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處處都有悖論。越是有悖論的地方，越容易發現真理。這正是為什麼提出問題比回答問題更重要。今天我們就講一個國際經濟學裡的著名的悖論：為什麼資本會從窮國流到富國。
按照經濟學的理論，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的邊際收益會遞減的。這在經濟學裡面就像重心公式一樣，是清晰明確的。凡是稀缺的才是有價值的。設想在一個窮國裡，勞動力多而資本少，那資本不是該跟國王一樣牛？再設想在一個富國裡，人人都有錢，你那點小錢就不算啥了。按照這個邏輯，資本應該從富國流向窮國，因為只有在窮國，資本才能得到異常豐厚的回報。
不是嗎？
小羅伯特•盧卡斯（1995年因“理性預期假說”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早在1990年的一篇論文中，簡單計算了一下美國和印度的資本邊際收益，結論是印度的資本邊際收益率是美國的58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應該有大量的美國資本流向印度才對，可實際上卻只有少量美國資本流入了印度。這種資本沒有從富國流向窮國的現象也被稱為 “ 盧卡斯悖論 ” 。
小羅伯特•盧卡斯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盧卡斯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給出瞭解釋。首先，盧卡斯強調富國工人有著更高的勞動技能，因此能提供更多有效勞動，資本在富國也能產生較高的邊際收益。在將人力資本因素加入新古典模型之後，印度和美國之間的資本收益率的差距從58倍縮小到了5倍。然後，盧卡斯指出人力資本還有正的外部性，也就是當技術熟練的工人在一起工作的時候，會出現一個勞動力效率的加成。當把人力資本的正外部性加入了模型後，盧卡斯發現此時印度和美國之間的資本收益率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計了。
盧卡斯覺得已經很好地解釋了自己提出的問題，但其他經濟學家意猶未盡。盧卡斯是在1990年提出這一悖論的。在此之後，金融全球化呈現出加速的趨勢，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迅速增長。儘管新興國家的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顯著提高，但令人驚訝的是，國際資本流動的反常狀況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有所強化。1999-2008 年，資本輸出國的人均相對收入水平持續低於資本輸入國，表明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發生了轉折，已不僅僅是資本從富國向窮國的流入量不足的問題，而是持續地從窮國向富國流動，即出現資本逆流(capital uphill flow)現象。
學者們的解釋大致是說，窮國的制度不行，風險太高。
盧卡斯提出的人力資本解釋，其實說的也是窮國和富國的制度不同。要是再看看，窮國和富國在稅收制度、政策穩定程度、政府對產權的保護程度、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政府的腐敗程度等方面都有差異，這些差異都會影響到資本在窮國和富國之間的流動。以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為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不發達，國內利率被人為壓制在較低水平，資本收益率自然無法提高，甚至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一旦允許資本流動，國內資本就會流向發達國家，獲得高於國內水平的收益。這就表現為資本從窮國流向了富國。同理，稅收高、政策不穩定且不重視產權保護的發展中國家註定難以吸引到大量的外商投資。
窮國的政府更迭更加頻繁，甚至還有可能帶頭違約，外國資本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兩位大牛級的國際經濟學家Reinhart和Rogoff的研究表明，政治違約風險大小和違約記錄之間存在嚴格的正相關，只要違約風險足夠大，投資收益就根本無法彌補投資風險。風險這麼大，資本也就不會從富國流向窮國。
房間裡其實還有一隻大象，這隻大象就是中國。提起這些年的資本逆流，不能不提中國的影響。中國的預防性儲蓄非常大。所謂的預防性儲蓄，就是為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提前存下來的錢。為什麼中國人愛存錢呢？社會保障體系不發達，人們會擔心未來的養老和醫療護理；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們對未來的信心進一步受挫；全球化總體上看是件好事，但也會帶來潛在的不確定性，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的預防性儲蓄不斷提高。這些錢能用來幹什麼呢？最好的用途是用來為國內的投資融資。
遺憾的是，中國低效率的金融系統使得多出來的儲蓄無法配置於國內生產性用途，結果只能是中國大量儲蓄不斷流入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特別是美國的國債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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