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過小學的人都知道，司馬光砸過缸。
念過中學的人都知道，司馬光主持編寫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涵蓋從戰國到五代長達1300年的歷史，總共300多萬字。據說編纂完成時，草稿堆了整整兩間屋子。
900多年過去了，我們能夠見到的手稿只剩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這一件，總共不到500字：
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北宋，國家圖書館藏
《資治通鑑》屬於編年史，以年份為順序記錄歷史。
這份手稿記錄了東晉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的重要事件，收錄在《資治通鑑》第九十二卷裡。
《資治通鑑》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第九十二卷其實包含兩年的內容：公元322年和323年。只可惜公元323年的手稿沒有保存下來。
萬幸的是，公元322年、即永昌元年的內容是完整的，從正月一直寫到十二月：
《資治通鑑》不僅以年份為序，在同一年敘述中也儘量以月份為序
手稿本身不分段，司馬光偶爾在需要分段的地方畫個小圈圈，相當於現在的段落分隔符
永昌元年不是個好年份。
“永昌”是東晉元帝司馬睿的年號，僅僅使用了一年。司馬睿因為得了孫子，心情大好，在年初大赦天下，改年號為永昌。可是到了年底，他就駕崩了，享年四十七歲。
怎麼死的？
鬱悶死的——司馬光用詞比較典雅，稱為“憂憤成疾”。
手稿中的“帝”指司馬睿，可見東晉被《資治通鑑》視為正統
永昌元年最重大的事件，要數王敦作亂。
司馬睿是東晉開國皇帝，能夠登上皇位，全靠世家大族撐腰，尤其依賴大名鼎鼎的王導。可惜王導的堂哥王敦不是省油的燈，稱霸一方後起了邪念，以清理朝中奸臣的名義，正月從武昌起兵，三月便拿下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軟禁了司馬睿。
王敦如此操作，王導就很尷尬了，因為他一直在朝廷上班啊！
王導趕緊找皇上請罪，幸好得到皇上的諒解。王導甚至被任命為前鋒大都督，是名義上的總指揮。王敦拿下帝都後，也沒有為難自家兄弟，所以王導兩頭自保，均獲成功，接著做大官。他還勸說王敦不要廢掉司馬睿，算是維護了國本，不愧是八面玲瓏的政治家。
“王敦”
“王導”
這麼一場叛亂，過程相當曲折，幾百字說得清楚嗎？絕對說不清。
所以，我們今天讀到的《資治通鑑》成書，用了5000多字講述永昌元年的事情，但手稿只有不到500字，異常簡略。
一是成書有些內容直接被手稿忽略了。
二是成書大部分內容雖然出現在手稿裡，但措辭極其簡潔，簡潔得超乎想象。
比如，王導找皇上請罪那一段，《資治通鑑》用了34個字：
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司空王導率領堂弟中領軍王邃、左衛將軍王廙、侍中王侃、王彬以及各宗族子弟二十多人，每天清晨到朝廷請罪）
落到手稿上，只剩三個字：帥諸宗。
有趣的是，“帥諸宗”後面還寫了“云云”。“云云”在這裡相當於現代漢語裡的“等等”，或者省略號：
司馬光似乎很喜歡“云云”這個省略工具。
放眼望去，手稿裡有太多“云云”，所以大多數句子的意思不太完整，讀者看得稀裡糊塗，如墜雲裡霧裡，“雲深不知處”：
這樣的手稿大概只有司馬光本人看得懂吧。
有趣的是，雖然“云云”約等於省略號，但有些時候，司馬光的省略習慣與現代人不同，很有特點。
比如，《資治通鑑》說，王敦起兵的名義是要清理朝中奸臣，尤其是司馬睿的兩個親信，刁協和劉隗。這兩人偏偏不爭氣，在帝都保衛戰中被王敦打得大敗，逃回宮裡見皇上，皇上哭哭啼啼說，“你倆趕緊走吧”：
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刁協、劉隗戰敗後，都進了宮，在太極殿東臺階拜見司馬睿。司馬睿拉著兩人的手，痛哭流涕，勸二人出逃避難）
落到手稿上只剩五個字“見帝，帝執禍”，外加“云云”：
其中“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一句，按照現在的習慣，省略成“帝執……”就夠了。
但司馬光寫成“帝執云云禍”，相當於“帝執……禍”，特意寫出最後一個字“禍”。
司馬光為何特意寫明最後一字？
可能因為《資治通鑑》摘錄了大量前代史書的內容，比如“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一句就原模原樣出現在“二十四史”之《晉書》裡。所以，司馬光是不是在提醒自己，“這句話記得抄到‘禍’字為止”？
特意寫明最後一字的情況在手稿中有多處，又如圖中“昔云云福”同屬一句話，原句是“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手稿裡的“福”字與後面的“將軍”沒有關係
你應該看出來了，我們見到的這份手稿絕非定稿，其文字極其精煉，篇幅不足成書的十分之一，距離成書尚有一段距離。
但司馬光也並非剛剛開始編書。他顯然已經整理了許多史料，篩選出需要摘抄的內容，按月份進行分類排序。我們在成書中讀到的永昌元年的重要事件，大多出現了在手稿裡，而且記敘順序基本與手稿相同。
可以說，這份手稿代表了司馬光的“階段性成果”，是指導他完成定稿的提綱。
既然不是定稿，手稿裡不免留下許多改動的痕跡。尤其與成書對比後，你會發現許多有趣的改動。
比如，大史學家也有筆誤：
“奉兵討敦”的“奉”字被塗掉了。為什麼？
對照成書，噢，原來這裡應該是“舉兵討敦”。“舉”和“奉”確實長得像，好在司馬光自己發現寫錯了。
《資治通鑑》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有時候，大史學家也會反覆“刪除+恢復”，權衡再三，猶猶豫豫，就像我們這些作文不好的平凡人。
比如：
“王敦既與朝”，其中“既與朝”三字被刪掉了。“既與朝”是“既與朝廷乖離”（已經和朝廷離心離德）的省略說法。
司馬光最初寫了“既與朝”，可能後來想想沒必要，刪了，但我還是在成書裡找到了這句話。看來他經過思想鬥爭，還是在定稿里加回去了：
《資治通鑑》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還有些時候，修改痕跡會再次暴露大史學家“抄古書”的習慣。
比如前面提到，司馬睿有兩個親信，其中一個名叫刁協。此人揮淚告別皇上之後，有沒有逃脫成功？
司馬光是這麼寫的：
“協道死”，意思是“刁協死在了逃亡路上”。
可能覺得太過簡略，司馬光又劃去“道死”，加上幾個字：
“至江乘，為人所殺”，其中“江乘”是地名，大約在今天的南京仙林大學城。
新添的七個字恰好也出現在唐朝人編寫的《晉書》裡，你說巧不巧？
在《資治通鑑》成書裡，我們見到的定稿是：
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刁協年老，難耐騎乘之苦，平日又少恩惠，招募隨從時，大家都推委不去。刁協行至江乘，被人殺害，首級被送給王敦）
而《晉書》原文是這樣：
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
幾乎一模一樣吧！
友情出演：青瓷對書俑，西晉，湖南省博物館藏
除了花樣繁多的修改痕跡，手稿還保留了司馬光那個年代的時代特徵。
古時候有複雜的避諱制度。對於自家祖宗名字裡的漢字，要儘量避免使用，以示尊重（姓氏不用避諱）。至於當朝皇上乃至皇上祖宗的大名，就更要避諱了，甚至連讀音相近的字也要避免使用。比如，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觀世音菩薩改成了觀音菩薩；又如紫禁城北門原來叫玄武門，為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改成了神武門。
如此減字或者改字，肯定容易造成歧義。所以還有一種更簡便、更穩妥的避諱方式：缺筆，也就是省略避諱字的部分筆畫。
宋代常見的做法是“缺末筆”，即省略避諱字的最後一筆，這種情況在司馬光手稿裡出現多次，留下濃郁的時代氣息：
“竟”字避宋太祖趙匡胤的祖父趙敬的名諱
“徵”字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
“讓”字避宋英宗趙曙的生父趙允讓的名諱
無論豐富的修改痕跡，還是帶有時代感的缺筆寫法，都營造了“穿越時空”的效果。我們彷彿踏進司馬光的時代，看到他時而疾書、時而斟酌的身影，見證了一部鉅著從構思選材到定稿成文的鮮活過程。
親見其字，如親見其人。先賢的字跡，給後人提供了親近先賢本人的機會。對於這樣的機會，無論現在的我們還是古代文人，都非常珍惜。
不出意料，我們在手稿後面看到大段大段的題跋。歷代文人不吝辭藻，輪番猛誇司馬光的才華和人品。題跋者大多使用正楷或者行楷，以示尊重：
其中，南宋人趙汝述的評價很有概括性。
趙汝述寫道：幅紙之間，三絕具焉。意思是，紙張不大，卻包含了“三絕”：
“溫公起《通鑑》草於範忠宣公尺牘，其末又《謝人惠物狀》草也，幅紙之間，三絕具焉，誠可寶哉！岐國汝述明可識。” 溫公指司馬光，其死後獲贈溫國公
“三絕”裡的第一絕當然指司馬光的親筆手稿。
至於第二絕，趙汝述說是“範忠宣公尺牘”：
“尺牘”原指一尺長的木牘，後來泛指信件。“範忠宣公”是北宋名臣範純仁的諡號——當然，範純仁名氣再大，也比不上他爹地范仲淹。
簡言之，“範忠宣公尺牘”就是範純仁的親筆信——這跟司馬光的手稿有關係嗎？
關係大了，因為司馬光直接把草稿寫在人家信紙上：
其實，這份手稿由兩張紙組成，兩張紙的銜接處有收藏者蓋下的一溜“騎縫章”：
第二張紙上寫著範純仁的親筆信，只不過被司馬光劃掉了：
被四道黑線劃掉的是範純仁的親筆信：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
司馬光與範純仁關係很好。
司馬光比範純仁年長八歲，如同兄長。光哥的侄子娶了仁弟的女兒，所以兩家又是真親戚。光仁二位都曾拜相，都屬於保守派，都不喜歡那個熱衷變法的王安石。因為反對變法，光仁二人都被貶官，所以司馬光才能去洛陽專心編寫《資治通鑑》。可能閒暇太多，工作狂人難以適應，二人又聯絡諸多好友，組建了一個吃喝聊天的社團，名叫“真率會”——不是“真帥會”，一幫老頭子與帥無關，而是“真率會”，講求真誠率直，淡化酒肉排場，看重朋友交心。
所以，司馬光與範純仁應該常有書信往來。估計司馬光寫提綱的時候，正好沒紙了，便順手抄來範純仁的書信，刷刷劃去字跡，接著列提綱。
但詭異的是，信裡沒有出現司馬光的名字，卻提到一個叫“伯康”的人：
“伯康必更痊平”
“伯康”是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的字。司馬旦是範純仁的親家公，正是司馬旦的三兒子娶了範純仁的女兒。信中寫道“伯康必更痊平”，看來司馬旦病了一場，正在恢復。
這就怪了，範純仁問候司馬旦的信，怎麼落到司馬光手裡？難道稿紙不夠用，司馬光跑去哥哥家蒐羅舊紙？
答案在這封信的第二張紙上。
說來也夠神奇：範純仁這封信原本有兩張紙，前紙被司馬光打了草稿，後紙也沒有被扔掉，與前紙分離後輾轉千年，如有神明護體般，同樣保存到今天：
範純仁《致伯康君實尺牘》，北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念者，日企軒馭之來，以釋煩渴，天氣計寒，必已倦出，應且盤桓過冬，況伯康初安，諒難離去，咫尺無由往見，豈勝思仰之情，更祈以時，倍加保重，其他書不能盡。純仁頓首上。伯康君實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
從後紙末尾可以看出，收信人原來有兩位：“伯康”和“君實”，伯康指司馬旦，而君實正是司馬光的字。
範純仁一封信能寫給兩個人，是有道理的。司馬旦是司馬光的哥哥，也是唯一的兄弟，兩人關係很好，住得也不遠。司馬光在洛陽編書時，會去老家夏縣（今山西夏縣）探望兄長。《宋史》說司馬光對待兄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比喻很形象！
當時司馬旦年近八十，疾恙難免，所以範純仁在後紙又提到“伯康初安”，可見司馬旦確實剛剛病癒。
範純仁的信，司馬旦應該讀過了，最後落到司馬光手裡。對於好友的來信，古人有妥善保存，甚至裝裱起來的習慣。司馬光倒是爽快，直接拿來打草稿。
有人說這也算“敬惜字紙”的一種表現，不浪費紙張，物盡其用嘛——但司馬光用得實在太徹底，他打完草稿，發現範純仁的信紙還有一塊空地，於是又寫了幾行字：
“具位XX。右伏蒙尊慈特有頒賜，感佩之至。但積下情，謹奉狀陳謝，伏惟照察謹狀。X月X日具位XX狀。”
這段字跡也是草稿，但是和《資治通鑑》無關。
貌似有官員（“具位”指代官爵）以自己母親（“尊慈”）的名義，給司馬光送了禮物（“頒賜”）。司馬光打算寫一封信，表示感謝（“奉狀陳謝”）。
南宋人趙汝述給這段話起了個文縐縐的名稱，叫作“謝人惠物狀”，也就是“感謝別人恩賜禮物的致謝信”，認為這是第三絕：
說到這裡，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裡的“三絕”就全部介紹完了。繞了這麼一大圈，司馬光到底砸過缸沒有？
還真砸過。《宋史·列傳·司馬光傳》是這麼寫的：
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
語言真精煉！
《宋史》，明成化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圖片來自國圖官網
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是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國圖是世界最大的中文書庫，但很多人不知道，國圖也像故宮、國博那樣收藏了許多古代文物，是世界最大的中文古籍收藏地，最大的宋元善本收藏地。國圖收藏的殷商甲骨、金石拓片、敦煌遺書、古地圖等等也在業內享有盛譽。
六年前，國家圖書館在總館南區設立國家典籍博物館，第一次全面展示豐富的館藏。去年秋天，國家典籍博物館推出國慶大展，我再次見到這卷手稿，覺得這是介紹國寶的絕佳機會，於是拿出舊文，大改特改（但保留了本人頗為得意的開頭和結尾），篇幅擴充了好幾倍。
有人可能有疑問：《資治通鑑》300多萬字，全是司馬光一人編寫的嗎？
毫無疑問，“助理”總得有幾個。僅《資治通鑑》書末列出的“助理”就有四位。
但司馬光絕對是編輯部的靈魂人物，是統領提綱與彙總定稿的拍板人。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司馬光本人沒有見到印刷完成的《資治通鑑》。
定稿完成後過了兩年，司馬光去世，享年六十八歲。又過了六年，全書才印製完成，但這批最早版本的《資治通鑑》沒能流傳到今天。
我們今天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版本，印製於司馬光去世幾十年後的南宋初年，流傳至今的僅有兩套。一套保存完整，原藏故宮；另一套倖存三分之二，殘缺部分用其他南宋版本補齊，如同僧人拿破布條子拼縫起來的“百衲衣”，故稱“百衲本”《資治通鑑》，原屬近代藏書家傅增湘先生。如今，這兩套南宋版《資治通鑑》都收藏在國家圖書館。
司馬光手稿也曾收於宮中，後被溥儀攜至東北，抗戰勝利後收回，亦撥交國家圖書館。
《資治通鑑》，南宋紹興二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傅增湘囑後人捐贈國家圖書館
需要說明的是，《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唯一傳世“手稿”，也就是僅存的司馬光著作原稿，但並非司馬光的唯一墨跡。司馬光親筆書寫的作品，雖然罕見，但還有幾件留存，主要是書信。
比如，上海博物館去年展出了司馬光親筆書寫的《寧州帖》：
司馬光《寧州帖》，北宋，上海博物館藏，於書法館輪換展出
《寧州帖》是司馬光寫給司馬旦的二兒子司馬富的一封信（迎娶範純仁女兒的是三兒子）。
司馬富執意去離家較遠的寧州（今甘肅寧縣）做官，司馬光批評他不為父母著想，把體弱多病的司馬旦夫婦丟在老家夏縣（今山西夏縣），把司馬富臭罵了一頓：
“父母年七八十歲，又多疾”
“雖知罵得汝不濟事，只是汝太無見識，悶……”
看過《寧州帖》和《資治通鑑》手稿，你應該發現了，司馬光的書法水平貌似一般。
北宋是中國書法史的一座高峰，就連范仲淹、範純仁這些不以書法留名的人，都寫得一手漂亮字，更不用說蘇軾、黃庭堅那樣的書法大家了。相比之下，司馬光的字太過普通，甚至與他最厭惡的王安石相比，也沒有什麼優勢。
范仲淹《道服贊》局部，北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安石《楞嚴經旨要》局部，北宋，上海博物館藏
司馬光《寧州帖》局部
但你也能一眼看出來，司馬光寫字很認真。
《寧州帖》是寫給晚輩侄子的信，司馬光竟然用了正楷，罵人也要罵得莊重。《資治通鑑》手稿是一篇“草”稿，竟然毫無潦草之意，一筆一劃皆一絲不苟。
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局部
用楷書打草稿並非司馬光那一日心血來潮。大書法家黃庭堅參加過《資治通鑑》的校對工作，他後來再次見到司馬光的文稿，不禁感慨萬千，說道：“餘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
黃庭堅見過數百卷手稿，司馬光都寫得工工整整，沒有一個字是潦草的。
書法鑑賞有“字如其人”之說，我向來不敢苟同。
大書法家往往精通多種書體，可工可草，判若數人，豈不成了人格分裂？司馬光雖說不擅書法，可人家是深不可測的政治家，即使當面談笑，我都難以看出其為人，又如何透過字跡揣摩？
但是，看到他的字跡，我還是忍不住把他想象成一個治學嚴謹、行事認真、不苟言笑、甚至有點固執死板的人。如此想象，似乎又不算離譜。你覺得呢？
《資治通鑑》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自南宋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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