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問上最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堅持的和經常的懷疑。——阿伯拉爾（法國哲學家）
導讀
關於“A論文”，眾說紛紜。
有人肯定其優勢：
輕鬆快速、簡單地將學者的研究成果相互比較；有效地應對其他領域的學者對其研究的偏見；提供在期刊中成功發表所需的理論、方法；形成一種自我選擇的機制……
也有人對“唯A論文”消極影響擔憂緊張：
QRPS的普及率急劇上升；過度的勞動分工和多作者文章的泛濫；將管理研究的科學影響置於實際影響之上；減少了管理研究的異質性和創新性；研究人員在進行管理研究時對內容的重視程度降低……
說明：這是一篇2020年2月發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上的論文。
原文題目：“AN A IS AN A”: THE NEW BOTTOM LINE FOR VALUING ACADEMIC RESEARCH。
它指出了當前管理學研究中所普遍面臨的許多問題，讓我們感同身受。我們摘錄了文章主要觀點。
HERMAN AGUINI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國際管理學會2020年年會主席
CHAILIN CUMMING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
RAVI S. RAMANI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THOMAS G. CUMMING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摘譯：李曉菲、劉天華、趙泓睿、杜運周
摘要
發表在A類期刊上的壓力越來越大，這意味著評價學術研究的新底線是“ A類期刊就是A類標準”。教職員工招募委員會以及晉升和終身任職小組很容易地討論了候選人已經發表了多少本A，以及做出一個有利的決定需要多少本A，而關於論文有何研究貢獻的討論卻成為了次要的話題。我們描述了這一新底線得以維持的原因，並描述了其積極和消極的後果。此外，我們為各種利益相關者提供見解，包括
（a）所有管理領域的非專業學者，包括來自世界各地大學的學者，因為評估學術研究的新底線是一種全球現象，
（b）有興趣評估研究質量和影響的大學管理者和資助機構，
（c）對承擔責任的獎學金和解決當前的管理信譽危機感興趣的個人。
最後，我們提供了有關如何應對與評估學術研究新底線相關挑戰的前瞻性分析和政策含義。
秉承百年曆史的傳統，現代研究型大學將其合法性和權威性置於已發佈知識的價值之上，這為機構績效和控制提供了客觀且可衡量的標準，這種精神已逐漸融入大學日益增長的管理主義和經濟合理性中（卡拉漢，2018; 洛倫茨，2012；Roberts＆Donahue，2000）， 還有一些所謂的批評家將其稱為學術界的“麥當勞化”(Hays & Wynyard, 2002; 派克＆ 1995），“市場”大學，和“管理型”大學（安德森，2008）。
衡量學術研究價值的大小有一種現如今十分普遍的方法——其發表研究的學術期刊質量的高低。 用這種方法可以簡單地認為高質量的期刊發表的所有文章，都具有相同的價值且其發表人員也是這般具有價值。它提供了一種相對客觀且可概括的研究價值衡量標準，適用於各個研究人員、學科、組織等。
現如今學術研究中期刊代指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導致學者們壓力越來越大——被要求在高質量的期刊上有一席之地。在世界各地的商學院中，這些高質量期刊用不同的標籤，我們將它們簡稱為“A類期刊”。
需要識別哪些是A類期刊，哪些不是A類期刊，導致產生了無數的期刊排名列表，這些排名列表因學科方向和期刊排名方法而異(Adler等,2009;Ryazanova McNamara 等，2017 ；Van Noorden，2010）。這些清單可作為該期刊功績的指標，並以此延伸，包括其中的各個學術出版物和撰寫這些出版物的研究人員。在評估學術研究的底線（即有多少個A）時，使用此類列表已遍及亞洲，歐洲，北美和南美的大學及學科。
顯然，A與其他期刊有所區別是在之前出現的。然而今天有所不同的是過分地關注期刊清單，這能決定文章的進步空間、質量和獎勵方案的等級劃分。因此“A類期刊是A類標準”這句格言是對大眾學者們的呼籲以及號召。
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因為大學的制度發生改變，迫使他們改變運行和功能所在。商學院也經歷了許多變革，這讓教授的評估與獎勵問題變得更加尖銳。的確，“A期刊就是A類標準“的現象已經十分普遍，教授能否晉升委員會、任期小組，都需要通過討論候選人發表了多少A。對於管理人員也是一樣，可以在獎金的給予制度上劃分等級，發表了A的獎金多，未發表A的可能就不再會有那樣多的獎金。這種現象對管理研究人員們所產生的知識、科學有效性和實用性以及商學院的持續運營有十分不利的後果。
此篇文章
我們的重點是將A類期刊視為管理領域學術研究的新底線。在以下各節中，我們提請注意此做法及其伴隨的“一個A就是一個A”的簡化，並呼籲採取集體行動和政策以解決其負面影響。
本文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
首先，我們在管理學領域中描述A類期刊列表的使用。
第二，我們通過關注兩個主要驅動因素來解決“一個A就是一個A”現象的原因：績效管理系統和研究責任制。
第三，我們對A期刊計數實踐的影響進行了討論和批評。
從積極的一面看，用通用，可驗證和客觀的指標代替研究價值的主觀指標具有管理和感知上的好處，這些指標可以在研究人員和學科之間進行比較（庫拉，1986）。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人們越來越擔心使用A期刊清單評估研究價值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在這些有害的結果中，含有可疑的研究實踐、理論以及減少對研究人員的關懷的因素存在。在下面僅舉幾例來說明；
最後我們提供建議說明管理領域如何解決這些負面影響並保持原來的積極成果。
在管理學中A期刊清單的使用
管理領域的學者通常在更廣泛的文獻範圍中發表意見。儘管A類期刊已經有大量文獻，但我們缺乏評估其使用範圍以及對管理學者的影響的系統性的研究。所以我們參考了管理領域中許多文獻與定期報告，以及對研究型大學、機構等的充分調查，作為補充證據。我們在這裡鼓勵讀者花一些時間反思和判斷自己是否過度重視A類期刊清單。
我們自己的經驗表明，統計A類期刊發表數量的文章已經成為常規活動，並且使用了體育比賽的一些俚語。例如，在A類雜誌上出版通常被稱為“擊中”（使用棒球類比），或“目標”（使用美國足球）。通常在參加學術會議之後，人們會對熱門研究表示敬畏，且會敬仰那些研究熱門並且在頂尖期刊中發表論文的學者們。
這些“熱門“會成為研究者們在工作市場上取勝的關鍵。其他學科也是這樣，符合體育比賽的情景。研究者們互相競爭，在有限的A類期刊的版塊中努力爭先，以取得一席之地，一所大學之內的學科也同樣如此。在更高的層次上，不同的商學管理學院也參與其中。而取得的“勝利”對於學術獎勵十分重要。總之，一切的研究都表明，A類期刊的使用量在管理領域十分普遍，所以我們需要分析它們的原因和結果，並探索針對其負面結果的可能解決方案。我們的確要認識到A類期刊在評估研究價值以及在學術機構中建立研究層次中有很大的價值，但是現在，我們的顧慮就是僅在這種底線方法中進行衡量，那麼能獲得獎勵的僅有那些發表A類論文的學者們，從而忽略瞭如何應對A類期刊的競爭且要逐步設置獎勵方案來鼓勵那些忠於追求學術本身價值的學者們。
在管理學中使用A類期刊清單的原因
A類期刊統計方法的興起，與影響全球高等教育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力量，尤其是大學在獲取和分配資源、控制和獎勵績效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由於這些制度上的實踐可能會對學術單位和學科中A類期刊的使用和結果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最近的研究調查了出版物的模式及其對環境和管理子領域的影響。
我們的分析集中在兩個驅動唯A論現象的強大機制上:績效管理系統和研究問責制。
績效管理系統
組織需要績效管理系統，希望在不嚴重依賴於自我報告的績效指標時公平地分配獎勵。因此，發表期刊逐漸成為決定管理研究價值的仲裁者。通過建立期刊排名系統，管理者試圖用“獨立於人類個體的，通用的，主體間的，可驗證的標準”代替對研究質量的主觀評價（Kula，1986)。這些A類期刊清單使商學院和部門能夠建立“量化”，即量化的基礎（Power，2004），旨在為管理人員提供公平的績效評估準則，並補充基於研究本身的內部和外部同行評審的更傳統的研究定性評估。
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這種現象並不侷限於管理領域。現在，期刊排名列表的彙編和分析在許多學術領域以及其他業務領域（包括市場營銷，金融，會計和國際業務）。總而言之，對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進行計數意味著“那些不能被輕易量化的數據被邊緣化了，被忽視了，而代理指標最終代表了事物本身”（Power，2004），從而為評估學術研究的新底線做出了貢獻。
研究問責制
除績效管理系統外，促成唯A論現象的第二種機制是，越來越要求商學院承擔對其研究的成本和收益負責的壓力。問責制問題不僅與管理領域相關， 而且與人文和科學領域的許多其他領域相關（Lorenz，2012；Schrecker，2010）。鑑於商學院因政府資金減少，對排名的重視程度,師資短缺和大學根深蒂固的研究價值而面臨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如今，量化研究價值的需求變得更加緊迫（Cummings，2011）。因此，
評估學術研究價值的新底線占主導地位，這是衡量學術知識的價值並將其與財務成果聯繫起來的必然結果（Hogler等，2009；O'Brien等，2010；Radder，2010）。除了用於在各個研究人員之間進行比較之外，期刊列表還可以用於比較大學之間特定研究領域的強弱。總而言之，衡量研究價值的新底線自然是根據商學院及其大學所採用的做法，試圖使評估研究的過程更加標準化，透明和公平。這也是商學院和大學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其承擔更多責任並提供有關它們產生的研究的成本和收益的證據的結果。
新底線對學術研究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接下來我們討論發表A類期刊作為評估學術研究的新底線產生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正面的影響
統計發表A期刊的數量來衡量研究價值使評估者能夠輕鬆快速、簡單地將學者的研究成果相互比較，並提供了一種相對無衝突的方式決定僱用，晉升和獎勵人員的方法。採用此過程可提高學校的績效管理系統的透明度，是確保信任感和組織公正感的關鍵因素（Colquitt等，2013）。
另一個積極的結果是，期刊排行榜還可以幫助管理學院有效地應對其他領域的學者對其研究的偏見 。因為管理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使用的理論，樣本和措施等從其他領域的角度來看似乎不合適。
A期刊列表的使用還提供了明確的目標和指導方針，以培訓博士生並幫助初學者建立和管理其職業（Greenberg，2006；Mitchell，2007）。因為制定明確的目標可以提高績效（Locke等，2002），所以知道有價值的研究績效使學校能夠訓練未來的學者掌握工作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並獲得有價值的獎勵。
界定A期刊出版物的價值也可以用形成一種自我選擇的機制。具體而言，不希望在基於特定期刊的績效管理系統下競爭的博士生和教職員工可以有選擇地退出申請特定學院或工作崗位。
最後，A類期刊可以提供關於在期刊中成功發表所需的理論、方法。（Ashkanasy，2010；Bartunek Rynes等，2006；Bergh，2006；Kilduff，2007）。
負面的影響
通過A期刊文章的數量來衡量研究價值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簡而言之， 一篇A類期刊文章通常可以作為勝利來慶祝，而很少涉及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數據的質量以及研究結果對理論和實踐的影響（Aguinis等，2012;Davis，2015；George，2014；Ghoshal，2005）。
可以說，唯A論最有害的結果之一是有問題的研究實踐（QRPS）的普及率急劇上升。有了評估學術研究的新底線，研究人員就可以利用這些自由度做出支持有利假設的決策，或者產生具有統計意義的重大影響，從而確保A期刊的出版。這使管理研究的可信度和可信度面臨挑戰，因為這些選擇缺乏透明度和開放性，因此無法複製研究結果。
任期和晉升等幾乎完全取決於在A類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 Ashkanasy，2010；Gomez-Mejia 等，1992）儘管會激勵研究人員儘可能多地撰寫A類期刊文章，但他們將不考慮研究結果是否具有可複製性，推動該領域的廣泛對話是否具有實際意義（ Bakker等，2012 ；Bedeian等，2010；Tui，2013）。
此外，必須儘可能多地寫A類文章，這可能導致過度的勞動分工和多作者文章的泛濫（Acedo等，2006；Kozlowski等，2017）。鑑於A類期刊的文章接受率較低，越來越多研究人員與其他作者建立互惠制度，彼此參與項目，以增加發表A類文章的機會。（Cronin等，2003）。
過度關注A類期刊的另一個不利後果是它將管理研究的科學影響置於實際影響之上。在A類期刊上發表論文的主要標準是對理論的貢獻（Hambrick，2007）。儘管這不一定會否定這項研究的實際應用， 但它是次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理論重於實踐的強調也大大加強。
在A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巨大壓力也會無意間縮小支持管理研究的機構基礎，從而導致該領域知識的多樣性減少。在當今競爭日益激烈的出版環境中，絕大多數商學院教師都在努力發表A類期刊文章（Certo等，2010）。雖然這無疑對那些高生產率的個人及其學校有利，併為他們帶來了累積優勢，但它將高質量研究的產出限制在少數的有充足才能和資源的研究人員和學校。
重視A期刊的出版會使在這些期刊上容易發表論文的方法，被偏愛，從而減少管理研究的異質性和創新性。這些研究方法與現有管理知識的開發高度相關。然而，儘管人們不斷要求進行更多創新和多樣化的管理研究（，但演繹研究方法仍繼續主導管理領域。它們是自我強化循環的一部分，在該循環中，演繹研究增加了A期刊出版的可能性，這反過來又導致了更多演繹研究等。
從研究人員的角度來看，唯A論會導致研究人員在進行管理研究時對所關心內容的重視程度降低(Schwarz等，2017)。只關注期刊上的研究成果，管理研究的控制點從研究者轉向外部市場，從而將一個內在驅動的研究過程轉變為一個外部激勵和控制的研究過程。正如Marcuse(1941)所指出的，這種外在的轉移削弱了生產者的個性和貢獻的唯一性，這對於管理研究者來說會減少他們知識產品的多樣性和新穎性。通過排除其他學術研究的可行和有價值的渠道，例如教科書，經編輯的書籍中的章節和專業雜誌中的文章，A類期刊績效衡量標準可以減少了研究人員的內在動力。
最後，應該在劃分A類期刊所涉及的過程的易錯本質的範圍內考慮A類期刊計數的負面影響。通常情況下，僅根據期刊在學術界的影響力來對期刊進行分類是否客觀？是否將某期刊歸類為A？還有許多問題無法得到解答。
小結
儘管期刊清單最初可能有助於使商學院和研究人員集中精力改善研究成果並集中精力進行研究，但目前它們的負面影響大於其正面影響。這種底線和審計心態與試圖揭示重要事實的研究精神背道而馳具有學術和實踐意義（Walsh，2011）。簡單地統計A期刊文章數量並將其用作評估學術研究的底線，會使我們的研究的完整性、我們作為研究者的身份與完全基於結果的績效管理系統的要求相沖突（Edwards等，2017）。
而且，評估學術研究的新底線意味著研究可以貨幣化：每本A類期刊都有切實的貨幣價值（Connelly 等，2010 ；O'Brien 等，2010；Stephan，1991；Walstad，2002）。這場衝突的後果可能對我們的研究以及我們作為學者的職業的科學有效性和實用性產生深遠的影響。
評估學術研究：“一個A就是一個A”的新底線影響總結
積極影響
1.幫助制定明確的標準來判斷研究的價值，避免將對研究質量的主觀意見轉化為可量化的等級。
2.提高學校績效管理系統的透明度，以及用於獎勵分配決策程序的實際和可感知的公平性。
3.幫助管理學院有效地應對其他領域的學者可能會對獎勵分配產生不利影響的關於研究的偏見批評。
4.保護初級教職員工免受其自己的系主任（和其他管理人員）偏頗的決策的影響，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教職員工是高級教職員工，他們不再從事研究工作，也不再具有評估給定研究的質量，嚴謹性以及相關性。
5.提供培訓博士生明確的目標和指導方針並幫助初學者建立和管理其職業。
6.可以作為博士生和教職員工的自我選擇機制。
7.提供有關在A期刊上發表的理論類型，方法和報告的信息和範例。
消極影響
1.對該領域的研究方法，知識生成和社會動態產生普遍的負面影響。
2.增加有問題的研究實踐的普遍性（例如，控制變量的使用和濫用，假設檢驗的選擇性報告，已知結果後的假設[HARKing]，數據轉換）。
3.激勵研究人員撰寫儘可能多的A刊文章，而不必考慮結果是否可重現並促進該領域的廣泛對話，或具有有意義的實際意義。
4.導致過度的勞動分工和多作者文章的泛濫，這可能導致假冒作者身份和出版物信用的對等制度。
5.主要為一些研究人員而不是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更廣泛的實踐團體）做研究和發表研究的趨勢做出貢獻。
6.縮小支持管理研究的機構基礎，這可能導致該領域知識的多樣性減少。
7.通過首選的方法論方法減少管理研究中的異質性和創新性，這種方法論方法不適合探索發現那些新現象和發明新理論的管理知識。
8.減少對研究人員在管理研究中應該關心的內容的重視，因為它將管理研究的控制源從研究人員轉移到外部市場，從而將內在驅動的研究過程轉變為外部驅動和控制的過程。
9.激勵許多教職員工投資於易於貨幣化的活動（即A刊出版物），而不是不能貨幣化的活動（例如，指導奮鬥的博士生或初級教職員工）或不便於攜帶的活動（例如，機構建設）。
最大限度改善新底線影響來評估學術研究
因為使用A類期刊作為衡量研究質量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好處，所以我們在尋求減輕負面影響的方法的同時，應以它們為基礎。期刊清單是定義研究績效標準的合理的初始工具（如果不存在或很少）。如前所述，它們以可驗證的明確措施補充了研究質量的純主觀意見。但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期刊列表的積極影響，它們必須成為更全面的績效管理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可以識別，衡量和發展研究人員的績效（阿吉尼斯，2019; 卡明斯，2011；德尼西和史密斯，2014)。
商業管理領域的現狀是不可持續的，但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根本性變化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提供一些政策以及系統性的建議，希望能讓管理研究人員擺脫對A類期刊的著迷，創造一個更開放的研究氛圍以及更具有創新性研究知識的環境。在此，我們首先建議如何設計績效管理系統和衡量研究績效，然後是如何建立研究技能。
績效管理系統設計
理想情況下，商學院的績效管理系統應從有關如何與主要利益相關者競爭，並獲取和部署資源。在做出這些決定時，對管理研究的明確而認真的關注可以闡明研究在商學院如何運作和競爭中所起的戰略作用。它可以確定主要利益相關者對研究的重視，並確定在評估和獎勵績效時應如何權衡這些價值觀。
正如我們所論證的那樣，
過度關注A類期刊的出版將管理研究的價值縮小到對研究界的貢獻。儘管這可能是一個戰略選擇，但至少在戰略規劃期間或在創建或重新設計績效管理系統時，商學院可以從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的研究價值中受益。因此，除研究人員外，還可以評估管理研究對公司和政府，學生，媒體等的價值（阿吉尼斯等，2014），這可以揭示評估研究價值的標準，這些標準超出了傳統的理論貢獻標準，可以解決研究的可行性，教學有用性(Aguinis 等, 2019;Pettigrew & Starkey, 2016; Shapiro, 2017; Shapiro &Kirkman, 2018)。然後，商學院可以就如何權衡這些利益相關者研究價值的戰略重要性做出明智的決定，並確保對其進行相應的衡量和獎勵。同樣，商學院不妨在考慮某人晉升或任期的同時，尋找均衡的出版活動組合。例如，學校可以制定標準，要求教職員工製作一系列要推廣的概念性，經驗性和實踐性文章。在這種情況下，堅持至少要針對從業者讀者的出版物的標準，這樣可以激發教師思考他們研究的實際意義。研究績效指標
管理研究價值的戰略選擇應指導企業採取衡量研究績效的措施。
從測量的角度來看，研究價值（例如科學貢獻或教學相關性）被認為是影響可觀察指標（例如A類期刊出版物或教科書出版）的基礎結構。由於可觀察的指標是對基礎結構的不完善的衡量，因此與單個指標相比，多個指標可以提供更準確的研究質量說明（Sijtsma，2012）。因此，僅使用A期刊出版物來評估管理研究的科學貢獻可能會提供一種不完整（即心理上缺乏）的衡量該研究質量的方法，這可能會導致僅獎勵和分配資源的做法部分有效（Aguinis等，2014).通過自動化的方式收集和分析數據的技術進步將使我們能夠實現其中一些測量引用含義的方法。此外，研究實用性的多種指標已經很容易獲得，包括在從業者和過渡期刊中的出版物，媒體報道，社交媒體上的追隨者數量，教科書和流行商業書籍中的引用等。
評估管理研究的價值可以通過將研究質量衡量為連續而不是二元的“計數”與“不計數”變量來完善。它把各個主題領域的商業和管理期刊分為五個質量等級。《指南》用各種信息來源來判斷期刊質量，包括標準影響因子和引文指標，科學委員會的輸入，該委員會由主題領域的專家組成，他們根據各自學術團體的反饋意見，以及《指南》的編輯和方法學家。期刊的排名基於引文影響，投稿和錄取率，期刊的年代，使用公認的裁判標準和慣例以及研究原創性和方法論的判斷。
顯然，這分清單與傳統的A類期刊分類法相比，指南的5個等級的期刊質量提供了更廣泛的範圍和更精細的研究質量度量。它們使商學院能夠對研究質量做出更好的區分，並相應地獎勵教師。學校可以根據不同的表現和資源目的選擇如何加權類別。一所主要的教學學校可能會考慮以獎學金和終身任職目的在任何期刊類別中發佈獎學金，並通過對教學貢獻的評估來補充這些獎學金，例如教科書，教學案例，書籍章節和麵向從業者的白皮書。
與使用期刊清單作為價值代理相比，在單項研究或期刊文章一級進行的非二分法研究質量評估可提供對研究質量的更直接評估。在評估文章的科學貢獻方面，使用他因數的方式，提供了測度研究有用性的一種連續方式。這可以輔以影響科學質量的研究特定特徵的衡量，例如理論上的簡約性，趣味性，方法的嚴謹性和分析的複雜性。這些特徵制定持續的測量方法可能會涉及專家的判斷，這給他們帶來了以下挑戰：選擇研究的哪些特徵是科學質量的有效指標，在評估這些特徵的人之間達成共識，並花費時間和資源進行所有這些工作（Gottfredson，1978）。
最後，我們提供了兩個無需過多努力即可實施的實用建議。首先，可以要求正在接受晉升審核的候選人向評估委員會提供有關他們認為三至五個最重要出版物以及理由的信息。相關委員會成員將根據主觀認定的原創性，質量以及實際或潛在的影響來閱讀和評估這些文章（甚至書籍的章節）（De Rond＆Miller，2005）。其次，管理領域的主要專業組織管理學院可以簽署《舊金山研究評估宣言》（DORA），該宣言承認有必要改進評估科研成果的方式。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建議已針對績效管理的設計和度量方面：識別和評估管理研究的價值。我們現在討論績效管理的開發部分，該部分與提高研究人員的技能和知識有關，以便可以將其用於改善研究績效。
研究技能培訓與發展
鑑於出版的壓力，投稿數量的增加以及高拒稿率，時間和專業的要求使得許多管理研究人員越來越難以保持更新所有的研究技能。此外，對於博士課程中的新手而言，學習研究方法和分析技術可能特別需要，因為許多商學院面臨著日益嚴峻的財務壓力，提供的博士研討會較少，並將許多方法培訓外包給學科部門或其他專業學校。這些問題都會導致學術研究的緩慢。
開發那些急需的研究技能的實用方法是關注文獻中出現的越來越多的最佳實踐建議 （Aguinis等，2013；Aguinis，Hill等)。它們為如何解決各種研究問題提供了清晰而有用的指南。在設計研究以及制定方法和分析決策時，可以將這些最佳實踐用作清單。另外，最佳實踐還可以幫助研究者識別到想要學習的方法和技術。
開發用於產生高質量研究的技能需要學習方法和分析技術，以進行目前在管理領域占主導地位的演繹研究。然而，研究人員還需要開發技能以進行探索性研究，以創建創新的，異構的管理知識。
這需要學習如何進行歸納和溯因形式的探究。前者涉及收集數據，分析其模式並對其進行假設。後者需要從一組觀察中選擇最可能的解釋（Thagard，1991). 已有人在探索邏輯的基礎上，開發了一種有前途的社會學博士學位培訓方法。它包括一個初始勘探階段，然後是一個演繹階段。學生通過觀察有趣的事物並運用強調直覺，想象力和綁架的規則來學習探索。他們通過傳統的閱讀，課堂活動以及進行假設檢驗項目來學習演繹。
啟示
“A類期刊是A類標準“是管理領域的常見口號，這表明A類期刊發表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價值。但過分強調A類期刊上的論文價值，對管理研究的進行、內容，學術價值本身以及研究學者的行為評估等都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並且在過去幾十年中，唯A論的觀念已經被確立且制度化了。另外，A類期刊多為綜合期刊，容易在學界形成綜合期刊論文優於專業期刊論文的偏見。久而久之，導致學術研究重視“汽車廠”，忽略“發動機”的學術研究傾向。所以發揚學術研究新底線的優越性，並避免唯A刊的負面影響，是需要探討的方向。
思而得，思而復得！
思得學術
管理哲學探討，前沿方法分享。
審核：沒文化的Henry
排版：王海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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