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处处都有悖论。越是有悖论的地方，越容易发现真理。这正是为什么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国际经济学里的著名的悖论：为什么资本会从穷国流到富国。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边际收益会递减的。这在经济学里面就像重心公式一样，是清晰明确的。凡是稀缺的才是有价值的。设想在一个穷国里，劳动力多而资本少，那资本不是该跟国王一样牛？再设想在一个富国里，人人都有钱，你那点小钱就不算啥了。按照这个逻辑，资本应该从富国流向穷国，因为只有在穷国，资本才能得到异常丰厚的回报。
不是吗？
小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因“理性预期假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中，简单计算了一下美国和印度的资本边际收益，结论是印度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美国的58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有大量的美国资本流向印度才对，可实际上却只有少量美国资本流入了印度。这种资本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现象也被称为 “ 卢卡斯悖论 ” 。
小罗伯特•卢卡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卢卡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给出了解释。首先，卢卡斯强调富国工人有着更高的劳动技能，因此能提供更多有效劳动，资本在富国也能产生较高的边际收益。在将人力资本因素加入新古典模型之后，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资本收益率的差距从58倍缩小到了5倍。然后，卢卡斯指出人力资本还有正的外部性，也就是当技术熟练的工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劳动力效率的加成。当把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加入了模型后，卢卡斯发现此时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资本收益率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了。
卢卡斯觉得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但其他经济学家意犹未尽。卢卡斯是在1990年提出这一悖论的。在此之后，金融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迅速增长。尽管新兴国家的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但令人惊讶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反常状况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强化。1999-2008 年，资本输出国的人均相对收入水平持续低于资本输入国，表明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转折，已不仅仅是资本从富国向穷国的流入量不足的问题，而是持续地从穷国向富国流动，即出现资本逆流(capital uphill flow)现象。
学者们的解释大致是说，穷国的制度不行，风险太高。
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解释，其实说的也是穷国和富国的制度不同。要是再看看，穷国和富国在税收制度、政策稳定程度、政府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政府的腐败程度等方面都有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资本在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流动。以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为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内利率被人为压制在较低水平，资本收益率自然无法提高，甚至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旦允许资本流动，国内资本就会流向发达国家，获得高于国内水平的收益。这就表现为资本从穷国流向了富国。同理，税收高、政策不稳定且不重视产权保护的发展中国家注定难以吸引到大量的外商投资。
穷国的政府更迭更加频繁，甚至还有可能带头违约，外国资本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两位大牛级的国际经济学家Reinhart和Rogoff的研究表明，政治违约风险大小和违约记录之间存在严格的正相关，只要违约风险足够大，投资收益就根本无法弥补投资风险。风险这么大，资本也就不会从富国流向穷国。
房间里其实还有一只大象，这只大象就是中国。提起这些年的资本逆流，不能不提中国的影响。中国的预防性储蓄非常大。所谓的预防性储蓄，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前存下来的钱。为什么中国人爱存钱呢？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人们会担心未来的养老和医疗护理；人口老龄化加速，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进一步受挫；全球化总体上看是件好事，但也会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预防性储蓄不断提高。这些钱能用来干什么呢？最好的用途是用来为国内的投资融资。
遗憾的是，中国低效率的金融系统使得多出来的储蓄无法配置于国内生产性用途，结果只能是中国大量储蓄不断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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