酋长的私属，对部落酋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所谓“离散诸部”即是解散部落组织，使牧民归农，成为国家的“编户”。
“编户”这个词在历史上一般和“齐民”一起使用。所谓“编户”，即是政府按户登录人口；“齐民”的意思即是，理论上，编户之民摆脱了对封建时代各级贵族特权的人身依附，而成为国君统治下的平等人民。
从字面上看，“编户齐民”有助于打破贵族的特权，实现普通民众的平等权利。但实际上，2000年来，户籍制度都是历代中原王朝实现一君万民制度体系的基石。
它将所有的人都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让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仅仅作为统治者租税征收的对象而存在。它也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板结和权力系统的固化。
当然，这是今天的我们回首帝制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户籍制度所看到的它的弊端。但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时代，用“编户齐民”替代牧民对部落首领的人身依附，无疑是进步的表现。
根据学者李凭的研究，拓跋珪在位20余年，一共推行了三次“离散诸部”政策，再配合“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让北魏的部落联盟由游牧加速向农耕、半农耕发展，在建立集权帝制的道路上可谓“狂飙突进”。
“离散诸部”政策似乎无可厚非。要逐鹿中原，要建立一个鲜卑人的南北统一的一君万民的大帝国，仅仅依靠旧有的部落联盟，显然不靠谱。“汉化”，学习两汉王朝长达300年的时间探索出来的治国之道，对于拓跋珪来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不过，在“离散诸部”外，拓跋珪在“集权”道路上的第二次“狂飙突进”，却让他本人走向了毁灭。
子贵母死
在西汉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汉武帝晚年欲立年仅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储，为防自己死后“母后擅权”，而杀死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
汉武帝如此做法，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刘弗陵尚且年幼，无法独立处理朝政；二是深知西汉初年吕后称制对刘家天下的伤害，而武帝即位初年也经历过太皇太后窦氏的束缚。
拓跋珪在公元409年，自己39岁的时候，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并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以此确立了北魏王朝“子贵母死”的规则。
公元409年，拓跋嗣已经18岁，完全成年，足以独揽朝政了。而拓跋珪本人也是得益于母族势力贺兰部的鼎力支持才被各部推举为代王，后建立北魏王朝的。
拓跋珪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强力推行“子贵母死”这样一个极端残酷的措施。
然而，集权的逻辑不是这样的。
拓跋珪自被诸部推举为代王后，所大力推行的“离散诸部”政策，只是将鲜卑人从部落联盟形态带入了一君万民的帝制之中。而这种起于秦汉时期，通过两汉王朝300年的探索实践出来的制度系统，其核心即是“高度集权”。
“高度集权”的制度模式下，就要求权力的传承非常明确，父死子继，而且最好是嫡长子。只有权力明确了归属，不在权力继承范围内的人才可能不去觊觎权力。从而让权力实现最大的稳定。
鲜卑人原有的部落联盟则不然，它的权力是分散的，各个部落的酋长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并且完全依据自身的实力来说话。最有话语权的，权力最大的肯定是诸部中实力最为雄厚的。
所有的人都有权力，理所当然，所有的人都希望更有权力，权力的争夺于是不可避免。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2000年来，一直强调大一统、大集权的逻辑所在。分不如合，分裂即为乱世，统一则走向兴盛。
然而，拓跋珪和他的北魏王朝的命运，却告诉我们，问题没那么简单。
拓跋珪杀死了刘贵人，儿子拓跋嗣却无法接受这种残忍的做法，被迫出走。
拓跋嗣这一走，直接导致了一场宫廷政变，拓跋珪在政变中被杀害。
这场宫廷政变的主谋是拓跋珪的次子拓跋绍与其母贺夫人。
关于拓跋绍和贺夫人为何要进行宫廷政变，谋杀道武帝拓跋珪，《魏书》是这样记载的：
“清河王绍，天兴六年封。凶佷险悖，不遵教训……太宗（拓跋嗣）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拓跋珪）幽之于宫，将杀之。”
史书记载貌似合情合理，但这种千篇一律的子为恶，母有过之类的记录却难以令人信服。
学者李凭研究认为，在拓跋嗣出走后，拓跋珪打算立次子拓跋绍为储君，所以准备杀掉贺夫人，这才导致了政变。
如果历史真相果真如李凭所分析，那就显得特别讽刺了。
父亲拓跋珪要立拓跋绍为储君，并且为了确保他干好皇帝，准备干掉他的母亲。但拓跋绍这个大孝子，为了救母，竟然不惜弑父。此处的逻辑似乎不大符合帝制时代“为登九五，六亲情绝”的常态。
在弟弟拓跋绍弑父后，拓跋嗣带兵入宫，杀掉了弟弟，登上皇位，成为明元帝。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了“集权”，破除鲜卑人传统的部落推举或者“兄终弟及”模式，一心一意将权力的传承纳入集权帝制的唯一途径——父死子继中，却反而落得个家破人亡、身死权移的悲惨结局。
北魏王朝的悲剧
北魏王朝的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死于非命，也拉开了这个王朝君主们悲惨命运的序幕。北魏存在的149年中，共有14任君主，竟然有9位死于谋杀，1位下落不明。
拓跋珪之孙、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中国，也是位武功了得的皇帝，却在45岁的时候，被宦官宗爱谋杀。
拓跋焘的幼子拓跋余被宗爱拥立为帝，却因为试图剥夺宗爱的权力，反被宗爱杀害。
区区一个宦官，竟然在北魏的历史上连杀两任君主。
北魏第六任皇帝拓跋弘，年仅23岁暴毙。《魏书》的说法是：“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这里的“太后”指的是拓跋弘的嫡母皇后冯氏，也即文明太后。
北魏孝明帝元诩年仅19岁，即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胡太后毒死。这以后，北魏王朝彻底溃烂、风雨飘摇。
接下来孝庄帝元子攸诛杀权臣尔朱荣而引发叛乱，被尔朱兆、尔朱世隆的叛军俘虏杀害。权臣们先后拥立元晔、元恭、元朗、元修为帝，除元晔下落不明外，元恭、元朗、元修皆被杀。
北魏王朝在中国帝制时代，其君主死于非命的比率相当的高。尽管一心一意效法两汉王朝，甚至推行了“子贵母死”这样残酷的规则，试图构建一个高度集权的高度稳定的权力系统，但北魏的君主们显然失败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失败呢？有人也许会说，这是时代的必然。毕竟，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不仅北朝，南朝更是权力更迭频繁，为夺取最高权力，甚至至亲之间都不惜挥刀互斫。
柏杨先生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谈到“鲜卑慕华”时，这样说道：“他们羡慕中华文化，是正常现象，问题是他们却只吸收了中华文化中最恶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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