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而對於東林黨是黨非黨的問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有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有論者認為是政黨，也有論者認為東林黨因為在民間，故不能算黨。對於東林黨是黨，這個“黨”是什麼“黨”，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東林黨非黨論的提出也引來了頗多爭議，以下我對各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綜述。
東林黨是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黨”是黨非黨這個問題歷來有很大的爭議，而黨又有朋黨和政黨之分，“政黨”必須具備政綱章程、組織機構等一整套嚴密的構成要件，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朋黨”只是因親誼、地緣關係或共同的利益、政見等結成的政治派別和集團。最先將“東林”與“黨”聯繫起來的是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參劾顧憲成的疏文。天啟五年十二月，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的《東林黨人榜》給“東林黨”這種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稱用“東林黨”一名，則使這個出自一方當事人的羅織的名目變成了世之“公論”，270年來相沿成習。
多數論者的回答都是肯定東林黨是黨的。但肯定東林黨是黨中對於這個“黨”是個什麼性質又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美國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月版第575—578頁)一書說：“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於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知名人物僅僅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會聯繫，就能取得成員資格”。 “東林黨人保持一種組織相對鬆散的文職官僚等級制度的傾向。”張安奇《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好學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5月版第545頁)說：“本來，在封建社會時，所謂的‘黨'，就並非是近代和現代意義的黨。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鬆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謂的同氣相求而已。其立場觀點和態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東林黨就是這種“派別”。顧蓉、葛金芳《霧橫帷牆：古代宦官群體的文化考察》(陝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頁)說：“所謂‘東林黨'原是明末宦官集團強加在反對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頭上的一項罪名。這些官僚、士人雖有濃厚的宗派習氣，卻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嚴格說來，最多隻是官僚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鬆散聯盟而已。”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廣西師範大學2003年12月版第797頁)說：“晚明的黨爭，實際是不同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利益集團之爭，其‘黨'只是派別或集團的稱謂，並非後世意義上的‘政黨'。這些所謂的黨，無論是東林黨、浙黨、閹黨等，都不具有組織意義。”
以上引文雖然竭力迴避“黨”字，而使用了諸如“群體”、“派系”、“宗派”、“幫夥”、“派別”、“聯盟”、“集團”、“團體”之類的詞語，但在此處它們的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認為東林黨是一個朋黨，而不是政黨，唯一的爭議點僅在於它是“結構鬆散”、“無組織意義”的朋黨，還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朋黨。
不過，確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不是“朋黨”而是“政黨”。
李書增、岑青、孫玉傑、任金鑑《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頁)寫道：東林學派中“大多數人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支持，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對權奸、實現符合理想道德規範的政治局面為共同目標，以講學清議為鬥爭手段，以書院為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團體。這種團體，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近代政黨的雛形”。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人民文學2002年10月版第284頁)也寫道：“東林講學，以明道自任，士人聞風響應，似乎與結黨無關，但東林的存在不止於講學，還表現出積極干預政治的姿態，顧憲成等在政壇上和衷共濟，儘管不以結黨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其一系列活動遠超出書院講學的範圍，構成一個實體的政黨。”
張憲博在《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一文中說：“東林黨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代表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政治參與活動及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它已越出傳統‘朋黨’的範疇，傳遞出向近代政黨轉化的信息”(《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頁)。餘添在《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中說“明末以東林黨為典型代表的政黨雛形的出現預示著一種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傳統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見，同意東林是黨的學者在總體上可分為“朋黨”說與“準政黨”說兩派。但無論哪一派，在東林黨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上認識則是比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於它有無“組織”；是地域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其成員身份是“士大夫”,還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階級”、“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還是“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等方面。
東林黨非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非黨”論幾乎是與“東林是黨”論同時出現的。當徐兆魁疏剛一上奏，光祿寺寺丞吳炯就有《據實辯誣》一揭為東林作無黨辯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繼之。東林後人黃宗羲也不承認東林是黨。稍後的毛奇齡更在信中直書“東林非黨也”，當時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應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後，這個政治話題進入學術視野時，已經只剩下一種聲音，那就是東林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提出“東林非黨”論，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
最先重提舊話的是牛建強。其《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說：“東林人士未必是黨，而是異己者強行給扣上的一項厭惡的帽子”。樊樹志在2001年連發兩文：《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科版第1期)和《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論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直接切入這個困擾著史學界的難題。他在該章中寫道：“晚明史上的所謂黨，無一例外多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的黨。所謂朋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或稱派閥)，因而所謂黨爭，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它與民間人士無關。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職下野，此時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朝廷中的黨爭與他們有何干系，東林書院何黨之有，”作者是以東林書院為基準來辯稱東林非黨的。此論一出，又引起了學術界的頗多爭議。
有贊同的人，如金奮飛的《讀書·靜坐·會友——明末東林書院日常生活暨講學教育活動述略》一文根據“《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為樊樹志之言提供例證。該文說：“樊樹志《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質疑論》一文強調‘東林黨’這一稱謂有其不合理性。因為就《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東林書院是講學而非議政之地，書院中人也並不承認自己結黨”(《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7頁)。
也有許多學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說：“東林諸子努力闡明學與政的關係，並不是要以學干政，或以政代學。在他們設計的講學規則中，並不主張與言政事，而是堅持以學為學的純學術性，或者說是‘此學’的純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頁)。他雖然先於樊樹志提出了東林諸子講學“不與言政事”，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出“東林非黨”的結論。恰恰相反。他認為：“晚明東林人士有著明確的結黨意識”，“顧憲成從不諱言‘吾黨’”，顧憲成“十分看重領袖與其本黨的關係，以為事關政治上的進退升黜”。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說：“東林書院人士並沒有結黨的意識”。“筆者認為，顧憲成、高攀龍晚年以講學為主，但說他們罷官後不關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實情”。“無論是在朝議政還是在野講學，東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國為己任，這種思想上的一貫性使他們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緣”。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並未擺脫歷代黨爭的性質”(《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認同“東林非黨”論。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說：“首先，筆者很難說‘綜觀’過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卻發現有一些他們自稱‘黨’，自稱‘東林’的文字”。他提出質疑“從政治的角度看，東林書院的人士，他們不僅有相當的聯繫，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治糾葛之中”。“他們自身不僅有自覺的團體意識，而且實際上有相對共同的政治理念，還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動”。似此，“怎麼能簡單地說‘東林非黨’呢，”張憲博則重點針對東林書院是否“議論政治”一條加以辯駁。可以說，對於東林黨非黨的說法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和不同看法。
結語
東林黨是黨，抑或非黨，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錯綜複雜的論題。到目前為止，對這一論題的探討爭論很多。當然，如果僅僅埋頭於史料的發掘與梳理，是遠遠不夠的。它最缺乏的無疑是理論的支撐。這種理論，除史學外還需吸納政治學、社會學等一些相關學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這種理論，不僅史料本身所蘊含的信息易於被正確解讀，而且也能為論題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
1、《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 作者：餘添
《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
2、《東林書院與東林黨淺析》 作者：劉舒曼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年1月第1期
3、《“‘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作者:張秉國 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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