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距今已有千年了，中間還發生無數次的天災與戰禍，但還是有一部分宋朝的建築物存留至今，讓今人得以一睹千年前的建築風采，如建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的浙江寧波保國寺大殿，建於皇祐年間的河北正定隆興寺轉輪藏殿，建於北宋中期的山西長子縣文廟大成殿、重修於崇寧年間的太原晉祠聖母殿，等等。面對這些歷經千年時光的侵蝕仍然保存完好的土木建築，今天那些製造“豆腐渣”的個人或部門，應該感到無地自容吧——如果他們尚有一點羞恥心的話。
當然，我不是說宋朝就沒有“豆腐渣工程”，那個時候肯定也發生過橋樑、城牆、樓房、倉庫因建築質量不過關而突然倒塌之類的事故。不過，為了對付此類“豆腐渣”，宋人發展出一套相當完備的工程質量監控制度——這才是我想重點說的，因為對於今人來說，這套制度也不無值得借鑑之處。
現在，當人們說起中國古代建築史時，有一部宋人著作無論如何都是無法繞過去的，那就是成書於北宋元符三年（1100）的《營造法式》，由時任大宋“中央工程院”（將作監）總工程師的李誡編撰而成，並於崇寧二年（1103年）刊行。
所謂“營造”，是工程建築的意思，“法則”，即規則、標準的意思。這部《營造法式》實際上就是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設標準，對土石方工程（壕寨）、石方工程（石作）、大型木料工程（大木作）、小型木料工程（小木作）、泥水工程（泥作）、制磚與制瓦工程（磚作、瓦作）、裝修工程（雕作、彩畫作）等13個工種的選料、規格、設計、施工、流程、質量，都作出了詳細的規範。其中木料與磚的規格都實現了模數化。宋朝建築物的斗拱通常由上千個構件組成，榫卯複雜，必須一一對榫精準；宋朝修建城牆的用磚，往往由不同的窯廠燒製。如果不對木料、用磚的尺寸加以標準化，很難想象一項大型工程能夠順利完工。材料的模數化，則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工程建設的效率，還能夠保證施工的質量。
對於建築物的質量而言，地基是極關鍵卻又容易為人疏忽的一個環節，許多建築物之所以在地震中倒塌，跟忽略了地基質量不無關係。因此，《營造法式》對修建城牆、房屋的地基建設標準也提出嚴格規定：“凡開基址，須相視地脈虛實。其深不過一丈，淺止於五尺或四尺，並用碎磚瓦石札等，每土三分內添碎磚瓦等一分。”如果選址臨近水邊，則不但要深挖，而且開挖面必須更大，並釘立木樁加固：“凡開臨流岸口修築屋基之制：開深一丈八尺，廣隨屋間數之廣。其外分作兩擺手，斜隨馬頭，布柴梢，令厚一丈五尺。每岸長五尺，釘樁一條。梢上用膠土打築令實。”這樣才可以防止發生塌陷。
總而言之，從質量管理的角度來說，《營造法式》的發佈，相當於給宋朝的公共工程建設制訂了一個ISO質量標準，工匠如果嚴格按照《營造法式》的要求選料、設計、施工，不難建造出可抗擊“××年一遇”地震的工程。宋朝負現工程質量監管的部門，也可以依照《營造法式》的標準，對竣工的公共工程質量進行驗收，因此，宋政府對建築質量不過關的工程，也常常以“不如法”、“不中程”來表述。這樣的用詞表明宋政府已經確立了一套驗收工程的國家標準。
上面所說是宋朝工程質量監控體系的其中一項制度：公佈“營造法則”，設立公共工程建設標準。此外，宋政府還對公共工程實行“保質期”制度，即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後，在若干年限內如果發生破裂、損隳、洩漏、墊陷等質量問題，則追究設計方、施工方與監修者的刑事責任。這個“保質期”一般是五年，重要的工程是八年。
宋仁宗天聖年間，朝廷聽聞各地“修蓋舍屋”，“多不牢固”，便要求有關部門加強對工程質量的檢測，“添差監官點檢，須要牢固”，並重申一道立法：“今後所修舍屋、橋道，舊條：若修後一年墊陷，原修都料（工程設計者）、作頭（工頭）定罪，止杖一百，二年內減一等；未滿三年，又減一等。監修者又減一等。如歲月未久，具名聞奏嚴斷。雖差出改轉，及經赦恩，亦仰根逐，劾罪以聞。今差監官點檢催促，須是盡料修蓋，久遠牢壯。今後應修蓋舍屋、橋道等才了，書寫記號板訖，如修後未五年墊陷，並以前條年分下逐年遞減一等斷遣，遇赦不原。”
——意思是說，房屋、橋樑等公共工程，如果在完工後一年內發生墊陷，負責該工程的設計者與工頭，將被處以杖一百的刑罰；如果是二年內發生墊陷，刑罰減一等；以此類推，直至滿五年。監修者受到的責罰比設計方、施工方又減一等。這些罪罰不得赦免，即使相關責任人已調離原職位，也不得免於追究。
另外需要提請注意的是，五年的“工程保質期”只是針對“墊陷”之類的一般性質量問題，並不適用於惡性的建築事故。如果發生倒塌之類的嚴重事故，問責將不受五年保質期之限，懲罰無疑也會更加嚴厲。如宋真宗時，由於對“天雄軍修城不謹，戰棚圮”事故負有責任，一個叫做賈繼勳的官員被開除公職，流放汝州；另外兩名官員被削職，發配許州、滑州服役。
那麼新的問題來了：如果一個公共工程在使用多年後才發生事故，宋政府又如何確認當初的設計方、施工方與監修者是哪些人？這個問題不難。因為宋政府還對所有公共工程建設推行“物勒工名”的制度。
所謂“物勒工名”，是指國家強制工匠在他們製造的器物刻上自己的名字，一旦發現產品的質量問題，即按名字追溯製造者的責任。據說早在春秋時已經有了“物勒工名”的制度，《呂氏春秋》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以情。”當時的兵工廠，都要求工匠在所造兵器勒刻名字，作為對兵器質量的擔保。宋政府將這一制度應用到工程營造中，景德三年（1006年）六月，由於“近日京中廨宇營造頻多，匠人因緣為奸利，其頻有完葺，以故全不用心，未久復以損壞”，宋真宗下詔申明一道法令：“自今明行條約，凡有興作，皆須用功盡料。仍令隨處志其修葺年月、使臣工匠姓名，委省司覆驗。”即要求以後凡興建公共工程，必須保證質量，竣工後在所修建築物找個地方，標明建造的時間、施工的工匠與監工的姓名。
我注意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建築工程也開始標明設計方與承建方的名稱了。這既是國際通行慣例，也算是對“物勒工名”傳統的繼承。
還有一點我想補充說明：在宋代，“物勒工名”傳統已開始演化成“商標”形態。這是因為，“物勒工名，以考其誠”開始只是強制性的責任認定，但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它使一部分優秀工匠的名字脫穎而出，成為獲得廣泛信任的品牌。當品牌形成之後，擁有這一品牌的工匠就會一改被動的“物勒工名”，而主動在自己製造的產品上留下獨有的標誌，以便跟其他人的同類產品區分開來。於是“商標”便產生了。今天我們從出土的宋代銅鏡、銀鋌以及宋版書籍上，都可以看到製造者留下的標誌。這些標誌，通常都是工匠出於防偽、宣傳品牌之考慮而主動留在產品上的，並不是為了應付官方的強制“勒名”要求。
工匠所隸屬的行會，也會對工匠的作業流程、產品質量提出規範和要求。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結社很發達的時期，南宋時，杭州的行會多達“四百十四行”，其中工匠所組織起來的行會，又叫做“作”，有“碾玉作、鑽卷作、篦刀作、腰帶作、金銀打作、裹貼作、鋪翠作、裱褙作、裝鑾作、油作、木作、磚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釘鉸作、箍桶作、裁縫作、修香澆燭作、打紙作”等二十幾種。
出於對行業聲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理性考慮，各個行會組織通常都會對本行的產品質量提出“行業標準”，比如在北宋汴京，“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簷動使（用具）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稍似懈怠，眾所不容。”這個“裝鮮淨盤合器皿”，應該就是汴京的飲食行會制訂的“行業標準”，“眾所不容”的“眾”，非指公眾，而是本行行眾。清代光緒年間，某地泥作匠行業公所訂立行規，其中有一條即規定：“泥牆須包三年，如三年內倒塌者，歸泥匠賠修”。加入本行會的所有泥作匠，均須遵守這一條款。我相信宋朝的木作、磚瓦作、泥水作、石作，也有類似的行規。
講述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宋朝的工程質量監控制度至少包涵了四個層面：國家制訂的工程建設標準；政府強制推行的“物勒工名”制；五年“保質期”制，以及工匠行會自行訂立的“行業標準”。無論是哪一種質量保證舉措，即使放到今日社會，也未為過時。
古代尚未發明鋼筋水泥混凝土技術，而且古人習慣使用比石料更容易耗損的土木材料，但是，只要嚴格把好質量關，古人卻能建造出比某些混凝土工程還要耐久的建築物，其中一些建築物還經受住千年時光的侵蝕，留存至今日，讓你不能不對創造奇蹟的先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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