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我們發了馬勇先生的講座文章《 》，本文是馬勇先生的又一篇文章。
作者簡介：馬勇，男，1956年1月生於安徽濉溪縣。1973年入伍當兵，1977年至淮北煤礦當掘進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術學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1983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198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99年晉升為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等研究員，河南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校教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等。
（晚清一滿洲貴族家庭的全家福 ）
在晚清10年的政治舞臺上，皇族及貴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終比較活躍，他們對國際大勢有相當深刻的觀察，對中國處境有比較真切的體認，在新政—預備立憲這一系列政治改革運動中始終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沒有他們的呼籲、推動，沒有他們那樣近距離影響最高統治層，晚清的政治變革當然也會發生，但肯定不是已經發生的這個樣子。只是這批皇族隨著改革發展也在分化，而且當改革觸及體制深層，可能會影響貴族階層利益時，他們毫不猶豫站到了改革的對立面。
是皇親國戚，也是改革先鋒
皇族從事實際政治當然不能說是絕對壞事。有時候，特別是當政治危機發生，皇族這些人畢竟是政治上最忠誠的鐵桿捍衛者。不論是首席軍機恭親王，還是直隸總督榮祿，他們在推動維新運動的同時，都堅守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線，就是嚴防康有為等年輕一代漢人政治家以變革為名暗度陳倉，“保中國不保大清”。（康有為確實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想法，這其實就是王夫之“亡天下”與“亡國家”思考的延續。）
根據康有為、梁啟超師徒給我們描繪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轉是因為皇權中心發生了分裂，是皇太后從皇上手中奪取了權力，是政治復辟。這個故事說了100多年了，我們不能說這是康梁師徒刻意造假迷惑當世和後世，但康梁的這個說法經不起歷史檢驗。歷史真實無須遠求，清代官方文書所告訴的故事細節可能隱晦不彰，但脈絡並不錯——大致是光緒帝知道康有為等人盜用自己的名義，準備動用軍隊包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的消息後，分外憤怒，這也是光緒帝后來一再指責康有為等人“陷害朕躬”的背景。
光緒帝的身體本來就不太好，100多天的操勞早已心力交瘁，現在又聽到康有為等人的陰謀，不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擊。到了1899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頭。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對可能的接班人進行了考察，最終決定立端王載漪的兒子為大阿哥進行培養，希望在光緒帝生病期間能夠替代一些禮儀性的活動。
己亥立儲和隨後而來的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事件等，如果從宮廷政治層面說，實際上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現實政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機，雖然有一批皇族成員因煽動利用義和團排外，被判定為“肇禍大臣”受到嚴厲處罰，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背景的人卻因為這一系列事件逐漸走到現實政治的前臺，成為此後政治變革的急先鋒。
1901年重新開始的新政雖然有複雜的國際背景，是列強政治壓力下的產物，但從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理路看，這是接續幾年前的維新運動往前走。只是從政治主導力量說，先前的維新運動有一個龐大而無法駕馭的漢人知識群體。這一次，主導力量似乎牢牢控制在朝廷這裡，漢大臣和各地督撫也起到相當大作用，但朝廷並沒有像幾年前那樣因形勢發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無疑來自滿洲貴族特別是皇族力量的增強。
載灃等皇族成員被清廷刻意提拔起來之後，在政治上逐漸發揮了重要功能，1901年開始的新政和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幾乎全程可見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們可能沒有漢大臣在科舉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艱辛，沒有漢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華，但他們從小長在深宮大院，從小就在政治高層長者身邊玩耍，經多見廣，舉止談吐也頗有令人自嘆弗如之處。所以他們在政治改革中大膽倡言，痛陳舊體制弊端，呼喚新體制，都是發自真誠之心，也確實對政治發展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載澤奏請立憲密摺，對君主立憲的好處作了非常詳盡的理性分析，尤其是“三個有利於”的概括，從現實主義政治原則上說服了皇上和皇太后。
如果不是這些皇親國戚開始覺悟，如果不是他們出面遊說，預備立憲或許也會開始，但不可能這麼順利，不可能這樣迅速。
當改革進入“深水區”
在端方、載澤等大臣通過秘密或公開管道，向朝廷建議實行君主立憲的同時，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樞大員也通過各種方式建議朝廷勇於改革，宣佈立憲。各方不斷強化的政治壓力，載澤等王公大臣力挽狂瀾的透闢分析，終於使朝廷痛下決心，於載澤呈遞密摺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宣佈按照預先計劃繼續進行，加派醇親王載灃、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參與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凱參與此事，大概是因為此時袁世凱也有重要建言，已儼然成為立憲政治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8月26日，袁世凱抵京。27日，與醇親王載灃、慶親王奕劻等就考察政治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文件進行兩天密集討論。在大的原則上，各位與會者一致贊成朝廷宣佈預備立憲，只是在實施步驟輕重緩急等技術性層面，看法稍有差別。激進如袁世凱、徐世昌等主張從速實施憲政，略微保守的孫家鼐、鐵良等強調不要操之過急，力主穩步推進。這裡的所謂激進或保守，只是改革的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勢已經確定的前提下，至少是這些參與者中沒有人執意反對立憲。
高層會商的結果及時向朝廷作了詳細彙報。1906年9月1日，光緒帝欽奉皇太后懿旨，宣佈預備立憲正式開始。這是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過去出於革命史觀對這場大變動多有保留，從比較惡意的視角懷疑清廷的立憲誠意，以為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對權力的酷愛，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讓權，清廷也不會真的使用君主立憲分享權力。再加上後來突發事件的影響，幾乎從事實上正面證實了這種惡意推測相當準確。從後來的事實看，這個判斷當然是對的。只是在1906年這個時候，皇族和滿洲貴族確實在支持清廷走上政治變革之路，確實是力主君主立憲權力分享的。也確實有一股力量反對君主立憲，反對政治變革，但這股力量並不來自皇族，也不來自滿洲貴族，恰恰來自漢人，來自庶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劉汝驥上了一個奏摺，以為君主在立憲體制下沒有風險沒有責任就意味著沒有權力，意味著大權旁落，因此他建議朝廷“大權不可旁落，總理大臣不可輕設”。10月8日，御史趙炳麟也上了一個反對摺子。同一天，御史張瑞蔭也有一個奏摺，以為軍機處關係至大，盡善盡美，廢之恐君權下移。吏部主事胡思敬指責君主立憲是竊取外國皮毛，紛更我國制度，惑亂天下人心。
這些反對聲音當然沒有阻止清廷的立憲步伐。9月2日，清廷宣佈成立編纂官制館。兩天後（9月4日），官制編纂大臣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相關事宜。9月18日，他們就拿出了一個初步方案，由載澤領銜報朝廷。這個方案只是規劃官制改革大原則，比如在議會還不能很快建立時怎樣落實君主主導下的行政與司法分立，以及中央部院應該怎樣合理設置等。對於這個方案中的大原則，在此後討論中也有相當爭論，一個最重要的爭論發生在鐵良和袁世凱之間。大致上說，袁世凱主張：既然官制改革已經構建了共識，那麼就應該乘著這個難得機會一步到位。而在當時中央官制體系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權力至大而又無法負責任的軍機處。按照君主立憲原則，肯定要設立責任內閣，就必然要裁撤合併一些部門，軍機處就在這些當裁當併名單中。軍機處對於滿洲貴族和皇族來說，是落實權力的重要體現。鐵良等人堅決反對廢除軍機處，反對設立責任內閣。
與軍機處、責任內閣相彷彿的改革意向還有內務府的設置。既然君主立憲了，也就不存在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了，內務府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以此類推，還有八旗體制，翰林院以及太監的存與廢。這些問題，放在一個常態的君主立憲體制下，當然都沒有存在的空間和必要了。所以力主徹底改革的人以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徹底改革呢？
對於袁世凱與鐵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間的爭論，朝廷很清楚，但根據先易後難穩步推進的原則，清廷很快對此給予明確的政策界定，劃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議”的範圍，即軍機處不議，內務府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以此減弱改革的壓力和阻力。這是一個大智慧，也就幾年時間，恭親王以來被視為大清命根子的軍機處，到了1911年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發佈時，自然而然地被裁撤合併，波瀾不驚，再也沒有人認為不應該。這是鐵良等人在1906年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體制忠誠與皇族站位
清廷的改革，不論行政改革還是政治改革，無疑都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線。這些改革都是為了修正舊體制，改變舊體制中不合乎社會需要的東西。但改革從不意味著統治者會從權力體系中自動退出，更不意味著滿洲貴族、皇族放棄對大清國的所有權。“保中國不保大清”始終是滿洲貴族和皇族的心頭之患，任何有可能傷害他們權利的改革，自然不會輕易接受。
我們後來者在總結清廷最終失敗的教訓時，一般喜歡指責清廷在最後時刻不知讓權，不知權力共享，特別是滿洲貴族、皇族到了最後時刻依然斤斤計較反覆折騰。歷史當然不能假設，而且這個善良的假設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國的江山就是這些皇族和貴族一起打下來的，現在改革了，要君主立憲了，原本就是要讓大清國更加好，憑什麼要讓他們這些達官顯貴皇親國戚退出政治舞臺？既然在預備立憲時就要實現滿漢平權，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麼皇親國戚，那麼他們這些政治舞臺上已經站了位子的人為什麼不能一如既往繼續站下去？至少這是一個既成事實。何況在過去幾年時間裡，他們這些皇族貴族在預備立憲運動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鋒呢？
還有一個重要事實：在預備立憲幾年過程中，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大臣確實毫不掩飾對權力分享的高度覬覦。這種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在世時當然問題不大，皇太后幾十年與漢大臣打交道的經驗和光緒帝親政以來的經歷，使他們有辦法讓這些庶族出身的漢大臣忠心耿耿、兢兢業業。
然而1908年之後，光緒帝不在了，強勢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強勢的權力中心被弱勢的攝政王監國載灃和隆裕皇太后組合所取代，不論漢大臣、滿洲貴族還是皇族，似乎都對這個變化缺乏心理準備和調適。特別是稍後的外部危機尤其是日俄不斷在東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機，使滿洲貴族和皇族在對權力的看法上產生了嚴重錯覺。對於攝政王，他們總覺得自己有責任出來協助其渡過危機。所以在攝政王接收權力之後第一步，這些滿洲貴族為了防止漢大臣攫取更大權力，首先找到一個機會和藉口，將袁世凱開缺。
政治危機會像傳染病一樣持續發酵
當清廷宣佈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十三名內閣成員中竟然有九名來自皇族或滿洲貴族，這就在預料之中了。這就是統治者對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在他們的概念中，對體制最忠誠的人，一定還是自己的子孫。
皇室出身的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以及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攝政王提出辭職，這一舉動雖然帶有傳統政治虛應故事的性質，但他們或許多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攝政王當然不會對朝廷的決策朝三暮四，當然不會同意慶親王等人辭職。之所以堅持既定方案，顯然有著自己的考慮：第一，現在公佈的內閣名單，只是一種過渡時代的過渡形態，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責任內閣。第二，立憲國家的政治改革，是泯滅一切種族身份，所有種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區分貴賤。漢人可以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滿洲人乃至滿洲貴族同樣可以。更何況，從當時實際情況看，這幾個出身皇族的內閣成員，也並不是五穀不分的草包飯桶吧？他們畢竟在過去幾年預備立憲運動中衝鋒陷陣，做了不少實事。第三，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那麼多人，可供攝政王選擇的實在太少了。漢族出身的高官自老一代李鴻章、張之洞相繼去世，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真正有力量有影響的人物實在還沒有出來，北洋系自袁世凱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馮國璋等都還不算成熟，漢族士大夫中的楊度、張謇等人，給人的感覺是還差那麼一個層次。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人才其實也是如此，自恭親王奕去世後，真正為大清王朝撐起門面的，也就只有慶親王奕劻。至於新內閣中另外幾個滿洲貴族政治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刻意培養出來的，現在除了他們，也真的沒有多少可用之才。
只是中國的情形太特殊了，處於過渡期的立憲政體，如果不讓滿洲貴族承擔主要角色，他們怎願逐步放棄權力？說到底，立憲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剝奪皇帝的絕對威權，但一上來就這樣做，又有多少可能？所以，皇族內閣的出現，在當年中國是個不得已的“贖買政策”，既然先前那麼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員對現實政治的干預、介入，現在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而且，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確定的立憲目標已經是不可更易的，1913年就要實行完全意義上的立憲政體，也是確定無疑的。屆時，新的政府必須重新組織，而新的政府就是立憲政體下與議會真正對立制衡的兩極，如果此時籌建的政府是一個比較弱、效率不高的機構，能夠保證兩年籌備期諸多事務按時按質完成嗎？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僅是社會所需要，也是任何政治改革過程中都必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將遇到無數壓力和困難，必將遇到來自皇族的反對和抵制，因為他們畢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損者。當皇族成員出面反對時，誰最有力量出面反擊或勸阻呢？當然是皇族自身。
內閣名單的發佈引起了國內外一些人的反感，以為這個名單確實不理想，尤其不合憲政原則。更重要的是，這個以皇族為主的新內閣，恰恰證明了孫中山等人多年來的指責，證明滿洲貴族統治集團決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決不會還政於民，決不會讓漢人掌握政府主導權。凡此，對清廷尤其是攝政王政治威信的傷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後政治演變越來越不利於清廷的一個關鍵點。
滿洲貴族就這樣弄巧成拙，得不償失，坐實了革命黨人的指責。“皇族內閣”不是一般的有礙觀瞻，而是深刻影響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前程。
清廷錯過了一次改組內閣的機會，緊接著就是武昌起義，就是政治危機，在這種狀況下，改組內閣更不可能，因為哪一個大臣也不願在這個時候顯得自己不出力，顯得自己想疏遠朝廷。然而，武昌起義原本就是對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的抗議，清廷不願正面回應這兩大問題，只能激起更大範圍的反抗。緊接著，湖南、陝西等省相繼獨立，清廷除了按照常規派兵鎮壓，根本無法拿出能夠平息事態的有用辦法。
各省危機像傳染病一樣持續發酵，但只要有中央軍在，各省新軍在攝政王看來或許並不是心頭之患。然而讓攝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駐紮在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等起兵發難，通電奏請立即實行立憲，又奏政綱十二條。
中央軍發難終於使清廷感到了恐懼。當天，資政院經議決，奏請罷親貴內閣，特簡賢能為內閣總理大臣，並使其組織各部國務大臣，負完全連帶責任，以維持現今之危局，團結將散之人心。稍後，朝廷以小皇帝名義下詔罪己，承認皇族內閣多用親貴是不對的，是違反立憲宗旨的，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宣佈軍諮府大臣載濤開缺。在隨後宣佈的《憲法十九信條》中，清廷也對未來的政府組成提出新規定，強調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宣佈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應該說，這些規定都是對的，基本上滿足了先前各方要求，由皇族內閣引發的政治危機大致可以平息了。
最終失去重建信任的機會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頒佈了《憲法十九信條》，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進步。16日，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正式組成。應該說，這兩件大事做得相當漂亮，立憲黨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國轉向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只有一步之遙。這一步就是根據《憲法十九信條》召集正式國會。國會召集，就意味著君主立憲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國會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應該怎樣召集，《憲法十九信條》和《欽定憲法大綱》這兩個重要文件都沒有列出具體辦法。鑑於此，資政院於11月5日議決幾件大事，一是奏請清廷准許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為政黨。這當然是為議會選舉做準備。二是奏請速開國會以符合立憲政體。清廷對這兩個奏請都有積極正面回應，指令資政院從速擬訂議決《議院法》、《選舉法》，辦理選舉。表示一俟議院選定，即行召集國會。君主立憲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不論清廷還是資政院，覺悟都顯得太遲了，動作都顯得太緩慢了，南方獨立各省等不及了，沒有獨立的省份也有點等不及了，大清國大廈將傾的感覺越來越嚴重。不得已，清廷於11月14日下詔命各省督撫從速公舉素有聲望、通曉政治、富於經驗、足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來京公同會議，以定國是而奠民生。又派張謇、湯壽潛等人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佈朝廷政治改革的決心和宗旨。只是這些宣佈已經意義不大，這些人即便有願意從命者，但他們又能說什麼做什麼呢？南方獨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軌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等聯名通過美國公使致電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佈共和。
南方的要求並不意味著清廷就沒有機會。事實上，如果清廷內部給予密切配合，已經就任內閣總理的袁世凱應該還有辦法讓南方放棄成見，重回君主立憲軌道。所以袁世凱12月8日在與北方和談代表談話時依然強調君主體制是萬萬不可更易的，這個制度是他們那一代中國人十幾年來的政治選擇，是君主專制和民主立憲兩個極端體制的中和。袁世凱還極端沉痛地表示：我袁家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為此君憲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凱就此反覆推論數十分鐘，語極沉痛。聽眾也深受感動，如代表劉若曾、許鼎霖等出來之後無不喜形於色，以為君主制度的保存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了，至少袁世凱在內閣已沒有什麼疑問了。
根據嚴復的觀察，此次南北衝突無論如何結束，南方革命黨人大約有兩點所必爭的：一是事平日久，覆成專制，此時朝廷雖布有信條，但朝廷皆不可信，須有實際的鉗制措施方能使他們放心；二是黨人有的確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謂朝廷累次失大信於民，此次非有實權自保，不能輕易息事。黨人的目標不是對著袁世凱，而是對著朝廷。根據嚴復研判，如果繼續沿用君主制，則小皇帝的教育必從新法，海陸兵權必在漢人之手，滿人須規定一改籍之制。
嚴復的觀察是對的，關鍵是清廷必須拿出誠意重建信任，而這個誠意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儘快進行議會選舉，構建一個正式的民選國會。然而在這一點上，清廷內部的那些死硬皇族，不願讓步。這就徹底惹惱了南方革命黨，還有立憲黨人，甚至還有北洋系新軍將領。他們以為清廷是故意拖延時間，繼續耗下去意義不大。12月20日，唐紹儀在第二次談判中發表了一通他個人贊同共和的看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君主立憲越來越不可能……
至此，皇族中的強硬派已很難翻盤——從改革先鋒徹底轉向反革命，他們確實已失去人心，沒有多少活動空間，更不要說勝利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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