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花》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该书是一部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选取清光绪年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军旅生涯与平民生活为主线，描写了向有喜这个人物从普通农民到旧时代军官的人生历程，巧妙地将华北地区的乡村生活与中国历史的重大进程和事件联结起来，展示了中国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凸显了个人命运的兴衰荣辱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歌颂了壮烈的死，蔑视了苟且的活。小说语颇具匠心地把家族、个人、村落、社会、国家、政治和日常生活衔接起来,力求对构成历史的小人物予以关切、理解和沟通。回溯历史，轻轻抚摸那些像尘土一样的生命，犹如从尘埃里绽放出一朵朵“笨花”。

《笨花》主要表现在抗战历史背景下，以向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人，他们不败的生活意趣，以及在男权和革命夹缝中，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识主题思想。

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铁凝在《笨花》发表时曾说：“这部作品是一部与以往任何作品均无可比性的大书。” 实际上，无论在铁凝自己眼中，还是在读者和评论者心目中，《笨花》在铁凝的创作中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分量和重要性。在《笨花》中，铁凝在日常化、生活化的叙事中展开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努力挖掘出蕴藏于民间的正义力量和英雄品格，在充满生活智慧和生命质感的叙述中表达着崭新的意识形态诉求，体现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雄心和抱负。

“如果说兵荒马乱是《笨花》的布景，那么世俗烟火则是《笨花》的主词” ，小说透过兵荒马乱与世俗烟火的共时相处，编织中国乡土生活的细密纹理，在民间文化的世代相传中发现民族脚踏实地和超越苦难的生存韧性，将“世俗社会的民间精神提升为审美世界的民间精神”，获得具有普世意义的写作情怀。

本文从小说宏大的历史叙事架构出发，解读在历史褶皱中被遮蔽的普通人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琐事,呈现他们的生活意趣及内心所坚守的尊严和道德秩序，从而领悟到这群扎根乡土世俗的中国人的人情和人性之美。

作家铁凝

民间与革命的双重传奇

爱弥尔·左拉认为：“小说家同时也是观察者也是实验者。作为观察者来说，他所提供他所观察到的事实，定下出发点，构筑坚实的场地，让人物可以在这场地上活动，现象可以在这里展开。”

《笨花》以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为叙述背景，这是作家作为观察者所提供的事实根据。

小说所写的笨花村是冀中平原的一个普通乡村，但由于这个乡村的一名普通小贩向喜从军，一步步当上了旧式军队的将军，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从而将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气息与时代的风云变幻联在了一起。

向喜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他质朴得如同冀中平原上的一株“笨花”，他粗通文墨，念过“四书”、“五经”， 曾卖豆腐脑维持生计。正逢乱世，他弃农从军，戎马一生。无论打仗还是做官，乡土的“笨花情结”始终牵系于心。他果敢、干练、沉稳、踏实，内敛而不张扬，都是笨花这片土地所赋予的。

他并不像他的同事孙传芳那样追逐名利，而是始终保持着在笨花村形成的具有农民朴实率真本质的做事习惯和做人准则。

正是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他在从军后，改名向中和，字谦益，无论是征战沙场还是生活琐事都处处体现着他“中和”的处世思想和做人原则。

“七七”事变后，当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原，想要拉拢他作政客。面对日本人小坂的一次次威逼利诱，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向中和并没有面对这个来者不善的说客大发雷霆，而是一次次与之周旋，用平和的言语做不屈服的反抗。

率真耿直的向中和从没想过为了所谓的个人前途在乱世中做叛国叛家的差事，中庸平和的性格使他逃离了纷杂的世俗，毅然回到笨花归隐于粪厂。独自在一个粪厂里面挥舞粪勺摆弄大粪。

当几个日本兵追杀一个杂技演员的时候, 他挺身而出, 拔枪相向, 最终开枪自杀, 尸体落入粪坑。

虽然向中和并没有如愿在粪厂的平淡生活中安享晚年，但他却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向中和的儿子向文成是笨花村中子辈的优秀代表。他博学多才，是笨花村的智囊袋，他精通医术，谦虚好学，善于推测，推崇文明。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不仅学习了医术，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纸，学习了各种自然科学知识。

他可以解答各种人、各种领域的疑惑，他是引导笨花村从愚昧走向文明的领路者。他还善于预测，去找他的人还未到来，他已经猜出谁会来；人未张口他已猜出是何事。被神话了的向文成的气度和心胸也明显不同于其他笨花人。

虽然身居在笨花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他的内心却承载着天下的命运。在国家危难之时，他和甘子明一起办夜校，把世安堂当作会议室和临时医院，体现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小说这样写道：

这时，夜深人静，甘子明来到世安堂。向文成把灯点亮，又用条夹被把窗户遮严。灯下坐着武备、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甘子明看着向家父子，对武备说：“武备呀，我有个提议，咱们见面的范围还应再扩大一些。应该再叫俩人参加，一个是你们的邻居叫时令，一个就是恁家的取灯。我研究过这俩个人，在这一拨青年人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各自都有抱负。时令靠近组织的要求很强烈；取灯这孩子也不能小看，断事的能力很像向家的人。

“向文成把灯点亮”的含义，实际上就是黑暗中方向指路人的象征。

向中和与向文成父子两人虽然人生经历差异较大。其父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叱咤风云的将军，其子却是一个文弱多病且有残疾的乡村医生。但是这两个人的骨子里的血脉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勇于担当和强烈的责任感。

当少将向中和采取变相隐居的方式消极对抗侵略者时，向文成便无声地接过父辈的担子，在冀中平原点燃抗日战争的火焰。

不论向喜家还是西贝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有的还为抗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向文成、取灯、西贝时令、同艾、瞎话等等，从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身上，我们感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

从总体上说，笨花人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了深明大义的民族气节，虽然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但从他们那样一种踏实沉默的反抗姿态中。所显示出的却正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力量与希望所在。

乱世中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总是会关注女性灵魂与命运的探索，去描绘各种女性的人生与情感，从而实现自己的“超性别写作”。正如铁凝自己所说： “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才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挖掘。”

在《笨花》中，铁凝也塑造了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同艾

同艾是旧式军人向喜的结发妻子，她的形象代表着传统观念女性，她完全符合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贤妻良母的定义：宽容大度、隐忍包容。作为妻子和母亲，她用包容和无奈为男性提供了一个可以作为归属地的精神家园。

她支持丈夫从军，在丈夫离家后独自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为征战在外的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当她得知丈夫娶了二房后，她选择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情感，毅然决然地回到笨花。

同艾母性光辉展示的最淋漓尽致的方面则体现在她对于取灯的接纳，体现了她极致的包容和爱心。

当同艾看到一路颠簸来到家门的取灯时，她没有冷漠，也没有端所谓正室母亲的架子，而是用手里的刷子轻轻地为取灯打掉身上的尘土，并且埋怨甘运来为何不让孩子坐车。

也许正是这发自内心的举动感动了取灯，使她脱口而出的不是客套话而是： “娘，是我愿意走路的。”这样温馨和谐的画面不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也深深打动了读者。

• 取灯

取灯是向喜与他的第三任太太施玉蝉的婚姻结晶。取灯从小被二房顺容抚养，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是新女性的象征。而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在县城长大的新式女学生却果断来到了她向往的笨花，这个她从前只是听别人说过的父亲的故乡，并将生命的根扎在了这里。

取灯聪明善良而且识大体，她第一次见到同艾就叫了娘，拉近了她与笨花家里所有人的距离。她喜欢交朋友爱学习，与梅阁探讨基督，跟着向文成学各种东西。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国、踏进笨花时，取灯又成了一位女英雄，她毅然地参加了抗日活动，在夜校当老师做宣传，联络地方地下工作者，为保护家人、保护家乡奉献着自己的热情与青春，最后甚至牺牲了宝贵而又鲜活的生命。

取灯在当地是火柴的别称，所以她也象征着光明与理想，代表着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她的精神不仅彰显了她的英雄豪气，也将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动力。

铁凝还在作品中塑造了其他典型而又成功的女性形象，如贤良的秀芝，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施玉蝉，放荡的大花瓣和小袄子母女等。

秀芝是向文成的妻子，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与同艾是同一形象的女性，是温厚老实的传统媳妇；施玉蝉是向喜的第三房太太、取灯的母亲。她本是马术团的艺人，后来落了难嫁给了向喜。可是她并没有像一般的女人那样享受着姨太太的生活，而是为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坚决离家从艺，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大花瓣和小袄子是作品中比较叛逆的女性，她们没有传统的贞洁观念，习惯在性爱的追逐中满足自己生活的欲望。她们是母女却又像敌人，都在用身体与男人周旋，最后也都因这种放荡的生活观念而走向悲剧。

《笨花》中的女性不是历史进程宏大背景下的强者，但是她们也是历史的缔造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而是具有自己独立性格的个体。她们虽然身世卑微，承受了政治的、战争的、男权的、性的多重压迫，但是她们还是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小说通过对她们的生命欲望和生存状态的描写，展示了女性的追求解放和独立的觉醒意识。

凡俗生活展示中的历史镜像

“笨花”在小说中，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冀中平原上这个名为“笨花”的村庄。其二从象征隐喻的意义上看，“笨花”二字的象征隐喻色彩也格外分明。

作者在小说之前曾经写过这样一段题记：“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其根本意图并非是要告诉读者棉花的两种不同类别，而是要象征性地暗示出自己在《笨花》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层面上对于中国本土性小说传统的回归。

无论是笨花人的种花、拾花，还是笨花人的“写砖”与“喝号”，或是笨花人渡过的几乎差不多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变化的每一个黄昏，在铁凝笔下都被表现得那样的活灵活现而趣味盎然，都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同于经典的历史叙事，那种在革命思想的照耀下、居高临下地为革命寻求合理性的、概念化的生活叙事。在铁凝的启蒙叙事中，乡土中国的历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发生了根本性危机，它仍然在传统的宗法制家族的伦理秩序中生存了下来。正如向文成所说：“事变了，事变咱也得过日子。这是在咱笨花，笨花还是咱们的。日本横竖把笨花搬不走,站得住的还是咱笨花人。”

在《笨花》 中，作者试图找到一种准确的、俭朴的、温润的、结实的世俗方式，来描写世俗中的人情之美，世俗生活中生活的具体意趣，也就是希望写出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小说成功地超越了经典的革命叙事模式，带给人们一种别样的审美情趣

小说写笨花村那比戏还诡秘的黄昏时,一幅乡村的多彩的风土画展现在我们面前:

笨花村的黄昏也许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的：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人；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一个卖酥鱼的被向家识破逃跑了；农人“走动儿”便在卖煤油的叫喊和笨花人众目睽睽之下去和另一家的女人“幽会”。那横跨在孝河的隋朝修的单孔石桥下，是当地有名的大集,买卖非常热闹，有花鸟市、粮食市、牲口市,还有鞭炮、奇火、灯方、年画、佛堂这些应时的玩意儿。而每逢四，来赶庙会的不仅是附近的农人和客商，还惊动着千百里之外的南北客商，马戏团来了、说书艺人搭起书棚 ，河北梆 子的梆子声能传出城外。不只是笨花人喜欢把笨花村的历史说的古远无边，以证明他们在这黄土平原上的与众不同。

小说写取灯回笨花家乡时的感受,也表现出作者对故乡的深情的厚爱：

走上土路的取灯 第一次觉出乡村的原野原来是这样的。大庄稼肥厚的叶子扫着她裸露的胳膊,扫着她的脸,扬花的玉米缨子、高粱穗扬下的花粉播撒在她的脸上，她呼吸着满带野性的空气，想到许多书中的一个形容词：陶醉。而当取灯陶醉于笨花那蓝得一尘不染的太空，陶醉于那有着酒香的藕荷色的小喇叭花，陶醉于那比葡萄、樱桃的味儿都野的芡芡果。

纯净透明如诗一样的语言，使人们陶醉于这温馨和甜美的故乡 。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笨花人仍葆有生活的乐观态度和不屈不挠的意趣：向家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和理想，向文成会算地、会行医、会教学、还编文明戏；大儿子武备是太岳根据地的一名领导人，他曾想成为一名作家或世界语学者；作为八路卫生员的小儿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充满对美术的幻想。即使到向家的区长尹率真，拉风箱、贴饼子、蒸窝窝都会，还内行地教向老太太做西瓜酱。

小说中出现日军兵松山槐多，也与过去经典文学中的日本兵大相径庭。他是侵略者，但更具个人性，这个曾是东京美术学校的学生，竭力把经受着战争和伤痛的中国画成一片和平景象。当松山槐多唱着日本童谣《小小的晚霞》 规劝日本兵放下武器时，同胞子弹射穿了他特意戴的那顶东京美术学校的黑制帽。

在看似松散的、非常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小说让人们还看到了人类生活连绵断的延续性，这是一种积极的、顽强不屈的、永恒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本身，让我们感到乡村生活的美好和善意，那些

在经典化的叙事中，个人始终是历史的一部分，其中的人物，仍然与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紧密相连。笨花村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战乱、全民族抗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被历史所选择；另一方面,更是主动地去选择历史。他们是生活的强者，自己的主人。笨花村所有人的活动最终归人到历史当中，使中国民族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获得了完整性。

结尾：人类的生之根原是深扎在泥土中的。小说《笨花》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背后实实在在的乡村,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弥漫于乡村土地上的世俗人情之美，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得暇回望我们的心灵，看到民族生存的根基和乡土生命的底色，这就是深深植根于代乡土中国的“笨花”带给我们的深度思考。

作者随缘：温柔浪漫的双鱼座女主，对生活有梦想有激情，珍惜那些看起来平淡的幸福时刻。相信有事做有所期待，日子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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