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臏兵法》的軍事戰略思想，是“必攻不守”的積極思想。它認為當時善用兵者採用的賞罰、謀詐等手段雖然都是必要的“益勝”條件，即都能增加戰勝的概率，但並非戰爭進行中的急需事項。戰爭實施階段最緊要的則是積極的進攻戰略。
田忌問孫臏：“賞罰者，兵之急者邪？”孫臏說：“非。夫賞者，所以喜眾，令士忘死也。罰者，所以正亂，令民畏上也。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田忌又問：“權、勢、謀、詐，兵之急者邪？”孫臏說：“非也。夫權者，所以聚眾也。勢者，所以令士必鬥也。謀者，所以令敵無備也。詐者，所以困敵也。可以益勝，非其急者也。”
田忌“忿然作色”地說：“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則其急者何也？”孫臏說：“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當然，“必攻不守”並非只攻擊而不要防守，只是在軍事戰略上不以防守為主。
這種思想是與戰國中期崛起的齊國企圖稱王的客觀實際相適應的。另外，“必攻不守”中的“不守”，是指敵方沒有設防或防守空虛、虛弱之處，是必攻的目標。這與《孫子兵法》“攻而必取者，攻者所不守也”的思想是相同的。這也與戰國中期步、騎兵已成為主要兵種、大規模機動作戰成為戰爭主要形式的客觀實際相適應。
《孫臏兵法》的作戰指導思想是以“道”制勝，認為戰鬥勝利的關鍵是“達於道”，“知其道者，兵有功”。也就是說，只有在深刻了解並掌握了戰爭規律和作戰指導規律，根據敵情、地形、天候、陣法等各方面的條件，採用靈活機動的戰術，才能克敵制勝。其實質與《孫子兵法》的“戰勝不復”和《吳子》的“因形用權”差別不大。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孫臏兵法》提出了一系列巧妙造勢、克敵制勝的原則。如根據敵情的不同，在“兩軍相當”、“皆堅而固”的情況下，要先“以輕卒嘗之，賤而勇者將亡，期於北毋期於得，為之微陣以觸其側”。
就是說，在雙方勢均力敵時，應先以一部兵力實施佯攻，偽敗誘敵；而以主力立陣設伏於隱蔽位置，待敵軍追擊至預定地點時，對其實施兩側夾擊。這與《吳子》“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對勢均力敵之敵，它還提出“營而離之，我並卒而擊之”的方法，即設法迷惑敵人，使其分散兵力，爾後集中兵力將其各個殲滅。在“我強敵弱，我眾敵寡”的情況下，就要“賛師”，即隱藏實力，“毀卒亂形（故意使陣形不整），以順至”，吸引敵人前來進攻，將其殲滅。在“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就要“讓威”，“必藏其尾，令之能歸”，“以待敵能（罷）”。
就是要妥善部署掩護兵力，使主力得以順利地轉移、撤退。等敵人疲憊時，再發起反攻。根據不同的地形，必須“料敵計險”，“居生擊死”。即認真詳細地分析敵情，研究地形，使自己居於有利的生地，而迫使敵軍處於不利的死地。並根據地形運用兵種，“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以充分發揮兵種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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