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軍·黑道·江湖

捻軍·黑道·江湖

1868年,東西兩路捻軍先後被清廷大軍剿滅。至此,興起十八年,軍力最多達十餘萬,縱橫河南、山東、安徽、湖北、江蘇等十餘省的“捻軍”成為歷史。

在傳統歷史敘述裡,捻軍被當作太平天國的補充或是餘緒。但其實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天國背離傳統,是中國歷史的變態;而捻軍恰是傳統本身,是中國歷史的常態。可惜的是,當義和團在北方風起雲湧,當辛亥革命在武昌城頭奏凱,已沒有多少人記得在1868年沉寂下去的捻軍,以及他們之間那緊密的血緣關係:江湖,是它們共同的生身父母。

縱橫淮河流域,曾擊斃過晚清騎兵領袖、“最後的騎士”僧格林沁的捻軍,是由捻黨轉化而成的。後世史書習慣於給“捻黨”貼上“反清秘密組織”一類的標籤,不過是革命史學的“客觀需要”罷了。

所謂“捻”,原意是把繩子、紙條之類用手指搓轉成一股,故而在皖北方言裡,“捻”就是“聚合成群”的意思。所謂“捻黨”、“捻軍”,不過是“一群人”、“一夥兵”的意思,並不內涵什麼特定的“革命氣息”。

關於捻黨起源,史學界專注於其秘密社會的譜系傳承——其前身是什麼幫、什麼會之類的,說法紛亂,把簡單的問題搞得很複雜。其實,捻黨之所以產生,並最終演化成捻軍,不過是底層民眾在政府無法為他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不得已而自發結成的一個自我保障的“江湖”。所謂“其前身是什麼幫什麼會”,不過是為了結成這一“江湖”,參照了某個業已成熟的“江湖”的運作體系罷了。

不妨以捻軍領袖張樂行為例。

張樂行據說出身於“地主豪紳”之家,家中有田地五百畝,還開過糧食行、雜貨鋪、糟坊、燒酒作坊、寶局。但到了張樂行這一輩,家境早已破敗,無奈開始幹起了“販私鹽”的買賣。張的主要職責,既參與販賣私鹽,又負責給同鄉私鹽隊伍提供安全保障,當時就得了個“仁義光棍”的綽號。

史書一直將1852年張樂行率領捻黨集合萬餘人攻打永城縣城作為“捻黨反清起義”的標誌性事件。但事實是,張樂行根本就沒有打出過“反清”的旗幟;更不能算是“起義”,因為張打出的旗號一直都是“保守雉河集”,雉河集,是張樂行的老家。張在清廷與太平軍連天烽火的亂世裡,拉起一支捻軍,努力維護著雉河集的平靜,在清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紳們眼裡,他其實是個不可或缺的“良民”。1854年春天,朝廷派出的“剿捻特使”袁甲三路過雉河集,就接到了當地紳民“聯名公保”張樂行的請願書。

張樂行其實是在替地方官府履行保障地方安寧的職責。但官府顯然對張這樣擁有號召力的民間領袖滿懷警惕,湖廣總督周天爵臨終前夕仍念念不忘寫密信給蒙城知縣,讓他找機會暗殺掉“良民”張樂行。

張樂行無意於反清,但聚集在其周圍的捻黨,卻多是些生計毫無保障者,這是捻黨最後變成捻軍,並投靠太平天國的主要因素。無保障民眾不免做出激烈的舉動,捻黨中流行“磨彎”和“打捎”,即是此類。所謂“磨彎”,就是向附近別的村莊富戶人家去“借糧”;到了後期,因戰亂和水災,淮河流域小民們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捻黨”遍地,各路捻眾就改變了在本地“磨彎”的做法,轉而到山東、河南等較遠的地方“打捎”:劫取當鋪、錢鋪、酒坊、油坊等,奪走富戶的糧食財物。每次“打捎”回來,所獲除按“馬雙步單,按份均分”(即帶馬的“騎兵”分兩份,沒有帶馬的“步兵”分一份),還要留出一部分,分給鰥寡孤獨者。

雖然有了軍隊的雛形,但說到底,所謂“捻軍”,仍不過是缺乏基本社會生存保障的民眾自發形成的一個“江湖”團體。

與“廟堂”一樣,“江湖”同樣也會給自己的行為抹上一些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色彩——雖然這種“合法性描述”在邏輯上很稚嫩。“捻黨”編造了一個故事,為自己“吃大戶”的行為辯護:孔子當年困在陳、蔡之間,曾經斷糧,差點餓死,後派弟子去向範丹借糧。範丹是窮人,自己都吃不飽,哪有什麼餘糧呢?但他還是把家中僅有的一點糧食慷慨地借給孔子。但是,後來孔子做了大官,竟矢口否認向範丹借過糧。

“捻黨”們自稱是範丹的後代,有權向孔子“道統”的後繼者——士紳大戶們討要舊債。

清廷在1868年宣佈徹底剿滅捻黨,但捻黨從來就不曾真正被消滅過。1869年,曾國藩下轄的直隸等地就還出現過捻軍;1871年河南有捻;1872年、1876年、1898年安徽有捻;1900年河南有捻……

因為製造捻黨的社會背景始終沒有得到改善。那些無生存保障的民眾,仍然不得不求助於民間各式各樣的“江湖”。

什麼是“江湖”?

“江湖”不是“廟堂”的對立面,它是“廟堂”的缺失之地;是“廟堂”之光照耀不到、或者不屑於照耀的陰暗潮溼的部分;是對“廟堂”自發的修正。

“江湖”,是各式各樣的民間自我保障機制。

這種自我保障機制,往往表現為對“廟堂”的叛逆。正如捻黨們為自己“搶大戶”行為所作的辯護——孔夫子欠債不還——與“廟堂”對孔夫子的尊崇背道而馳。但這種叛逆同時也是有限度的,正如捻黨們最重要的關係紐帶仍然是傳統的“宗族血緣”,因而被清廷罵之為“宗賊”——“江湖”裡的成員素質不足以打造出新的社會秩序。

——建國後曾組織過多次有關捻黨的調查,結論是:“捻軍的成員包括張樂行在內,基本上都是沒有文化知識的農民。在《渦陽縣誌》中,雖然記載著蒙城歲貢李士鑷、鄭景華和捻軍有關係,但我們共調查了40多個捻軍旗頭,其中肯定有些文化知識的只是張宗禹一人。在他們周圍的知識分子也只發現4個人,也不過是鄉村的知識分子。”(張珊《捻軍史研究》)

大量的不識字的農民,和有限的幾個略懂簽名算賬的鄉土小知識分子,確實不足以再造社會秩序。所以,綿延十八年之久的捻軍,和綿延近一個世紀的捻黨,一直以“填飽肚子”為最高奮鬥目標。故而,其在中國歷史教科書裡的分量,也輕若鴻毛。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觀的重大缺陷。

我們關注那些“偉大的歷史轉折”,關注“開闢了新紀元”,關注“鬥爭從此進入了新的階段”……如此種種。但我們極少關注過那些永恆的歷史命題:民眾的肚子需要填飽,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始終缺失。

所以,教科書習慣於提供這樣一種近代史線索:洋務自強運動→戊戌維新→清末憲政→辛亥革命→……

還有那些程序化的表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

另一個更真實的近代中國,在這種宏大的描述中,有意無意地被遮蔽和消解了——

程序化表述則是:“一代又一代的勞苦大眾,被廟堂拋棄,不得不為了獲取一點點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到‘江湖’的滾滾洪流當中……”

這個“江湖”,包括了捻黨,也包括了捻黨之前的天地會、白蓮教;還包括了捻黨之後的哥老會、義和團、洪門、袍哥、青幫、白槍會、紅槍會……甚至於一貫道。

這些林林總總的“江湖”幫會,歷史早已留給它們各式各樣的定評。天地會和白蓮教被貼上了“反清復明”的標籤;哥老會和袍哥們身上既有辛亥的榮光,也有走私鴉片販賣人口的劣跡;義和團帶著矇昧推動了一場盲目排外運動而被西方驚為“黃禍”;洪門一直要求他們的“大哥”孫中山給予自己一個合法的政黨身份;根據地裡的白槍會和紅槍會在國共兩黨與日軍之間艱難地輾轉騰挪,一貫道則被定性為“反動會道門組織”。

但是,歷史忽略了這些:

天地會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實是“互相扶持,彼此賙濟”,它的成員和首領人物為水陸通道上和城鎮的下層勞動群眾、三教九流、無業遊民,以及農民,這些人對“反清復明”的政治訴求並不感興趣。據統計,1796—1850年的54年間,涉及天地會的事件共有96宗,其中為了“遇事有人幫助,免人欺凌”者26起,因窮困而“斂財分用”者15起,為搶劫富戶而“得財分用”者39起;攻掠城鎮“豎旗起事”者僅僅11起。說到底,仍然是無保障流民們“填飽肚子”的問題。

而在喊出“滅洋”口號之前,義和團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前身”,譬如梅花拳、大刀會等等,已經在華北平原活躍了近半個世紀,當地鄉紳和小土地主把它們組織起來的目的,是在政府失職的情形下,抵抗土匪,保護村莊和家族。

一貫道的壯大,同樣緣自“廟堂”的社會保障在華北的多年的缺失——自抗戰以來,華北成為淪陷區之後,歷屆日偽政權均無意關注民生,而孜孜以為日軍蒐括軍備物資為主業;其後國共內戰,華北再遭兵災,一貫道趁機於其中壯大。至1949年新政權成立,按當時北京市市長彭真的話說,一貫道已經成了北平的“第一大黨”。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區一貫道徒2萬多名——1950年全區只有14.3萬人。華北另一重鎮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20餘萬人。一些農村地區,一貫道徒占人口的比重更加驚人,河北隆化縣解放前一貫道徒5.3萬人,約佔當時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山西省天鎮縣在1950年有道徒3.3萬名,佔當時全縣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河北省宣化縣有道徒3.6萬多人,約佔當時全縣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為成年男性。1951年初綏遠省的不完全統計,全省一貫道人員估計在30萬以上,約佔全省人口的11%。個別地區間題更加嚴重,如興和縣加入一貫道者佔全縣人口的14%強。一貫道不僅人數多,並且滲透嚴重進了新政權的基層政權和組織。山西省代縣74%的農村支部均有黨員參加一貫道,全縣不到三幹名黨員中,有18%參加了一貫道。

天地會最後走向“反清復明”;義和團最後走向“盲目排外”;一貫道最後墮落成“反動會道門組織”,都是“江湖”日後被改造——或被民間政治勢力,或被廟堂力量——的結果。尤其是後兩者,給社會帶來了不小的災難和教訓。但在其初始,它們卻本是社會缺陷的產物,是“廟堂”的逆子。

廟堂之外,“江湖”之中,有另一個近代中國。

《白石老人自述》中,齊白石說起過一段往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大旱災,饑民一群一群到有錢人家吃飯。“他們去的時候,排著隊伍,魚貫而進,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亂搶亂撞的。到了富戶家裡,自己動手開倉取谷,打米煮飯,但也不是把富戶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幾頓飽飯,又往別的地方,換個人家去吃。鄉里人稱他們為‘吃排飯’。”

這是儒家“禮法”治下中國鄉村裡社會保障和救濟的場景。但可惜的是,這樣的場景並不多見,雖然我們的民眾已是最好的民眾。史書裡記載更多的,是轟轟烈烈的“搶大戶”,白石老人筆下溫情脈脈的傳統秩序蕩然無存。

社會保障缺失之處,必有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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