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4月
定價：32.00元
上世紀40年代的北非，一場由老鼠引起的瘟疫，突然降臨奧蘭小城。某位醫生，發現了第一個病人，立即向當地派出所彙報。但結果，他被認定為惡意造謠，驚擾了大家的平靜生活。天災人禍，本是常事。然而，當災禍落在大家頭上時，誰都不願意相信。
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市政府官員為保權力，有意瞞報疫情。直到水落石出，才公佈實情，採取措施。消毒、監控、隔離，直至封城。然而這時，奧蘭小城早已錯過了最佳隔離期。
接下來，全市癱瘓。交通封鎖，貿易停頓，旅遊崩潰。醫院人滿為患，連學校也被改建成醫院。人們出行被突然限制，憋在家裡活在恐懼之中。許多親朋好友、街坊鄰里，前幾天還聚在一起談笑，過了幾天，只剩下病危或去世的消息。
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最後，連關注數據的興趣都不在了，只能祈禱自己不會出現在這個數據以內。
與此同時，謠言四起：喝葡萄酒可以殺滅細菌，含薄荷片可以預防感染……物價飛漲，奸商藉機發財。
有年輕人跑到診所，希望能開一張無病證明，離開奧蘭。有市民試圖逃竄，但很快加強管制。有絕望的病人家屬，抓著醫生的手臂，大聲咆哮：你還有沒有良心？
沒錯，這是一本發表於1947年的虛構小說。但今天讀來，與當下的現實有相似之處，給人以警醒。
個人生存經驗的哲學
當鼠疫蓄足全力撲向奧蘭城，人們為找回失去的幸福，掙扎著抵禦瘟疫的奴役，200多頁的《鼠疫》正好行進到三分之一，阿爾貝·加繆式的哲學像一支交響樂的主聲部，開始通過敘述人呈現。這種顯然已經糅合了個人生存經驗的哲學，用一句話即可以陳述：存在就是反抗。加繆在1957年的受獎演說中，把這種反抗視作作家這一職業的偉大責任：不能遷就謊言和奴役，要為真相的呈現、為自由服務。
做出這樣的承諾是艱難的，因為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他很難履行這樣的承諾——拒絕對眾所周知的事情撒謊。
小說中的主角之一朗貝爾，一直在做著個人化的鬥爭和反抗，他明言，這種鬥爭和反抗是為了個體的幸福。朗貝爾是一個記者，因為一次偶然被困在了奧蘭，被迫和戀人分離。他一直有一種錯覺，或者說心存幻想，以為在鼠疫面前自己仍是自由的，可以自行做出抉擇，事實上他忽略了，當災難的陰影籠罩住了一切，已不存在個人的命運，有的只是集體的遭遇。
為了不讓鼠疫的魔爪捉住，朗貝爾想盡了種種辦法出城，當事實證明通過合法手段出城無望時他就另找出路。他甚至找到了一個秘密偷渡的地下組織。但一心想著要出城的朗貝爾在這裡好像走入了一個迷宮，他像卡夫卡小說中的灰色人物一樣永遠接近不了目標。在和裡厄醫生的一次談話中，他坦言自己不是個怕冒生命危險的人，“我沒有和你們一起工作，是有我的理由。”朗貝爾在這裡說的理由就是愛情，就是他的幸福。他把裡厄他們的行動稱作“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義行徑，而他感興趣的只是“為愛而生，為愛而死”。他和醫生有一次關於人是不是一種概念的爭論，他面紅耳赤地反駁醫生——“人是一種概念，不過，一旦脫離了愛情，人就成為一種為時很短的概念，而現在正好我們不能再愛了，那麼醫生，讓我們安心地忍耐吧，讓我們等著能愛的時刻到來，如果真的沒有可能，那就等待大家都得到自由的時候，不必去裝什麼英雄。”
這是朗貝爾的思想支撐，或者說是他的信仰。這也是朗貝爾式的反抗，它是內在的，個體化的，由一己推及萬有的。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裡厄式的反抗，實事求是，“同鼠疫做鬥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當朗貝爾問及這個詞的意思時，裡厄醫生說：“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義，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做好我的本職工作。”
鬥爭的唯一辦法
裡厄相信（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在某種程度上他傳達了加繆自己的聲音），夢幻隨人而異，而共處的現實則是把大家團結起來的東西，這個共處的現實就是災難和惡的降臨。在他的身上，加繆呈現了人類通過反抗實現自我拯救的可能。
當小說中人物面臨選擇時，加繆內心隱性的圖像也一點點顯露了。在《鼠疫》裡，他讓朗貝爾在追求個人幸福和承擔他人不幸之間選擇，這也是加繆自己內心信念的一次考驗。裡厄醫生沒有阻止朗貝爾用非常手段離開奧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坦白承認，在這件事情上他沒有能力去判斷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這正是加繆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的立場：承擔是一種職責，追求個人的幸福同樣無可非議。
在《鼠疫》中，也是一次海水浴使裡厄醫生和達魯（小說中的另一個主要人物）之間心心相印，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誼。
這是這部沉悶的小說中最為動人的章節之一。一個秋天的晚上，裡厄和達魯在一次長談後穿過堆滿了木桶和散發著魚腥味的場地向防波堤走去，大海在他們前面不遠處的巨大石基下輕聲吼鳴，它像絲絨那樣厚實，又像獸毛一樣光滑，他們一動不動地浮在水上，面對著懸掛著月亮和佈滿星星的天空深深地呼吸。就在他們面對這幅漫無邊際的夜景時，一種奇異的幸福感充滿了全身，雖然這種幸福感讓他們忘卻周圍的事物，也不能忘卻世上的殺戮，但畢竟讓這對朋友暫時地擺脫了這座鼠疫中的城市。當他們重新穿上衣服走上歸途時，小說家這樣描繪他們——“他們已成為一對同心同德的朋友，這天夜晚給他們留下了親切的回憶”，接下來的一切，“又將重新開始了”。這是密不透風的敘述中少有的一處空白，笨重而又有力的敘事節奏中加進了小提琴般抒情的樂音。這小小的變奏使小說擺脫了敘事的沉悶，也豐富了小說本身，因為追求幸福與分擔苦難之間的兩難，一直是困擾加繆式主人公的一個倫理命題，加繆在這場海水浴中讓這兩難在一對朋友身上和諧起來，就像達魯說的：“一個真正的人應該為受害者做鬥爭，不過，要是他因此就不再愛任何別的東西了，那麼他進行鬥爭又是為了什麼？”
小說進行到這裡變成了一篇冗長的哲學討論，朗貝爾的聲音、裡厄醫生的聲音和達魯的聲音交雜在一起，清楚地表明瞭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各自所取的方向。這場兩個頁碼的爭論在快要結束時多個聲部趨向一致，朗貝爾把自己放進了他所置身的人群裡，在這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一個外地人，跟這座城裡的人們跟這場突如其來降臨的災難毫無關係。“但是現在我見到了我所見的事，我懂得，不管我願意或者不願意，我是這城裡的人了，這件事跟我們大家都有關係。”
他留了下來，分擔他人的不幸使他最終放棄了個體的幸福。他走進了他以前一直小心翼翼保持著距離的聖徒和英雄的行列。聖徒朗貝爾此後的工作是主管一個隔離病房的臨時負責人。按理說裡厄醫生這時應該高興才對，但朗貝爾的詰問——“你們自己不也做出了選擇？你們不也放棄了幸福？”——卻讓他深深沉默了。他明白，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們為之捨棄自己的所愛的。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捨棄了所愛，當他投入救災工作時，已很少想到在外地療養的妻子。
追求個體的幸福，理所當然是道德的，分擔他人的不幸更是高尚的行為，問題是，後者要以前者的犧牲為條件，那麼兩者之間擇誰而事，才是真正的道德？人道主義者加繆在這本薄薄的小說裡，把這個沉重的命題推到了我們這些當代讀者面前。
而他一生的行動和寫作，都是在回答這個問題。在小說和其他敘事性作品中，加繆流露的個人的意願，是努力成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鄙薄為藝術而藝術，在他看來這是在推開現實的同時假裝不知道這個世界還有災難和惡，而成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就要有勇氣承認人之不幸並勇於去承擔。
阿爾貝·加繆不同於19世紀文學養育的其他作家的地方，就在於他堅持的是一條更加廣闊的現實主義道路。他走在這條道路上，還加進了自己的選擇原則。他選擇了大海、雨、陽光、慾望與死亡的鬥爭，因為那是把我們大家團結起來的東西。
用照片呈現一個人的一生是困難的，因為“一個生命是變化，懷疑，矛盾”。但加繆是真實的，他在“眾人”之中，與“人數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他向我們呈現的神話……
揭示了人類條件的深刻
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孤獨和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孤獨與團結》收錄了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加繆珍藏的家庭照片、報紙影像、手稿等資料，記錄了加繆從阿爾及利亞的貧窮少年，一步一步走上諾貝爾文學獎獎臺，並最終以荒誕的方式告別人世的傳奇一生；展現了阿爾貝·加繆作為小說家、劇作家、哲學家、記者，乃至丈夫和父親的不同側面。翻開影像集，我們能看到一個充滿魅力的偉大人物，同時，我們也感受到他那些與我們別無二致的譏誚、狡黠、迷戀、驚喜、掙扎、憤怒……影像文字大都節選自加繆的作品，充滿魅力的形象與閃耀思想之光的文字相互映襯，讓讀者能夠更加直觀地理解加繆其人其作。
“在隆冬，我終於發現，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在當下、在他逝世60週年之際，我們閱讀加繆，並從他的文字中感受這種力量。
創作背景
《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裡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佔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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