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錢理群
應該說明的是，在這方面處於教育第一線，親身體會到網絡對孩子的影響的中小學教師，他們中的先行者給了我極大的啟發。
大概是2003年，我的《新語文讀本》的朋友，時為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師根據她和學生一起參與網絡活動時所遇到的問題，引發的思考，寫了《今日網事》一書。我這個網盲讀了以後，覺得受了一次“啟蒙”，茅塞頓開，就寫了一篇《網絡教育：一個迫切的、意義重大的教育課題》，鄭重其事地說了這樣一番話：
“今天的中小學生，與他們的父輩——家長、老師、家庭中的兄長，以及我這樣的祖輩，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他們是網絡時代培育出來的新的一代。這不僅會在這一代的身心發展上（他們的思維方式、言說方式、交往方式、心理、情感……）產生至今還難以預計的深刻影響，而且給我們的教育，從教育形式到教育內容，從教育方法到教育理念，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並必然引起同樣是至今還難以預計的深刻變革。而我們的思想文化界，我們的教育界恐怕至今對此還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因而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正是在這裡，暴露了我們的教育與社會實際生活（包括教育對象的實際生活）的嚴重脫節，我們遲早要為這樣的教育滯後付出代價。”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思考與參與中小學教育改革時，始終把它置於“網絡時代”這一大背景下，這是當代中國教育改革區別於以往的改革的最重要的特點，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首先要確立的是我對網絡的基本認識與態度。在我看來，網絡和任何人類科學技術的新進展一樣，“都有其兩面性：既給社會的進步、人的發展帶來新的推動，提供新的可能性，同時又會在不同程度上產生新的人的異化問題。而這兩個方面都會對教育問題，提出新的挑戰”（《網絡教育：一個迫切的、意義重大的教育課題》）。具體來說，網絡給我們的教育提出的挑戰，有兩個方面：如何面對網絡的衝擊，堅守與發揮學校教育的特點與優勢？如何積極開發網絡資源，對學生的網絡活動進行正面的引導？或對網絡所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熟視無睹，或乾脆否認網絡積極而重大的意義，這兩個極端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這是我在有關文章裡一再強調的，網絡與影視都是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的文化工業，同時又屬於大眾文化、社會教育，它與學校教育構成了相互補充又相互制約的關係。不可否認動畫藝術、影視作品與網絡遊戲在開發孩子智力、開闊視野方面的積極作用；但也應該看到其商業性的批量生產必然帶來的問題。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思想的平面化、平庸化，精神深度的匱缺；二是智力的平均化，觀念與想象的世俗化，公共一律化，導致個人創造力的削弱以至潰退。如果一味沉浸其中，就會對孩子的健康成長產生長遠的消極影響，並引發精神與生理疾病，即所謂“網絡病”。而這也正是學校教育的特點與優勢所在。
我所主持編寫的《新語文讀本》《詩歌讀本》與《名家文學讀本》，始終堅持“經典閱讀”“書籍閱讀”“個性化閱讀”，既是要堅持和發揮學校教育與社會大眾教育不同的精英性，同時也是要在課外教育領域起某種積極的引導作用，即“用有趣味的高質量的閱讀來吸引孩子”。（參看《“名家文學讀本”叢書總序》《〈詩歌讀本〉總序》）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在學校教育中對網絡資源、手段的運用。首先還是要提高我們對網絡閱讀的意義的認識。我在為臺灣作家郝明義先生的《越讀者》一書所寫的序言《閱讀的危機和如何應對》裡，談到郝先生的一個分析：書籍的閱讀也只是歷史的產物，文字固然提高了“一個可以極為抽象又方便地認知世界的方式”，但也導致了“我們原先綜合運用各種感官的全觀能力逐漸退化”，使“我們容易忽視——甚至貶低——書籍之外的知識來源”；而網絡的優勢正在於“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讓人類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同時也使“文字和寫作成為更加平民化，無所不在、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社會行為”，而創造了完全依靠網絡提供的資源，“建立個人知識架構的可能”，“一個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像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一樣進修”的可能。
問題是如何將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因此，當我得知北師大附中的鄧虹老師在進行“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的優化組合”的教育試驗，並取得初步成效時，真有喜不自禁之感。在仔細研究了鄧老師的試驗總結與課堂實錄、學生作業以後，我寫了《談鄧虹老師的教學試驗》的長篇文章，盡力給予聲援，並進行了某種理論上的提升。我在文章裡指出，鄧老師的試驗，“找到了運用網絡進行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的操作方法與模式”。這有兩個方面：
一是閱讀教學試驗，實現了“虛擬課堂與實體課堂的自由切換”。實體課堂是我們傳統的教學方式，虛擬課堂的設置，則是充分利用網絡工具，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教育空間。整個教學依然以實體課堂的教學為中心，虛擬課堂設置在課前、課後兩個環節：一是課前的“網上自主研討”，首先要求學生利用網絡查尋有關課文的參考書籍與文章，這樣也就培養了學生自主獲取信息、處理信息的能力；然後，要求學生在網上發表自己閱讀課文時的最初印象與感受，並和其他同學自由討論、交流，進行“智慧碰撞”。同時也會提出疑惑，帶著問題進入“實體課堂教學”，在老師指導下，有目的地細讀課文，開展難點討論，糾正在自主研討中理解上的偏誤。然後再進入虛擬課堂：“網上作文，作課外拓展。”通常是以“和作者一起重寫課文”為題，誘發學生的自由想象與創造的能力，同時也更深化了對課文的理解。
二是寫作教學上的試驗，則是以網絡為平臺，“構建激發創造活力的‘寫作場’”，即是構建一個“師生互動，學生互動，心靈碰撞，激發靈感，展示才華，你追我趕的教學氛圍”。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把學生私下的網上聊天，變成老師主導下的班級集體，甚至有家長參加的公共話語空間的發表與交流，這就避免了網上隱蔽性無序寫作的弊端，有一種淨化功能，是對網上寫作的良性引導。但同時又保留了網上聊天的遊戲功能，這其實就是把網絡特有的相互作用性、挑戰性、激勵性引入作文教學，學生學習寫作變成“擂臺比武，成功表演”，高興、輕鬆地學到了知識，發展了能力，其所體現的成功性原則，創造性原則以及快樂性原則，是真正能顯示中學生寫作的特點與特質的。而老師在全程參與指導中，所起到的是一個“群體的組織者、學生自學的諮詢者和學生智力交流的協調者”的作用，這樣，也就更加便於照顧學生寫作的差異性，便於培育學生的寫作個性。這樣的自主、自由、快樂，富有創造性的個性化的網上閱讀與寫作，就很容易被學生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如鄧虹的學生在離開學校時所說，“儘管網上作文已經結束，但在網上度過的時光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一份彌足珍貴的財富”，鄧老師則認為，這就“真正迴歸了寫作本原，成為心靈的棲息方式”。而且這樣的閱讀、寫作中的生命體驗還會延伸到他們今後的生活中，閱讀與寫作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這正是體現了中學語文教育的基礎性：它是為學生終生學習打底的。
鄧老師的試驗給我的最大啟示是：“我們（包括我自己）的許多關於教育，關於語文教育的理念、設想，一直苦於找不到實施的手段，就只能是一個理想，甚至成為空想。而現在網絡技術的出現，就給了我們一個將理想、理念變成現實的途徑，至少是展現了新的可能性。”我由此想到了我的中學語文界的朋友馬小平老師所提出的“新教育革命”的目標：“通過改變觀念，改變辦學模式，利用新的教育技術，開發學生的資源，開發教師的資源，從而解放人，發展人，使人成為自己，使人成為主人，使教師和學生的價值得以充分實現。”教育科技的發展（包括網絡）本來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某種可能性，但在各種條件制約下，卻變得遙不可及。但雖不能至，我們也要心嚮往之。
以後，我在很多場合都竭力推薦鄧老師的試驗，甚至到臺灣講學，和那裡的中學老師和大學教育專家交流時，也做了介紹，因為我始終對網絡教育資源充滿信心和期待，認為忽視其巨大潛力和所帶來的問題，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大失誤，為其鼓吹，並做學理的討論和引導，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始終對教育改革的前沿問題，懷有高度敏感和濃厚興趣。
2014年12月28日—2015年1月14日
本文標題為小編所擬，內容摘選自：《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錢理群 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7月版。
本書是“思想者自述文叢”其中一種。錢理群先生首次全面回憶自己的人生、家庭、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披露了不少錢先生之前未曾披露過的故事，折射中國當代社會史、文化史、知識分子心靈史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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