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史良與丈夫陸殿棟結婚時的合影
1986年的春天，我在《解放前上海民盟的鬥爭》一書中讀到了史良在1948年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萬人大會上的即席演講：“諸位同學，你們是愛國者，愛國是無罪的。諸位不要害怕，我願意做你們的義務律師。如果抓你們坐牢，我和你們一起去坐牢！”這段話讓我對史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以後，我先後參加了民盟上海市組織地方誌編撰、救國會七君子紀念群像揭幕、史良在滬舊居揭牌等，並對史良有了更為深刻的瞭解。
今年是史良誕辰120週年，此時回眸史良，當有特別的意義。
三個第一 空前絕後
1941年3月，民盟成立時叫做“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於這個名稱，梁漱溟在為《光明報》寫的社論中講得很清楚：它“是許多黨派的聯合”。梁先生說的“許多黨派”是指國民黨、共產黨之外的其他政治團體，比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1946年改名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47年改名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等。當時，這個政團同盟沒有一個女性，一直到了1942年1月，救國會正式加入民盟，這才有了第一位女性民盟盟員——史良。
史良不僅是民盟第一位女盟員，還是第一位民盟中央常委。1945年10月前，民盟33位中央委員中沒有一位是女性。直到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選舉產生的66位中央委員中出現了史良、劉清揚、李文宜3位女性，在18位中央常委中，有了史良的名字。
時隔34年，1979年10月，史良在民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主席。她是民盟第一位女主席。
這三個第一，在民盟，可謂空前絕後。
追求真正的民主
1936年4日16日，彭子岡步履輕盈地走進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復興中路553弄1號）史良律師事務所，一眼掃去，辦公桌上的那個銀盾躍入眼簾，上面刻著“人權保障”4個字。
作為律師，史良有兩個特點：一是為婦女打抱不平，二是為政治犯奔波。
“七君子之獄”發生後，史良說：“前後七個月，是我一生活動中最忙碌的時刻之一。因為我和這些女犯朝夕相處，就很自然地成了她們的義務律師，她們每個人的案情，我都熟悉極了。我幫助她們每一個人研究案情，告訴她們辯護的方法。在這些女犯中，有一部分不識字的，我又成了她們的義務教師，許多不識字的女犯在我離開的時候，已經能夠大體看懂報紙了。”
史良和中共的關係始於營救政治犯。1967年，身處逆境的史良，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在執行律師業務的第二年，通過事務所秘書鄭觀松（前法科大學同學）介紹來許多共產黨的案件，而且辦理每一案件的時候，一定有人前來說明這個案子的重要性，當時被捕的經過，並提出有利於被告的證明，供我開庭時採用。在法租界馬浪路有一家酒店，是中共的交通站，出面的老闆為佘書山，經常和我聯繫。”這一時期，史良營救過艾蕪、熊瑾玎、鄧中夏、任白戈等人。1985年9月6日史良逝世後，當年被她營救的陳卓坤特地贈送5尺長的白布，上面寫著“永遠不能忘記在法庭上為黨的辯護人形象”。
除此之外，她抗戰時期在重慶發表的言論，足以證明她是一位民主使者。比如她1945年在“三八”紀念會上，以《婦女與民主》為題發表演講：“民主是做人的道理，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人生哲學。民主的意義不單包括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它的基本意義就是‘我是人，大家是人，我尊重自己意見，也尊重別人意見’……我們要爭取真正的民主，不要做國家的奴隸。我們要把國家打造成樂園，不要把國家成為自己的牢監！”
沒有官架子 沒有衙門氣
除了天資聰慧，史良還有一種強烈的反抗精神。
論天份，史良出類拔萃。據說，這個世上有兩種職業須有超強的記憶力：醫生和律師。史良當律師的那個年代，熟知國民黨政府的《六法全書》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史良不僅熟知，還能夠背誦。至於口才，她當年在法庭面對“七君子”案審判時表現出的機智果敢便是證明。
說到反抗精神，早在7歲時，史良便以絕食反抗父母將她許配給有錢人家。小學三年級，她又領著同學驅逐了一個不學無術的教員。五四運動時期，她是常州3所最高學府學生聯合會副會長，同學們說她宣傳鼓動力極強，使學潮的帶頭人。這種強烈的反抗精神和出色的宣傳鼓動力，使她成為後來的“七君子”之一，從而成為領導民族獨立、人民翻身的共產黨人戰友的根基。
之所以用“根基”這個詞，是因為它除了有“基礎”之意外，還包含了品行。當年，史良有帶花園的洋房，有汽車、花匠和廚師，一個官司便可得到南京西路現上海評彈團所在的樓房和院子，外加七浦路沿街十幾幢石庫門住宅。但她為了理想寧願捨棄一切。更難能可貴的是，人們在這個新中國第一任司法部部長、民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身上，看不到任何官架子，嗅不出一絲一毫的衙門氣。這正是用賢達來表述她本性的原因所在。
閱讀更多 政協往事 的文章
關鍵字: 梁漱 政治 郭臺銘退出中國國民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